历史深处的误会 作者:傅国涌-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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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表面上安安静静似乎没有任何波澜的日常生活中。
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所代表的苏联解冻文学就是在深刻表现 人性的意义上成为震撼世界的文学，尽管他们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前者因为在意大利出版《日瓦戈医生》于1958年遭到流放；后者自1965 年起不断遭到抄家、监视和警告，1974年被驱逐出境。他们的文学早已 超越了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的党内派系斗争和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而是
直接表现了人和人的反叛，这是文学永远的主题。所以，解冻文学虽然有
着它时代的特点，但它是真正的文学作品，不仅激励、震撼了前苏联人民， 也深深地打动了世界上一切向往真善美的人们，从而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 了极其重要的一页。真正的文学是超越时代、超越种族、超越阶级和超越 地域的。人类的共同追求是息息相通的，总是有一些共同的追求在不断地 激励自己、折磨自己。所以我们在阅读古代文学时依然能深受感动，这也。 是莎士比亚的作品不仅为西方人所喜爱，也同样陶醉了东方读者的原因， 这是人类精神追求的共通之处。只要文学表达的是人的这种追求，即使在 一个专制、落后的国度也同样能够产生伟大的文学，它掲示的是人类共同 的命运、是人类对永恒的追求。它让我们目睹在这一环境下人与社会的冲 突、人性的悲剧和人为良知与理想所付出的代价。这正是苏联解冻文学的 特点。
创作这种文学作品需要直面现实的勇气，需要无比顽强的毅力，需要 抵制任何来自非文学力量的压制、侵蚀和奴化，很多时候甚至需要牺牲自 己的幸福，乃至生命。没有作家们以他们自身的痛苦、智慧和不屈，没有 他们为保存人性所作的努力，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苏联就不可能产生出 这种超越地域与时代的伟大的解冻文学。解冻文学保持并发扬了伟大的俄 罗斯文学传统，保存了人的真正追求。
跳出“周期率”
——我对中国近代史的一点看法（代后记）
成王败寇、14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逻辑支配 了中国至少几千年，以暴易暴、循环往复的历史从未改变 过。1945年7月抗日战争即将结束，黄炎培有过一次延 安之行，曾和毛泽东作了一番著名的窑洞对话——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 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 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 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 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 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 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 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
炎培《延安归来》，《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204 ？ 05页，文汇 出版社2000年版，）
58年后，重温窑洞对话，跳出历史的“周期率”仍是一个值得探讨 的未完成题目。当历经世变沧桑的黄炎培在延安提出这个问题时，他曾亲 眼目睹清朝垮台、共和肇建、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蒋介石政权在血泊 中浮起，从“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大量事实中，他总结出的历 史“周期率”，无疑具有深刻的洞悉力，但他对造成这一 “周期率”的原 因所作的分析却远远不够。他说：“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 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 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 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 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 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 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黄炎培《延安归来》，《八十年来——黄 炎培自述》204页）他所想到的原因都是人治方面的，也就是他自己概括的 “政怠宦成' “人亡政息”之类。毛泽东回答他们已经找到了跳出“周期 率”的“新路”。黄炎培对此深信不疑：“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 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个地方的事，公之干 每一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
