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烈焰-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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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秋收暴动时，卢德铭是他最得力的助手，最忠诚的搭挡，最敬重的一员大将啊！
毛泽东查明了卢德铭牺牲的原因，顿时愤怒至极。他找到苏先骏，斥责他侦察不力、指挥错误。以非常愤怒的口气，怒目而视，冲着苏先骏喊道：“还我卢德铭！……”
在异常气愤之时，毛泽东才会发出这种呼声。他从一名战士手中接过枪来，朝着天空连发三枪！
毛泽东失声痛哭，高声呼喊：“今失卢德铭，苍天无眼，老天不公啊！……”
芦溪一仗，打掉了三团，失去了总指挥，部队士气受到了极大影响，面临着溃散的危险。如果说秋收暴动发生后，头五天形势就开始下滑，到芦溪一仗算是跌到了谷底。
五、
芦溪战败后，毛泽东将剩下来的部队重新收拢，随即率领部队向莲花方向疾进。9月25日中午，工农革命军赶到了莲花县境的高滩村。
经受了大革命风暴的高滩村农民群众，起先弄不清工农革命军是什么部队，都躲到山上去了。等到弄清他们是湖南的毛泽东带来的队伍后，便奔走相告，成群结伙地跑回村子，有的拿出仅有的一些大米、红薯干，非要同志们吃不可，还有的人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铺上禾草，硬拉着官兵们到屋里去住宿……
在高滩村，毛泽东对新败的部队进行了简短的行军动员，他拄着一根拐杖，告诉大家说：“部队已经进入山区，我们暂时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我们不要怕行军的艰苦，不要怕暂时受了些损失，要看到光明，天下这么大，总有我们落脚的地方……”
部队在高滩村吃过午饭，整顿了一下行装、清点了人数，接着继续向前开进。
傍晚部队到达甘家村，毛泽东召集部分部队干部和当地的一些党员，开了一个短会。在会上，当地的党员们向毛泽东汇报了莲花县革命力量在大革命失败后，受到严重损失的情况。
第十二章 碧血罗霄（6）
毛泽东听后对他们解释说：“我们不要被反动派的屠杀吓倒。广大贫苦农民总是和共产党心连心的，这是我们干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因此，我们就是要在湘赣边界的广大农村发动群众，进行武装斗争。这是个革命的根本问题，不能含糊。”
当地党组织负责人说：“9月18日我们组织暴动攻城失败，牺牲了12个同志，有90个同志被抓，现在还被关在县城的牢里。”
毛泽东听了这些反映，当即决定：“我们明天攻打莲花县城，营救被捕同志！”
当天晚上，毛泽东召开了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军事会议，决定了第二天的攻城部署。
9月26日清早，在甘家村南边的河滩上，工农革命军排着整齐的队伍，周围站满了上千名手拿梭镖、鸟铳的群众。
自暴动以来，这是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多老百姓来帮助部队打仗。当地党组织能发动起这么多人，固然是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另外也是因为工农革命军是为营救自己的亲人而打仗。
在出发前，工农革命军宣布处决六个从萍乡带来的大土豪，大家又发出一片欢呼声。在那个年代，就是以血还血。
接着，毛泽东宣布了攻打县城的决定。
河滩上立刻掌声雷动、群情激奋。军民一起，向县城进发。
莲花县城里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只有大土豪李成萌的保安团驻守。那些守城的团丁们，一听到工农革命军攻城时吹起的嘹亮的军号声，就已经吓得手颤脚抖。一听枪声响起，便立刻四处逃窜。
愤怒的指战员们和革命群众立即像潮水一样冲进城里，打开监狱，解救出被关的同志。随后，又砸烂了国民党县党部、县公署，活捉了县党部书记官。接着，部队又打开积谷仓和当铺，把粮食、财物分给广大贫苦农民……
自起义以来，这是除二团之外的部队打开的第一个县城。虽然是个小县，毕竟使部队精神振奋。从中午到深夜，莲花街上人来人往，川流不息，笑语歌声洋溢在街头巷尾。
天色已黑。毛泽东又赶去县公署，参加余洒度召集的军事会议，结果马上爆发了一场冲突。而且是前委书记毛泽东与师长余洒度之间的一场撕破情面的冲突……
六、
