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言情录-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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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继续专心地听与记，直到你喊到我的名字。该我陈述了。没有一点的紧张，原本就打算实事求是地说说自己的想法，开题不是表演赛，只是热身赛，老师们提的意见越多也便越有收获。事实也的确如此！开题后，我的脑子里已经有80％的书稿了，本身我对这些材料也是比较熟悉的。只是原来不知杨老师到底想要我怎样做，或者他要我做的“话语体系”的考证我没有思路。鲁、魏的建议都有直接指导作用，他们一句话我就明白了，省去我很多弯路。但在我这里最“过分”（请允许我用这个词）的也最全面的要算你了。你要对全组的博士后把关，所以，会毫不留情地直面每个人的问题。而对于我，似乎是指导多于质疑，几乎没有质疑。你说着，我不停地用笔记着。说完了，记完了，其实提纲甚至全文都要出来了。说到阶段性成果、最终成果的问题，我解释是因为《费尔巴哈论》、《起源》、《反杜林论》等我现在手头就有现成的材料（也是在做社科基金课题的过程中积累的）。您就回过头去问柴，1版、2版中有无现成的资料等等。当杨老师提到让我做考证的时候，你立刻又回过头对杨老师说不要让我那么做。我当时真的很感动！语言是情绪的直接表露，尤其是在即时交流中。杨老师是我的导师，但几乎没有说上什么话，你几乎是一个人大包大揽地把我的问题就给说完了，该怎么做也给说完了。我就是再笨也都知道怎么做了。
写到这里，回想起那个场景，心里暖暖的。我几乎不敢抬头直视你，因为旁观者一眼就能看到我眼神中的一些东西。我现在只记得自己微低着头，红着脸，觉得脸发烫，嘴角要扬起笑容了，但不敢，于是左手在桌子底下，用大拇指的指甲盖掐着自己的食指，疼了，一直掐着，忍住了那份要从嘴角上扬起的幸福。那可能就是几分钟，多么希望时间就此凝固啊，就像牛顿所讲的时间是条均匀流动的河流、空间是个可以随意取放东西的大箱子，我要祈祷上帝把我送回到那几分钟的时空中。那是怎样的一种幸福啊？怎样的一种感动？这几天以来，无论我的心情波动到了哪个峰值，我都无法忘却那一刻的感受。在场的每一个人只要是心智健全，都能感受到你的态度与倾向性。太明显了！我自作多情了？？不，不会的。结束后，秀敏还跟我说，数我的说的最多了。后来，到了最后一位陈述时，我仍然坐在你的对面。我也在拿笔记着，但几乎不进脑子了。可能思绪神游去了。下午的心情素描——飘在云端的幸福。
开题结束后，秀敏要请我吃饭（我们还挺投缘），当时你的其他几个学生都在场。我坚持做东，其中有一份道不明白的原因（我暗自觉得自己与你很亲近，也许现在算是编外的学生吧）。开题了，该怎么写心里有数了；已经向你表明非来局不可的心迹了，自己知道问题的解决只在迟早了；白色衣领下有两个晶莹剔透的水晶（深蓝与浅蓝的心），带给我愉悦的能量。于是，就喝了点酒。期间，接到姚颖打来的电话，叫我去中宇饭店，说是有几个领导要过来敬酒。我毫不犹豫当时就想到了是你（事实证明，我多傻啊，根本不是）。
从西单出来，我还回了趟宿舍，换了身衣服，去了中宇饭店。在大厅里，曹荣湘的三个学生已在，广西师大的靳书君（也是杨老师的学生）一会也来了。我们几个一桌。我在那边已经吃过，酒也喝了不少，在这边就傻等着。等着“领导”来敬酒。姚颖不时过来说，领导们还得一会过来，客人还没有走。这期间，我还以为你也在中宇饭店，就给你发了条信息，希望你知道我在（要是知道你那天根本就不在，我就不会去中宇）。大家不咸不淡地聊着，中间杨、曹、胡、姚过来敬了一次酒。杨老师好像没有对我的开题作任何评价，也没用以往的那种客套的鼓励“好好做啊”，好像在曹说到杨老师“总招美女”时，杨老师说美女水平高啊。之后，我还在那里傻坐着，靳书君要走，问我走不走。我还说坐一会，我死脑筋的还以为你还要来敬酒。我根本不知道那天有哪些人在。
下面好戏要开场了：
