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烈焰-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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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毛泽东和卢德铭都不知道，在武汉的党中央正派人来湖南开展调查。
当时中共中央曾对湖南的秋收起义寄予厚望，可是预想能成功的暴动在几天内就遭失败，多数起义队伍溃散，预想的群众响应和自发暴动都未出现。这种现实，也令正准备向上海搬迁的中共中央负责人感到气恼。
于9月中旬，就派任弼时去湖南调查原因。
任弼时到了长沙，在湖南省委机关见到了同乡兼熟人夏明翰。
夏明翰是个热血汉子，为人坦诚，对党忠贞不渝，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直言相告说：
“这次我军所到之地农民并未起来，远不及北伐军到时农民的踊跃。大多数农民恐慌不敢行动，恐怕军队失败大祸临头的心理充满了农民的脑筋。秋收暴动部队的将士们非常英勇，他们为革命胜利，作出了巨大的流血牺牲……”夏明翰说着说着，不由眼眶潮湿了。
接着，在长沙主持工作的易礼容，也将秋收起义部队的真实情况作了详细汇报，并将毛泽东写给省委的一封信，交给任弼时审阅。
这一封信，正是毛泽东彻夜未眠，在浏阳上坪所写。派交通员火速送往长沙。也刚刚送到易礼容的手中。
任弼时看过毛泽东的报告后说：“一切为革命斗争考虑，我不顾及有‘诬蔑革命群众’和‘丑化贫下中农’之嫌，我们党要的是一切从革命出发，一切从实际出发。毛泽东的报告和决定，以及向湖南省委提出的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我认为就是实事求是的。”
第十章 血战东门（10）
其实，任弼时这次到湖南来，他的压力很大，他也深知作为中央特派员毛泽东的压力则更大，只是在湖南省委委员面前，他暂时还不能将中央以及第三国际的立场和观点，以及对毛泽东的指控透露出来。
作为毛泽东的老同学，正在长沙主持湖南省委工作的易礼容，听到中央领导人任弼时这样一说，似乎为毛泽东舒了一口气。
他当然很清楚，在8月18日的长沙沈家大屋会议上，在9月初安源军事会议上，毛泽东也曾提出过“夺取长沙”的暴动目标。但是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往往会出现巨大的反差，有时甚至是残酷的对立。只有通过以后长期的斗争实践，才能将它统一起来。而毛泽东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他从革命的实际出发，又提出放弃攻打长沙的主张，实际上已经与湖南省委的意见相吻合！
夏明翰也似乎松了一口气，为湖南省委，也为毛泽东。
这些问题，他和易礼容、郭亮等同志曾经多次讨论，达成了共识。
而他们的这些决定，也得到了中央领导人任弼时的肯定。
八、
秋收起义爆发前，中共湖南省委就确定了长沙暴动的计划，不过能依靠的力量是很有限的。当时被当作暴动主力的有三支，也代表了工农兵三个方面，然而事实上哪一方面也不具备一点点暴动成功的条件。市内的人力车工人、泥木工人预定为暴动主力，因为过去他们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过工会，赢得过罢工斗争胜利。可是严格而论，这些“拉车的”和“泥瓦匠”是分散的手工业工人而不是产业工人，不像工厂矿山的工人那样有组织。过去能将他们聚合到一起靠的是工会。“马日事变”后工会被查禁，骨干逃散，想让这些人力车工人、泥木工人成为有组织的暴动队伍是不可能的。何况他们根本没有枪支，连警察都很难对付，在正规军压迫下怎么暴动呢？
郊区的农民被预定为第二支暴动力量，原因是过去那里农民运动开展得早。实际上，中国近代城市郊区的农民运动虽然能得以开展，却很难深入，因为那里的农民在经济上与城市联系紧密，商业气息浓厚，很难像那些边远穷困地区的农民那样起来舍死忘生地斗争。而且由于靠近反动势力的堡垒城市，这里农民运动最早受到打击，在秋收起义前夕长沙市郊的共产党领导的农民组织根本没有几处，只掌握秘密隐藏的十几条枪。后来有人指责长沙市委负责人宁迪卿等人思想右倾，只是解散了几处团防局和惩办了几个反革命，而没有从政治上、思想上对群众进行深入的发动，造成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其实，当时根本不存在这种大规模斗争的条件。如果不“右倾”而盲目去暴动的话，不仅不可能有一线胜利希望，只能造成更多的无谓牺牲。市内医院里有500名心怀不满的伤兵，当时也被湖南省委视为可以运用的一支暴动力量。国民党军阀历来视士兵生命如草芥，对负伤的士卒更不关心，近代的伤兵闹事是家常便饭。长沙医院里的伤兵对当局不满，湖南省委利用这种情绪秘密派人动员他们到省政府去大闹，许多人纷纷赞同。然而动员他们闹事容易，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要他们中的大多数拥护共产党并参加暴动，实际上也办不到。何况，这些伤兵既没有枪支，又不是健全人，绝无可能指望他们冲锋陷阵。
