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深处的误会 作者:傅国涌-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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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三中华革命党
辛亥革命前3年，同盟会内部发生多次严重纠纷，矛头都指向领袖孙 中山。孙中山也因此先是在旧金山组织同盟分会时把同盟会改名为“中华 革命党”，把誓词改为“废火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革 命逸史》第三集叩4页）后来又在南洋通告将盟书里的同盟会员字样改为中华 革命党党员，但中华革命党并未正式成立过。
1913年二次革命的失败给了孙中山惨痛的教训，这位民国的国父竟 然在自己的国度里成了通缉犯，被迫再次流亡海外。他在那些痛苦的时光 里思考着失畋的原因，思考着革命的出路，准备第三次革命。最后得出的 结论是由于组织涣散，不服从他的号令，他的想法得不到贯彻，“党员皆 独断独行，各为其是，无复统一”才导致失败。他自称南京政府时期，“忝 为总统，乃同木偶”，一切都由不得他主张。后来他写《建国方略》时进 一步提到“是以予为民国总统时之主张，反不若革命领袖时之有效而见之
施行矣”。（《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丨58页）
正因为如此，孙中山要重建▲个秘密的革命党，而不是一个公开的政 党。这次立党“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 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孙中山全集》第三卷92页）要全体党员服 从党魁命令，各具誓约，誓愿牺牲生命、自由权利，服从命令，尽忠职守， 誓共生死。《中华革命党总章》第七条即明确规定“凡进本党者必须以牺 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久遵 守。”（《孙中山全集》第三卷98页）在孙中山手订的入党誓约中有“愿牺牲一 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 贰心，甘受极刑”这样的誓词，（《孙中山全集》第三卷97页）还要在上面加印 右手中指指模。第十条规定“凡党员有叛党行为，除处罚本人之外，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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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应负过失之责”。（《孙中山全集》第三卷98页）
《中华革命党总章》第十一至十四条按照入党时间先后进一步把党员 分为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在革命成功以后分别为元勋公民、 有功公民、先进公民。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的优先权利，有功公民 有选举、被选举的权利，先进公民则仅有选举权利。“凡非党员在革命时 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孙中山全集》第三卷98页）就这样，这个伟大 的民主主义者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了大部分人的公民资格。他试图通过 对党员的严格约束，划分等级，论功行赏来实现他的理想，实际上和他追 求的民主、共和理想背道而驰、越走越远。据他当时的主要助手居正回忆， 他还发表了这样的谈话：
“一、革命必须有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 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
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
服从。
三、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 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 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有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 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我绝对对 同志负责任，绝不会领导同志向专制失败路上走。我是要以一身结束数千年 专制人治之陈迹，而开亿万年民主法治之宏基。
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时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 敢说除我外，无革命导师/ （居正：《中华革命时代的回忆》，《居正文集》上册 207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I989年版）
作为当事人和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他的回忆是真实可信的。从这里 “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打江山、坐江山的中国式逻辑都已经呼 之欲出。
所以中华革命党成立之初就遭到革命党人内部的强烈反对，黄兴坚决 4、加入，并远走美国。二次革命的风云人物李烈钧、柏文蔚等都拒绝参加；
