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进村-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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诘睦投チ读怂囊庵竞托愿瘛Ｋ唤龆睾耋剖担腋挥胁鸥桑且晃坏笔绷餍械亩鸫卫墒降挠判闱嗄辍５牵珹君最后却变成了一个凶恶残忍的家伙。他曾说过：“军队是依仗权势建立起来的毫无人性的无情无义的集团，军队里的教育是胡说八道。我原有的人生观，在军队中被彻底粉碎了，我变了。”
他在以后的所作所为中，完全变成了无情无义的魔鬼。据说他留在训练队任职后，对新兵的教育也是极其残酷的。
僧侣也要变成“鬼子”
同年入伍的B君原是京都地方一个寺院的僧侣，他严格遵守寺院的清规戒律，为修身到处化缘，飘泊流离，饱尝了人间的辛酸，对任何艰难困苦都能做到坚韧不拔，毫不动摇。但这位年轻的“杰僧”入伍后却感叹地说：“军队的教育全是胡扯，只要肩章上多一颗星，就得称他们为上司，而他们无视部下的人权和人格，要求部下在自己面前俯首贴耳，把折磨别人视作享受。他们做事为所欲为，毫无顾忌。这种残忍的虐待，除了在军队之外，在人世上，甚至在地狱里，也是不可能有的！在军队里生活还不如下地狱。”
同年入伍者C君，是东京帝国大学出身的高材生，工科学士。由于学习期间可以延缓征兵期，他比我大4岁，胸襟开阔，像长兄似的。然而有一个年龄比他还小又没有受过教育的两年兵，只因比他多一颗星，便成了C的上级，盛气凌人地耍威风。C君为此事极为恼火。他说道：“我在学生时代，要是像在军队这样严酷的教育下学习，也许没毕业就成了博士了。老师和母亲都会为我高兴的。”
纯朴的农村青年，刻苦的模范僧人，文雅的大学学士，经过日本军队的“培养”，就都变成了杀人狂。市川幸雄说，“正是号称‘世界上最强大的大日本帝国军人教育的体制’造成了这一切。”他说，“这样的罪行绝不会再度出现在民主主义的国家。”换言之，用那位上过大学的C君的话说，日本军队的一些作法，“若在法制社会是无法饶恕的。”
参军无上光荣的美梦破灭了，那么，既然日军内部当官的欺压当兵的，老兵剥削新兵，但仍有相当战斗力呢？这是因为，这些日本青年还有另一个梦：日本是世界强国，大和民族是不可战胜的。这个梦，又掺杂着民族自尊感，比第一个梦更难破灭。许多日本士兵忍受着上级的欺压和老兵的拳头，是因为有一个信念在支撑着他们：我们是为日本而战！慢慢的，这个梦也破灭了：原来日本在许多方面都算不上世界强国，别的民族也同样优秀，在某些方面甚至更优秀。市川幸雄是一名飞机维修兵，他似乎比一般士兵更早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回忆说，当他1937年来到中国时，觉得中国比日本还穷，很有点瞧不起。因他是维修兵，相对而言，行动比较自由，看到颐和园的建筑，看到北京高大的城楼，他开始感到，中国也是个了不起的国家，中国人也很聪明。他说：“在日本听到的轻视中国的宣传论调，与现实完全相反。我深深地感到，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
日本的军用产品也不像政府所宣传的那样威力无穷。市川幸雄甚至认为，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空军就败在小小的飞机零件上了。他说：“一般人认为，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的空军败给美国是因为日本飞机在数量上处于绝对的劣势，这当然是对的。但我认为还有一个失败的原因，那就是飞机的质量太差，在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的空军是败在这个
日本和尚的捐献掌心大小的增压器上。美国的增压器即使经过长时间的使用，性能也保持不变。”