此时，在长沙市内，国民党省政府已经得知共产党要暴动的消息，于是下达了戒严令。一时城内人心惶惶，群众情绪普遍冷落，路上行人都稀疏，到处都看不到有革命暴动的激情。
此时，长沙市内的国民党军有9000人，6500支枪，而且长沙周围的铁路由于未遭彻底破坏，在几天时间内就修复通车，随时可以调兵来援。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头脑清醒的领导者都认为暴动没有希望。
9月14日，当毛泽东在浏阳东门受挫后马上致信建议省委停止长沙暴动时，省委自己就看到了形势不利，再加上知道湘东的起义部队受挫，在未接到毛泽东的信之前就于9月15日发出通知，停止原定9月16日晨在长沙暴动的计划。
第十章 血战东门（11）
由于中央的命令和省委事先的决定还未取消，这一通知用个婉转的说法——“暴动延期举行”。
作为湖南省委的主持者，易礼容毫不犹豫地签署这份通知。
搞城市暴动，无异于以鸡蛋碰石头，这条道走得通吗？那么到底怎么走，起义军队伍所去何存，下一步向何处去？
无情的客观现实，已经使处在斗争第一线的领导者开始思索新的道路。
此时，中共中央的秋收暴动计划，是想在湘鄂赣粤四省同时进行。以湘赣边界为中心的秋收起义，像平地一声霹雳响起后，其他地方也出现了回声。
在湖北的蒲圻、咸宁、嘉鱼、洪湖、通城、通山、崇阳、孝感、麻城、黄安等地，起义者组织了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一度占领了通山、黄安两个县城。黄麻起义虽然失败，只剩下七十几个人？span class=yqlink》仙剑欢庵渥傲α康男纬扇次踉ネ罡锩莸睾秃焖姆矫婢慕⒖醋叱隽说谝徊健？/p》
在广东省海丰、陆丰等地，起义者组织了赤卫军和工农革命军，建立了工农兵的苏维埃政权，并开始分配地主的土地……
在江西有星子、鄱阳、弋阳、横峰、万安等地的起义。
在江苏有宜兴、无锡、江阴、崇明等地的起义。
在河南光山、四方山等地也发动了起义。
从直接结果看，这些起义随之都遭到镇压，没有一处得到成功。然而失败是成功之母，恰恰是这些失败才为夺取日后的胜利提供了最好的借鉴。
秋收暴动的受挫，和准备夺取长沙的计划落空，中国革命之路，为老百姓寻求生存之路，到底怎么走下去？
作为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的任弼时，冒着秋天的酷暑来到长沙，心情无比沉重。他决定写一个真实的情况报告，发表到党中央主办的《中央政治通讯》上去。虽然他知道这样做会带来许多麻烦，甚至将面临第三国际和中央相关领导人的巨大的压力。
九、
“不能再打长沙！坚决不能再打！”毛泽东的声音震得农家小屋嗡嗡作响，震得满世界嗡嗡作响。
——毛泽东此时正坐在床上抽着闷烟，其实他并没有说话，耳边是三团几名领导者的争吵声，他的声音是来自胸口脉搏的跳动，沉稳、坚定而刚劲。
经历了一场血与火洗礼的湘东大地，金秋的晚间已经有阵阵寒气袭来。
参加秋收暴动的人们那颗火热的心，也骤然间感到有些冷了。
起义的义旗刚刚举起，大家刚刚高呼出“暴动胜利万岁”、“夺取长沙”等口号，可是一周内三路部队都遭挫败，好容易组织起来的5000人的队伍只剩下1500人。无情的现实与美好的愿望的差距是这样大，使得队伍里一时没有了笑声和歌声，叹息和埋怨却到处可闻。
对于秋收起义的领导者，这时遇到的更是两难的处境——是继续进攻长沙，还是实行退却？
这时中共中央进攻长沙的决定并没有取消，要是坚持执行肯定会全军覆没。可要是退却的话，又没有一块现成的落脚点，而且还要被上级加上“逃跑”的罪名。
此刻，面对严峻的形势，已没有多少研究的时间，必须立即做出选择。
在两种意见争执中，毛泽东已毅然决定实行退却，拉起队伍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
——当时的人们不会想到，这一决定不仅使毛泽东本人在人生中走上一条全新的道路，也为中国革命开创出一条全新的道路。
虽然是一条用革命者的鲜血洗出的道路，但却是唯一能通向胜利之路……
这是公元1927年9月14日，已经快到深夜了，在湖南浏阳县东北靠近江西边境的上坪镇，农民陈锡虞家中，两盏油灯把这个10平方米的小屋照得通亮。