连老同盟会员谭人凤等也远离了孙中山。黄兴批评服从一人是违背了孙中 山自己倡导的自由平等主义，加盖指模“几近污辱”。对此孙中山解释说：
“第三次革命之后，绝不如第一次之糊涂，将全国人民名之曰国民；必 其有心赞成共和，而宣誓注册者，乃得名之曰国民。然至成功之曰，其宣誓 注册之人，自然争先恐后，举国若狂，亦恐根底不固，易为巧诈，借名取利， 容易把真心原始之革命党推翻，如袁氏近日之所为。故定事前首义党人有优 先杈利，选举执政当在首义党人，民国乃能巩固。然到时冒称为首义党人，
欲得元勋公民权者必纷纷也。如第一次之官僚劣绅，向来反对革命，杀戮党 人；及一旦革命成功，此辈则争先自号为老革命党，把持一方杈利。而向曰 真心革命志士，且多被此辈杀戮，真伪莫分，热诚志士，成败俱遭惨祸，实 可痛也！故第三次成功之后，欲防假伪，当以指摸为证据。盖指摸人人不同， 终身不改，无论如何巧诈，终不能作伪也，此本党用指摸之意也……况今曰 之法，乃欲行之于全国国民者也。吾党为首义尚不肯为，他日全国更何能望 其一律遵行也……总之，指模一道，迟早要盖，今曰为党人不盖，他曰为国 民亦必要盖。倘以外国待犯人为言，则外国待犯人，往曰单独以照相行之，
岂吾人则永不照相乎？ ”（《孙中山全集》笫三卷！41…M2页）
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血的教训中得出了这些沉痛的结论，但他忽略 了他所追求的是自由、平等、人权，国民性的整体缺陷不可能通过对革命 者授予优先的特权就能加以解决。没有人权概念的广泛普及，没有形成公 民社会，当然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孙中山先生试图陚予革命党人 以参政、执政的特权来确保革命理想的实行也是空洞、不可靠的。他在中 华革命党时期最得力的助手陈其美当初在上海主政，一样是滥杀无辜，光 复会领袖陶成章并不是死在“官僚劣绅”的手里，而是陈其美这个响当当 的老革命党人指使另一个革命党人蒋介石干的！这样的例子在民国之初也 不是孤立的。阎锡山、唐继尧、陈炯明等也都是老革命党，他们的所作所 为我们都很清楚，和北洋军阀又有什么区别？ ！
人权没有保障，即使是“真心原始之革命党”当政，也同样没有真正 的共和可言。孙中山先生没有看到问题的要害所在，只能以指模、誓约（所 谓“甘受极刑”）来推动革命，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大败笔。所以孙中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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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革命党在反对袁世凯帝制的护国运动中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已经不是
站在历史的浪尖上。
十几年后，在蒋介石的南京政权身上我们就能看到当年中华革命党的 影子。所谓革命，只是给了少数人分赃的机会，这是孙中山始料不及的。 如果他本人活着，他的人格、威望、无可比拟的号召力，革命成功之后建 立的新政府不至于马上堕落为一个腐败、专制、黑暗的政权。一个没有了 孙中山的国民党一旦取得政权，他们能够做的当然首先就是按等级分封职 位，而孙中山理想中的宪政目标则可以被无限期地拖延。
遗憾四“党在国上”
辛亥革命前16年的流亡生涯，二次革命后3年亡命日本，一次次的 失敗，一次次的教训，特别是1922年孙中山一手扶植起来、倚为长城的陈 炯明叛弃了他，孙中山称之为“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文率同 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倭指，顾失败之 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盖历次失败虽原因不一，而其究竟则为失败于敌 人。此役则敌人已为我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
（《致海外同志书》，《孙中山全集》第六卷549页，5H页）
孙中山回首漫长的革命征程，是一连串的失败、流血和牺牲。亲密战 友陆皓东死了，郑士良被朋友、叛徒毒死，黄兴英年早逝，宋教仁、陈其 美被袁世凯刺杀，朱执信、程璧光死于桂系军阀之手……辛亥革命失败 了，二次革命失败了，护法运动失败了，中华民国依然只有一块空洞的招 牌，他曾经争取日本的支持，也寻求过西方列强的帮助，但都没有得到回应。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21年底，孙中山在桂林会见了共产国际代表 马林，开始联俄外交，向新生的苏联寻求帮助，逐步走上一条“联俄联共” 的道路，并以苏俄模式改组中国国民党。在1924年1月20日召开的中国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首次提出“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党 在国上”，也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孙中山提出要将大元帅府变为国民党政 府。“现尚有一事可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 政党，握权更进一步；我们现在并无国可治，只可说以党建国。待国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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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去治他”。（《关于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孙中山全集》第九卷〗03页）明确