这个余洒度，原先并不归湖南省委领导，只是秋收暴动前他所在的部队来到湘赣边界，才参加了起义。卢德铭活着的时候，他也只是背后发牢骚，对毛泽东不敢当面怠慢，因为卢德铭一再强调，必须服从毛委员指挥。现在卢德铭不在了，他却当面表现出了对毛泽东的不尊重。
毛泽东到了会场，与到会的军事干部们打了招呼，接着就问：
“刚才抓住的那个县保安队长呢？”
因为在来会场的路上，他听到几个士兵在议论说：“好不容易抓了个县保安队长，却又将他放了。要是他去报信，我们又得吃哑巴亏……”毛泽东一进会场，立即想证实一下。
没想到士兵们议论的真有其事，余洒度满不在乎地回答说：“已经将他放了。”
听到这话，毛泽东立即表现出非常生气的样子，严厉地对这个当时的最高军事长官说：“县保安队离城里只有几公里，我们这些人的生命都交在你手上了，你还开的什么会？”
余洒度听了后，反而轻蔑地回敬道：“什么！你怕死吗？我可以担保，你若死了，我抵你的命。”
毛泽东禁不住发火了，他马上下令说；“不能再停留，部队准备撤出城去。”
余洒度则表示不服，针锋相对地顶撞说：“怕啥子，不是刚打完嘛，我就不信这个邪，敌人还会再来个伏击。”
“一千人的性命危在旦夕呀！”毛泽东急了，“开会有什么用，应该撤。”
“出了事我负责！”余洒度想起自己受制于毛泽东，早就憋了一肚子气，他一掌拍在桌子上，瞪着眼睛说，“老子用脑壳担保你毛委员的安全，行不行？”
毛泽东毫不退让，义正词严地说：“那你有几个脑壳，担保部队的安全？我命令你，必须撤离！”
第十二章 碧血罗霄（7）
这一番争吵，使得当天晚上军事会议也未开成。
本来，余洒度和一些军事干部准备在城里休整几天，经过这一批评，只得布置部队于第二天一早出发。
走出会场时，苏先骏满脸不高兴地对余洒度说：“师长，你说句心里话，我们都是黄埔出来的人，干么一定要听他的？”
余洒度板着脸，盯了苏先骏一会，气呼呼地说：“我还是啥子师长，这里还有一个师吗！”说着转身就走，也不再和苏先骏说话。
苏先骏望着余洒度的背影，跺了一下脚，也气冲冲地回驻地去了。
毛泽东的心中极为焦虑，回到驻地，两只握着的拳头里，全是汗。
队伍越来越不好带，疾病，疲劳，敌人的狙击，不断逃跑的现象，几个主要军事将领不听指挥……无不威胁着这支起义部队的存在。
卢德铭的牺牲，毛泽东感到了一种揪心的疼痛。这一切困难和障碍，全压到了他的肩头。他深知，如果遇上哪怕是一支小小的敌人的阻击，部队都会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
毛泽东摊开地图，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着烟，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
但他坚信，避开城市强敌，进入深山，是这支为数已不多的革命力量能得以保存的唯一出路。当务之急，队伍必须有一个能够落脚的地方！
这时，朱建胜深夜来找毛泽东，说有情况要汇报。
朱建胜的身后，还跟来了一个年轻人。
朱建胜进门就说：“毛委员，这是我的老熟人宋任穷。他特来寻找起义队伍，送来中共江西省委的一封密信！”
宋任穷是湖南浏阳县人，上一年加入共青团并转党，在家乡从事农民运动。这次也是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一见面，就将自己如何未追赶上浏阳义勇军、如何与江西省委接上头的经过说了一遍，随后取出一封密信，郑重地交给毛泽东。
毛泽东急忙将信摊在放着水的木盆里，快速地看起来。立即惊喜之情溢于言表，这信，果然是中共江西省委汪泽楷所写，他对宋任穷说：“汪书记还跟你说过什么？”
宋任穷说：“汪书记说，你们现在正往罗霄山进发。汪书记是要告诉你们，宁冈有党领导的农民武装，要你们和他们联系上，汪书记不在信里都写了嘛！”
“宁冈真的有一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武装吗？”毛泽东问道。
宋任穷肯定地回答：“是啊，这支队伍有几十条枪，一直活跃在宁冈，其他的事，信里都写了的！”
毛泽东接着追问道：“军阀就不会派兵去围剿他们？”
宋任穷说：“那里山势险峻得没法子说，方圆好几百里的深山密林，军阀即使去，就好比是瞎子去摸鱼，人还在岸上，那些鱼早游到深水中去了。弄得不好自己栽进了水里啦！”
宋任穷的回答，使毛泽东笑起来；“说得好，说得真好呀！”
连朱建胜也忍不住笑起来。
毛泽东听后，显得非常高兴，一面握住宋任穷的手连道辛苦，一面说道：“现在我们不愁没有落脚之地了。”
从9月初安源军事会议上听王新亚介绍有井冈山王佐、袁文才这两个人，到文家市会议决定向萍乡以南转移，毛泽东的头脑中逐渐确定了在罗霄山脉中段落脚的观念。此时，中共江西省委正式介绍当地有自己的组织，奔向那里的目标，在毛泽东心中便明确起来，与余洒度冲突带来的不快和焦虑，似乎一下子烟消云散……