怕是有效的。”（黄炎培《延安归来》，《八十年来一？黄炎培自述》20S页）何况，他
的延安之行真正算得上是走马观花，所以他才会说：“延安五日中间所看
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黄炎培《延安归来》，《八十年来一一黄炎
培自述》205页）
一部近代史就是民主与专制反复较量的历史，专制始终阴魂不散。要 走出历史“峡谷”、跳出“周期率”真是步履艰难，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 血啊丨其中原因固然有很多，要其大者无非是这样几条：在上者终究难以 摆脱“打江山、坐江山”的传统心态，打不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 无限权力模式；在下者难以从帝王崇拜情结中解放出来。中国传统文化的 大部分说穿了也只是为帝王服务的文化^两千年来，作为民族灵魂的知识
分子从肉体到灵魂都是扭曲的、跪着的。即使其中的优秀分子也走不出 “屈原人格”的阴影，“第二种忠诚”总是在他们心头萦回不去。屈原“忠 而不见信”，坚持直言敢谏，不惜失去官位甚至生命，尚有人格可言。尽 管愚忠算不上独立的现代人格，但与一切苟活者不可同日而语。至于蝇营 狗苟之徒，媚上、势利，热衷功名利禄，依附权势等等，不一而足，那就 更加等而下之了。正是他们在日夜复制着为帝王服务的文化。
从“屈原人格”到“蔡锷人格”穿越了二千年时光的隧道。蔡锷起兵 反对袁世凯称帝，绝不争个人权位，而是“为国民争人格”，以三千羸弱 之卒抗袁氏十万雄师，毫无畏惧。功成身退，实践承诺，决不留恋。“蔡 锷人格”为近代中国树立了一座丰碑。
在蔡锷出生前三十多年，一场起自偏僻的广西山区的急风暴雨式的农 民暴动，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席卷了大江南北，震撼了整个华夏大地。 拨开笼罩在洪秀全他们头上的神圣光环，我们发现洪秀全也好、杨秀清也 好，这些一心要在人间建造“天国”的人们，建立的到底是谁的“天国” ？ 昭然若掲，所谓“天国”，只不过是他们个人穷奢极侈、享受荣华富贵的 安乐窝，而对广大百姓来说同样是地狱，甚至比满洲人治下的地狱还不 如。他们的作为常常让我想起土谷祠中阿Q的“革命”梦，卑微的阿Q也 想“革命”，但他“革命”的目的很清楚，就是为了吴妈、“秀才娘子的 宁式床”，女人、财帛这就是他全部的追求。在本质的意义上，一切农民 造反者，成功的或失败的，从借助上帝外壳的洪秀全到欲造反而不得的阿 Q等等都是一致的。他们的追求是由他们身上的文化基因决定的，他们不 可能给古老中国带来新的文明因子。
如果说有变化，那么变化是从康有为、梁启超那个时代开始的。1895 年，13岁的少年蔡锷考中秀才的时候，康有为们已经在北京准备“公车上 书”，提出变革的要求了。三年后，维新运动热火朝天，康有为活跃在北 京新政的舞台上，16岁的蔡锷徒步跋涉，从家乡湖南邵阳来到生机勃勃的 省会长沙，考入时务学堂，成为梁启超的学生。然而，当百日维新被慈禧 太后扼杀在血泊之中，康有为流亡海外以后，并没能“与时俱进”，承担 起推动中国文明进步的责任，他的身后始终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就如他 思想深处也拖着一条“保皇”的尾巴。正因为他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他的 弟子梁启超才会和他分道扬镳。康有为是近代中国的一个神话，这个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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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干他对“帝王师”的执著追求，他把这一目标摆在最高的位置，处处以 帝师自命，不惜虚构戊戌变法的历史，掩盖真相，造衣带诏，在华侨与留 学生中宣传保皇，筹巨款以自重。说白了，玩的都是权术，念念不忘的只 是他个人的荣辱地位。他周游列国，刻了一颗长达27个字的图章：维新百 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其中 不无得意，然而毕竟与时代愈来愈远了，历史无情地将他淘汰出局，就如 另一个曾走在时代前列、领过历史风骚的严复，最后竟沦为“筹安六君子”
。
孙中山的出场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的转型，结束了绵延数千年的帝制 时代，将皇冠、血缘世袭制等为特征的王朝体制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为 中国引入了全新的共和政体。之后，袁世凯皇袍加身的野心、张勋拥废帝 粉墨登场的企图都如昙花一现。近百年来，不管有多少风云变幻，任何独 裁者想恢复一家一姓的王朝美梦都失去了可能性。这是孙中山、黄兴他们 留给历史的最大功绩。孙中山缔造民国，功在千秋，他的所有缺憾都不能 与他这一巨大功绩相提并论。