曹和姚专门来我们桌聊天。大厅里，好像只剩下这一桌人了。除了他们俩，还有曹的三个学生（二男一女，此男生是脱产的），再有我。曹一上桌，好像开口第一句话就是“衣局长说了让你开题后回去了吧？”或者是“衣局长说没说让你开题后回去？”（记不清了，好像是前一种）。我不明白啊，因为你根本没有跟我提到我这个事情，我不明就里。我好像什么也没有说，也没有追问这个事情。就刚好叉开话题说到了另一组的一个事情。然后曹的学生好像有两个拿到博士后基金了，恭维曹说他选题准；曹说让这个男生要对师姐们好，要照顾师姐们包括我；曹说要完成好秘书长交办的事情，姚颖要照顾好我，姚颖说一定啊。好像还聊了几句什么，不记得了。
接着，这个很清楚的，姚颖提醒曹“要照顾我们常艳美女啊”。于是，曹就打算好像要跟我说什么了。我就坐到他旁边。说之前，我先敬他酒了，好像干了半杯的。他说“常艳，我可以帮你什么吗？”我不明白，就说我进站以来承蒙他的关照（客套话），谢谢啊之类的。然后，曹就说，“你啊，误会我和秘书长了。”接着，好像说，“有些事情（或者说说有些人？）是靠不住的，我们是为了你好。要不然，到了明年，你档案过不来，比较惨之类的。”问我，“到底来不来？”我说：“来啊，当然来了。要不我来编译局读脱产博士后干嘛呢？”然后问我现在职称到了什么程度？我说副教授应该很快就有正式结果了，学位证、毕业证交到省里了，等着办证啥的，应该十一月初会有结果吧。说到这里，以我的智商还能理解。接着他说，中央编译局也不是中央政治局。要两边努力。问我自己行不行？我说，怕是不行。（要是行，我早拿出档案了，也不至于折腾到现在）然后他知道这个结果后，就说了一堆。说的啥我现在真记不得了。因为我当时就没有弄明白，觉得他在绕。我不喜欢绕弯子，自己性子比较直，头脑其实也比较简单。
于是，我就又喝了一些酒，脑子更晕了，甚至中间间或有几秒“短路”状态。我希望他不要绕弯子，直接说，绕来绕去我真的越发糊涂，不知他找我说半天目的是为了啥？但我再晕，也知道是有两个结果“调档案来”、“转成在职”。接下来可能是在我的“直接、急切而无技巧”的追问以及他的“含糊的甚难出口”的默许中，那个“难产”的结果终于出炉了。我问他代表谁跟我说。他说“你想想我现在在哪里”，在办公厅啊。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你现在还住在局里安排的公寓吗？”我压根不明白是啥意思。他要撵我走吗？还是啥意思？我现在仍是一头雾水。我这个笨蛋（叫我笨蛋一点都不为过，真的真的很笨）在酒精的刺激下更加气愤。不就是这么个结果吗？至于这么大费周折地叫来一堆人见证我的窘境吗？（一开始，曹谈到来局的事、档案的事，他的那两个女学生似乎是一种羡慕的眼神；后来，是一种困惑的、迷茫的表情；再后来，是一种无限的同情与怜悯）我一晚上傻傻地等，傻傻地盼，就是因为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自己做出的一种错误判断，以为又要见到你。结果，是为了等来这样的一种“摊牌”。不知还说了些啥，但当时一切的信息给予我的大脑的信号就是曹代表你来跟我说，让我回去。
要崩溃了，简直要崩溃了！还想喝酒，但好像没有了。我抓起电话走出大厅，拨了你的号。2次，响了很久，无人接听。回到桌边穿好大衣，不想和这里的人再多说一句话。觉得这是设了个局和我谈，专门谈的。好，我知道结果了，我服从。可是，从我的座位走到吧台也就是几米的距离吧，我控制不住自己，真的，不知哪里来的勇气和力气，我拿起东西就摔了出去。那一刻，眼泪也不争气的出来了，觉得自己一直以来构建的“乌托邦”也轰然倒塌。气的不是结果本身，而是如果真如曹所暗示的是你来让他做说客，说服我回去，那么，你对我的好就是假象。如果这个假象成立，那就更可怕。下午还生活在云端，晚上就到了地狱（那一刻我就觉得是地狱了，呵呵，太在乎了，在酒精的作用下，脑子实在是不好使啊）。晚上的心情素描——迷雾阴霾中的爆发。
“宁静中舒缓的愉悦——飘在云端的幸福——迷雾阴霾中的爆发”，这便是27日的心情写照。《北京人在纽约》中有句话：“如果你爱一个人，让他去纽约，如果你恨一个人，让他去纽约。”借用过来，如果爱一个女人，让她飘在云端吧，如果恨一个女人，让她直接跌落到谷底吧，不给一丝一毫的缓冲机会。这份“落差”的杀伤力真的很强大，足以瞬间摧毁一个人的意志。我现在能够平心静气来描述，说明我“发疯”后已经冷静，能理智面对一切，客观剖析自己。