提出“应该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以党建国”，“把党放在国上”。（《关于
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孙中山全集》第九卷页）
这就是后来蒋介石的党国的由来，蒋介石正是利用了孙中山的理论和 他《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的三时期说，以国民党训政的名义实行一党专 政，把民国变成了党国。
1924年1月25日，孙中山在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中说得很明白，二 次革命后“在日本虽想改组，未能成功，就是因为没有办法。现在有俄国 的方法以为模范，虽不能完全仿效其办法，也应仿效其精神，才能学得其
成功。”（《关于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孙中山全集》第九卷137页）他的建军思、 想也是要“按照苏联式样建立一支军队”。（1924年1月，孙中山与鲍罗廷等的 谈话，《关于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孙中山全集》第九卷I82页）蒋介石曾到莫
斯科学习过军事，所以孙中山留下的国民党是仿效苏俄党的模式重建起来 的，军队最初也是搬用了苏俄的一套。
1924年改组的国民党引入了 “党在国上”的模式，仅仅一年后孙中 山先生就黯然去世，在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党领导集团中再也没有人能深 切理解“民权主义”的意义。虽然孙中山在国是遗嘱中要求他的同志们依 照他的《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等继续努力，但他的后继 者在继承孙中山的遗产方面除了把他的“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党在 国上”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以外，其他的大部分都被置之脑后了。所以我 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政权，最终导致了败退孤岛的结局。
这恐怕不是孙中山的原意，但与他留下的政治遗产不无关系，他晚年 源自苏俄的“党在国上”思想无疑为蒋介石将民国变成党国铺平了道路。 在这块有着深厚帝王传统的土壤上，由“家天下”到“党天下”仿佛顺水 推舟。对于身后出现这样的局面，虽然是孙中山先生始料未及的，但却是 他留下的最大遗憾。
孙中山的历史性遗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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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宋教仁
宋教仁只活了 32岁，但他的名字在中国史上怎么也 绕不开。无论是支持民主，还是反对民主的人，都绕不开 宋教仁这个名字。他在20世纪初那个昙花一现的瞬间所 掀起的民主旋风，至今仍是中国民主宪政史上一道壮丽 的风景线。宋教仁的话题是有关中国民主化的一个聚焦， 袁世凯暗杀宋教仁是中国民主化步履艰难、充满痛苦、血 腥的开端，它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个标志。在某种意义 上，袁世凯和栄教仁也成了中国的象征，袁世凯代表了中 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专制势力，宋教仁代表的是中国近 代以来对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人类主流文明的追求。
袁世凯为什么要杀宋教仁？
现在不少人指责宋教仁是个“议会迷”，陶醉于西方 那一套议会民主、多党选举制度，不了解中国国情等，但
是宋教仁为探索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他的理想、他的精神、他的人格追求永远不能被亵渎，他对中国宪 政民主的贡献永远不能被抹杀。在1913年春天的中国，几乎所有有 良心的中国人都曾为宋教仁之死感到痛苦和不安，尽管他们的政治 观点千差万别、形形色色，却都认为宋教仁是一个矢志于民主事业、 有能力调和南北的政治家。他在民初的政坛上是个独一无二的人物， 是不可替代的，这一点，也许是人们和袁世凯唯一的共识。
1912年秋天，宋教仁联合五党组成国民党，熟悉他的人都说他 “头脑明细，手段灵敏”，袁世凯所支持的共和党无法与他匹敌。他 鼓吹责任内阁、政党内阁，他认为“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 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 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在政治上 表现出顽强的进取精神，同时又有极强的活动能力和丰富的宪政知 识。谭人凤一语道破，“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未教仁”。
面对这样一个人物，一世奸雄袁世凯岂能无动于衷。在宋教仁 辞去农林总长后，“袁极力牢笼，饵以官，不受，啖以金，不受。日 奔走于各政党间，发表政见，冀以政治策略，为有次序之进行，改 革一切弊政，一时声望大哗。”（《谭人凤集》）先是袁世凯有意让他出 任总理，刘揆一、范源濂等出面力劝，孙中山、黄兴、唐绍仪等也 劝他就任，但他坚持政党内阁的主张，所以坚辞不就。
袁世凯送他西装，连尺码都非常准确，还送他交通银行五十万 元的支票一本，请他自由支用，但宋教仁只略取少许（二三百元）， 离京南下前夕即让赵秉钩交还袁，留信一封表示谢意：
“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