尽管孙中山身上也有历史性的遗憾，比如1920年1月，他对北大学 生张国焘、康白情、许德珩等说：“你们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很好的，你 们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的。但你们无非写文章、开大会、游行请愿、奔 走呼号。你们最大的成绩也不过是集合几万人示威游行，罢课、罢工、罢 市几天而已。如果我现在给你们五百支枪，你们能找到五百个真正不怕死 的学生托将起来，去打北京的那些败类，才算是真正革命。”中国历史上 的改朝换代（无论上层的宫廷政变，还是下层的农民起义）都是暴力造成 的，近代以来的历史也反复表明，只有暴力才是决定中国政治的最后声 音。孙中山没有看到“五四”的重大意义之一就在于它给中国提供了另一 种有别于暴力传统的先例。它的力量是思想的力量、思潮的力量，它反对 旧思想、旧文化、旧势力，倡导新思想、新文化，并不从政治层面入手， 以夺取权力为目标。这是一辈子从事暴力革命的孙中山所难以理解的。即 使在他高度肯定“五四”的《致海外国民党同志书》中，思想也是为政治 服务的，而不具有自身独立的价值。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重建中华革命党。这不是一个公 开的政党，全体党员要服从党魁命令，各具誓约，誓愿牺牲生命、自由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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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还要在誓词上加印右手中指指模。“首以服从命令为惟一之要件。凡 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党章中把党员分 为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在革命成功以后分别为元勋公民、有 功公民、先进公民，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了大部分人的公民资格。这是 典型的“打江山、坐江山”的中国式逻辑，他忽略了没有人权概念的广泛 普及，没有公民社会的形成，民主制度不过是空中楼阁，这不是依靠对革 命者授予优先特权、论功行赏就能解决的。
回首漫长的革命征程，面对一连串的失败，孙中山晚年转而向新生的 苏联寻求帮助，走上“联俄联共”的道路，并以苏共模式改组中国国民党。 1924年1月20日，他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以 党建国”、“以党治国”、“党在国上”的观点，“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以 党建国”，“把党放在国上”。这一 “党在国上”思想为蒋介石将“民国”变 成“党国”铺平了道路。在有着深厚王朝传统的土壤上，由“家天下”到 “党天下”只有一步之遥。对于身后出现的“党国”，孙中山虽然始料未及， 但不能不说是他留下的最大遗憾。
陈英士、陈炯明都曾是追随孙中山的同盟会人，他们在上海、广东掌 握权力之后，无视约法，铲除异己，钳制舆论，枪杀报人，草菅人命，一 点人权观念也没有，孙中山对此无可奈何。陈英士派人刺杀光复会领袖李 燮和、陶成章，枪杀陶骏葆。陈炯明限令解散临时省议会，血腥镇压其他 民军，悍然枪决著名报人黄世仲。《广州公言报》、《陀城日日新闻》主持 人陈听香仗义执言，陈立即下令封闭两报，并将陈听香逮捕枪毙，比张作 霖等军阀杀邵飘萍、林白水早了 13年，那时离民国成立仅三个多月。这一 切充分暴露出人性中阴暗、残酷的一面。其实，在“打江山、坐江山”的 心态支配下，无论什么人掌握了没有制约的权力，都将是危险的。权力腐 蚀人，为了巩固到手的权力，昔日的理想主义者也会蜕变，缺乏有效的权 力制衡，缺乏对异己、对不同声音的包容，结果只能在兴衰成败的“周期 率”中打转。
宋教仁和蔡锷两个湖南青年都是中国政治史上异质的因子，他们像彗 星一样过早地陨落，是民族的重大损失。宋教仁有着阳光一般的性格，他 试图把中国政治引入阳光的轨道。他身上没有敌人意识，从不怀疑政敌的 人格，对中国政治的险恶缺乏清醒的认识。在民初转瞬即逝的舞台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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刹那的光华几乎照亮了数千年的黑暗。他以为有了民国，有了宪法，实现 两党制、责任内阁、权力制衡、自由竞选乃是天经地义的。他组织国民党， 亲自拜访梁启超，以轮流执政相期许，和袁世凯的亲信过从甚密，对袁也 并无恶感，即使在上海火车站中弹之后，他在弥留之际口授的电文中仍对 袁抱有希望。你可以说他幼稚、说他糊涂，但你不得不承认他是适合推动 民主的政治家，也难怪他曾刮起永远令人怀念的“宋教仁旋风”。他的阳 光性格正好与袁世凯阴暗、自私、不可告人的帝王心态，以及无限权力不 容他人觊觎的传统政治规则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袁世凯以残忍的手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