9月27日上午，在莲花县城南门外的大草坪上，莲花县革命群众依依不舍地赶来，欢送准备继续向永新进发的工农革命军。
毛泽东对着欢送的人群扬了扬手，大声说道：“乡亲们，不用难过，我们还会再回来的！”
越往前走，路就越难走。毛泽东在被捕脱险那天留下的脚伤，此时更厉害了，走起路来一瘸一拐。这时，有些战士看到了这一情景，扎起担架送到毛泽东面前。
第十二章 碧血罗霄（8）
一位战士高兴地对毛泽东说：“毛委员，人家抬‘轿子’来了，你赶快坐吧！”
毛泽东摇摇头，笑着说：“革命的路是靠脚板走出来的，不是坐出来的，还是双脚走路好。”接着，他指指后面，说：“请你们把‘轿子’抬给伤病员坐吧，他们的腿确实走不碍。”接着，他拄着棍子继续向前走去。
有个叫做谭希林的战士，一看毛泽东的脚伤这么严重，坚持要毛泽东坐上轿子，他说：“这怎么能走，脚都发烂了，坐上去吧！”
毛泽东坚决地说： “大家走我也要走，大家休息我也休息，我走不赢就慢
慢跟着走。不要再说了，将轿子让那些伤病员坐。”
他忍着疼痛，一边走一边同战士们亲切交谈。
七、
瑟瑟秋风染黄了路边的树叶，衣衫破烂的工农革命军在继续向罗霄山脉中段行进。
不仅路途越来越艰难，部队也越来越不好带。
连日来，不断的爬山越岭，一次又一次地与前堵后追的敌人战斗，与日俱增的疟疾、痢疾病号，使这支队伍越来越疲惫不堪。
坎坷的路，崎岖的路，漫长的路，好像没有尽头似的。队伍越走越显得稀稀拉拉，有的人干脆跑到队列外，一屁股坐在路旁休息；有的人跑去采摘树上的野果子；有的人三个一群，五个一堆，咬着耳朵瞎嘀咕。
有的班长和军官管教士兵，士兵不听，就动起拳头。这时的士兵也火气不小，举手回打，路边出现了官兵扭打在一起的情景。
这一切，毛泽东都看在眼里。部队里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和情绪，使他吃不下饭，睡不好觉，陷入了苦苦的思索中。
自从芦溪遭到朱培德部特务营和保安团的伏击，总指挥卢德铭不幸牺牲，部队受到重大损失后，部队便始终被一种失败主义的悲观情绪所笼罩。虽然在9月26日部队取得攻打莲花县城的胜利，这种悲观主义情绪有所减弱，但并未因此烟消云散，而是继续笼罩着部队。
此时带队的最高军事领导余洒度，更是牢骚满腹。从莲花出发向永新前进，走了一天后准备宿营，因为天色还不黑，毛泽东提议再走10里然后宿营。余洒度私下十分不满地嘟囔道：“我当什么师长，连10里路的指挥权都没有了。”
此人到了这个时候，还保持着北伐时军官那种“五皮主义”的外貌一一皮靴、皮包、皮绑腿、皮腰带、皮马鞭，一副旧军官的派头不改。
这支起义部队的成员，大都是武昌国府警卫团的官兵，其中多数是各地工农运动中的骨干分子，他们当中还有许多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蒋介石、汪精卫疯狂屠杀革命群众后，他们都怀着对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脱离了家庭，参加了革命队伍。到部队后，经受艰苦战斗环境的考验，受到革命思想教育，斗志更坚定了，成为革命军队的骨干力量，这是部队的主流。但在部队中也有那么一些人，特别是旧军官出身的人，则是抱着当官拿薪水的雇佣观念而来，在战斗失利和环境艰苦时自然出现悲观动摇。有些军官还存有随意打骂、侮辱士兵的军阀主义恶劣作风，严重影响官兵的团结。另外士兵中也有一些人是在革命高潮中来的投机分子，还有些是为了挣一个月10块银元的兵饷，抱着当兵吃粮的观念而来。此时发不了饷，吃了上顿没下顿，自然情绪低落，时常有人开小差。
经过几次激战后，部队的人员枪支结构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编制仍继续保持着起义前的状况，所以便出现了官多兵少、枪多人少的情况。很显然，这样的组织结构，不利于下一步的作战行动。
面对这些情况，毛泽东一直在思索，怎么办？怎样建设这支军队？建设什么样的军队？
“砰！——”忽然，前面响起了枪声。
“哪里打枪？”毛泽东赶忙问道。
过了一会儿，只见营长张子清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向毛泽东报告：“又有8个人开了小差，我已派人去追。刚才那一枪估计是追赶的战士打的，吓吓逃兵。”
第十二章 碧血罗霄（9）
毛泽东异常严峻地说道：“不要追！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不要开枪吓他们。”停了一会，毛泽东又说，“我不相信都会走光，总还会有要继续革命的。有句俗话说得好：‘宁要鲜桃一个，不要烂桃一筐。’革命也是这样，部队光人多不行，还要有坚定的信念。要是东摇西摆的，留下来也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