来讨论一下我自己“构造”的关于你的“乌托邦”（也许此处会产生歧义，会让你觉得还有关于其他人的“乌托邦”。其他的不需要我构造，或者换个说法，我常常成为别人的“乌托邦”，我装傻就是了，没什么的）。这份情愫我心里之前一直是有的，但你没有责任吗？你对我至少是有回应的。如，我那次酒后让你抱抱，你说“这儿人多”，你的这个回答本身就很可笑，恰恰是在那种突发状况下你的应激反应是最真实的。你为什么不一下子断了我的念想？在太原，晚上，两个人短信不断，你也有些游走在边缘的话“真有意思，在这里我们比在北京还离得近”。上次见面，我多想多想留住你，但我没有。你走肯定是有事情，我听话就是了。你走了以后，我傻傻的、幸福的一个人待到第二天。在那个私密的空间中，你我都明白，只是彼此多了一份郑重罢了，让过程长些，美好些。我不信，也不愿意说服自己相信，你会随便送女人首饰。也许你认为这是人与人交往中的正常的礼节性的表示，或者就是哄小孩的，不代表什么。若如此，那我就认了，无语了，算我自作多情了。说这些，是要你知道，我是经不住你这样的男人如此对我“好”（在我看来，已经算是对我好了）的，我没有抵抗力的。我觉得自己也挺优秀的，无论是善意的喜欢还是别的什么，我不缺少来自男人给予我的自信。
多么希望那天晚上我没有去中宇饭店，多么希望我的记忆就停留在那天下午。多么希望曹是酒后乱说，没有表达清楚，我也没有理解清楚。多么希望事情就是很简单，没有那么多的复杂。
如果我在山西是正你要的结果，那我也就释然了。我也记着你那几天在信息中总说要我开心点，嗯，如果这样你开心，我一定也会让自己开心起来。。。。。。】
以上是我写给衣老师的邮件。
补充：
邮件中没有给衣老师说，其实那晚我被姚颖和谢来辉送回宿舍后，我强烈要求他们离开，并保证自己没事。然后就爬上了窗户。张萌萌住的那间，外面是大阳台。我就跑到阳台上，骑上了窗户。尽管有酒精的作用，可我还是不忍心离开这个世界。我脑子里是父母双亲怎样供我上大学，我的孩子是多么可爱；如果我一下去，明天家人必定就赶到了，可任何人不会为此承担责任的，“酒后失足跌落”可能就是最后的结论了。望着楼下，似乎有人在下面，但没有人知道我这个“疯子”要干嘛。世界每天都不缺少新闻，我无须再添一条。我竭力说服了自己已经被酒精与愤怒充斥的思维，下了窗。
直至现在我也无法真正原谅衣老师和杨老师的是，他们27日晚上谁都没有接我的电话，第二天也没有任何人接我电话，回我电话。衣不知道在中宇发生的事情，而杨老师是知道了的（姚颖当天晚上就给他打电话说了，而且提到我情绪不好）。
第二天，也即10月28日，杨和衣在编译出版社参加乔迁之喜庆祝会。而我，却在不足12平米的屋子里费心思量，泪流满面。脑子一片混沌，到底是杨还是衣，他们要撵我走？
要是现在，我也不会伤心难过了，因为我已经明白了是谁在背后做推手或操盘手，目的是什么我也清楚。总是发生了很多事情以后，才变得头脑清晰。或者说，是有男性朋友一语道破天机吧！女性的思维与男性确实不同，所以我总是不知道衣老师他到底想干什么。现在想来，我早一点乖乖地脱掉自己的衣服，或者金钱拱手送上，就不会动不动被人找麻烦了。
之后2、3天便回到家里了，给衣老师写了上面的那封邮件。
那个时候，我不知是谁让曹荣湘跟我说那番话，是衣还是杨？现在，有了基本的判断。是衣。因为，有后来的几件事情作陪衬，就好理解了。
在家里待了一段后，我回到北京。回来后，第一件事情，是去给杨老师赔礼道歉，说给他添麻烦了。他说，你的事情我来解决，本来就是领导的事情嘛。
我还是陷自己于拿出档案的漩涡中不可自拔，我也下定决心要办好这件事情。我以为，自己需要付出些才行。没有与家里人商量（因为家里人一直也不怎么支持我想调到北京的想法，不过，现在他们也默许了，在看到我为此而折磨自己或者被折磨的情况下），我自己借了点，再加上从课题费中报的钱，又透支了几千现金，凑够了5万元（家里条件还算好，我从来没有缺过钱花，平时花销没有了就问老公要，从来没有攒过私房钱，所以到用时竟然也不方便），准备送给衣老师。
11月21日，我好像没有提前和衣联系，自己去大悦城定了房间。给他发信息在大悦城哪个房间等他，说别多想，等等。等了一会儿没有回复。我想看来今天没有希望了。我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