刚刚从东门败退下来的工农革命军第三团，正在这户人家里召开连以上干部紧急会议。
随三团行动的前委书记毛泽东也参加了会议。
第十章 血战东门（12）
窗外正下着雨，凉风透过门窗的缝隙吹进来，两盏油灯不住地摇曳，增加了会场沉重而郁闷的气氛。
到会的人有的拿着小本子记录，有的则正一口一口地吸着闷烟，毛泽东也坐在床上，一根接一根不断地吸着烟。从青年起开始，这位湖南学子没有别的嗜好，就是爱吃辣椒和爱吸烟，越是遇到烦闷的事，烟抽得就越厉害。
会议一开始，大家就对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发表意见，团长苏先骏与党代表彭商仁先争吵了起来。
“看来我们这次只有攻打长沙，才能连本带利都给赚回来！”苏先骏忿忿然地说道。
“就怕到时候不但占不了什么便宜，倒是把老底子都全输掉了！”彭商仁不无嘲讽地对了一句。
“你要是害怕就别去，我去打长沙，到时再看看结果？”苏先骏对彭商仁的这一句话很不服气。苏先骏自认为是黄埔、北伐出身，说话硬气得很。他这样对彭商仁说话时，还用眼睛余光瞟了正抽着烟的毛泽东一眼。
“你要去打长沙，就自己去，别把这点革命的老底和你一起赔掉！”彭商仁一听苏先骏说他胆小，立即反驳道。
“……”
参加会议的其他人有的同意苏先骏的意见，也有的表示不赞成。此时，大家只有看随队行动的前委书记毛泽东的意见了。
毛泽东参加会议有一个习惯，总是要别人把意见发表完了，特别是要多听听不同观点的争论，自己头脑清晰了，然后再发表见解。
就在这个时候，在右路行动的卢德铭派来的通信员赶到这里。
毛泽东在仔细听取了通信员关于一团在金坪遭邱国轩暗算受挫的情况汇报后，知道北面的主力部队已经吃了败仗，目前退到修水县的台庄，正准备向南靠拢，心情显得十分沉重。
对于这位暴动的发起者来说，从起义开始到现在才六天时间，基本力量就遭受如此重大损失，如此出师不利，应该说是始料未及。
工农革命军的两个团都已受到严重挫折，各地革命群众的起义也未能如同预想那样发动起来。安源方向的二团，此刻虽没有消息，从总的形势看前景也不容乐观。眼前摆着的问题就是，下一步究竟该怎么办？怎样才能力挽狂澜，保留住这支革命队伍？还要不要继续坚持攻打长沙的计划？
毛泽东思索了许久，终于开口说道：“这次三团失利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一些领导同志在思想上麻痹轻敌所致。敌众我寡，这是客观事实，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而不应盲目轻敌。”
苏先骏一听这话，就表现出有些不服气，因为这明显是在批评他。他想打断毛泽东的话，嘴巴张了张，还是闭上了。
毛泽东又接着说道：“羊牯垴制高点的瞭望哨问题，就能清楚地反映出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盲目轻敌的思想。这次教训我们一定要吸取！”
“我们已经吸取了这个教训。这不，刚到上坪，我们就组织了当地十多名青年组成了梭镖队，与我团战士一起，分布到上坪四周深山小道通宵站岗，严密注视敌人的动向，防止敌人再次偷袭。”苏先骏一听毛泽东又点到羊牯垴瞭望哨问题，忍不住为自己辩护道。
毛泽东镇静地让苏先骏把话说完，没有再谈这个已经过去的问题，随后又讲出自己的决心。他说：“现在我们的部队损失如此严重，一团在金坪又失利了，二团情况不明，看来长沙我们是不能再打了，部队改道先退到萍乡再说。”
他的这一句话一出口，便在屋子里引起一阵骚动。
十、
“不打长沙？”苏先骏对毛泽东的这个意见显然感到吃惊，站起来问道，“攻打长沙可是中央作出的决定，我们怎么可以随便更改呢？”
一些干部也在下面附和。
“夺取长沙”这一口号，是他们好长时间里向往的目标，也是起义的行动方向，怎么能突然改变呢？
毛泽东当时就坚持自己的主张。其实，他作出这个决定也不是偶然的。
第十章 血战东门（13）
早在秋收起义酝酿时，毛泽东对于夺取长沙便已经形成了自己稳妥的想法。那时他认为湘东守敌比较空虚，形势对革命有利，所以同意湖南省委制定夺取长沙的计划。不过就在当时，毛泽东也充分考虑到长沙毕竟是国民党在湖南的统治中心，反动势力较强，如果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配合和支持，在长沙进行城市暴动绝难取胜。因此，毛泽东在9月5日给湖南省委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强调指出：长沙城内暴动必须与前方的军队配合，待我军逼近长沙时方能实行，不可轻举妄动。
而现在，秋收起义的两路革命军主力还远没有靠近长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