岂止是增压器不行，别的飞机零件质量也不行。因为资源贫乏的日本，往往用回收的废钢材生产的再生钢，来制造飞机零件。刚开始用的时候还可以，过一段时间就不行了。而供给贫乏的日军又不允许随意更换零部件，只要能凑合就凑合。维修一架飞机往往就是一次小修，要四五个小时，因而当市川幸雄听了解美军的飞行员们说美军飞机维修兵检修飞机时，只要略有毛病，就更换新零件，检修一架飞机只要一二十分钟时，惊讶之余也对本国的科技实力产生了怀疑。他周围的战友们，看到国产新飞机一架架往下掉，而缴获来的“敌国”旧飞机却飞得很好时，都气得大骂，说：“为什么国产飞机是泥牛入海式的飞机呢？我要是能活着回国，一定要赏给飞机公司的经理和工作人员每人一个嘴巴。”
侵略者的悲哀（3）
岂止是飞机不行，别的军用产品质量也不高，市川幸雄说：“那时，日本产品质量低劣，这不仅暴露在飞机制造业方面，也暴露在其他武器及机械方面。其特征是经过一段时间使用后，就出了纰漏，性能下降，发生故障以至不能使用，步兵用的三八步枪其可靠性很高，但是比步枪高一级的武器，尤其是轻机枪，士兵则抱怨说：‘它一见到敌人就不灵了！’据说在我们缴获的战利品中，有捷克制的轻机枪，其可靠性就比我们的轻机枪好得多。”
市川幸雄说，“那时日本的现实情况就是如此，但是政府对我们宣传说日本的科学已达到世界水平。”他对此产生了严重的怀疑，日本是世界强国的美梦不说全醒，也是半醒了。市川幸雄是技术兵，文化水平高一些，接触面也广一些，所以他的梦醒得早一些。而那些一般步兵部队的士兵，文化水平更低，接触面也很窄。他们的梦则不那么容易醒。甚至直至被俘以后，还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立场。1941年4月末在冀中任丘被捕的日军士兵和田真一，当了俘虏还和敌工干部老石吵，气得“本来很和气的老石也生起气来：‘你太顽固了，太顽固了！这些话都是日本的大人物——军阀和财阀们说的呀！’”老石气得不愿和他交谈，便找来一些材料让他看。和田真一对一些日文书不感兴趣，倒是对中文的《论持久战》产生了兴趣。他说：我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这本书倒挺感兴趣，虽然我不懂汉语，读汉字时也有不少地方不解其意，但是大致还是看得懂的。我虽然没有读完全书，但毛泽东主席对抗日战争爆发后四年来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正确分析，使我非常佩服……在心中确实觉得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日本的将军和大臣们一味地轻视敌人，夸耀日本如何优秀，以此激励国民。然而，他们却没有告诉人们如何分析敌人，应该怎样去干，预言靠吹牛皮，那是永远也实现不了的。说是采取“不扩大方针”，实际上在扩大战线。说是“速战速决”，实际上在长期作战。日俄战争时期使用过的毛毯大衣又出现了，还有鲨皮靴和竹鞘刺刀等等，就连耳目不合格的人也应征入伍了。沉醉于酒色的军官和下士官的行为令人目不忍睹，士兵们的偷盗和找“花姑娘”的事屡见不鲜。离开日本军队，使我有机会从外面观察日军，以前未曾发现的阴暗面暴露无遗，这使我感到不安和焦躁。
八路军对日军战俘进行教育显然，和田真一对日本政府的宣传和日本军队的残暴，都有了一定认识，日本不可战胜和日军如何荣耀的美梦开始动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不仅鼓舞了中国军民，还教育了一个如此顽固的日本士兵，这大概是毛泽东本人也没有料到的吧？不过，一个顽固的日本士兵，思想要有所改变，不会看一本《论持久战》就行的。和田真一虽说思想上有所触动，但当冀中军区送他去路西过铁路时，仍企图逃跑，到了路西，又成了“思想落后”组的头儿。最后促使他下定决心走上反战道路的，却是“五一”大“扫荡”。他说：进一步促使我下定决心的，是“五一”反“扫荡”。日军从1942年5月1日开始在河北省全境（按：应为冀中——引者注）发动的“扫荡”规模空前，激烈的战斗持续很长时间。在多次激战之后，我们与主力部队走散了，有时在地窖里生活，有时在地道下行走，躲避敌人的袭击，就这样在住惯了的冀中平原上被追赶着，钱和武器也不带，一直南下。半夜里，常常从敌人的碉堡之间穿过，好几天没吃上饭，只喝一些水，甚至个别时候连水都喝不上。有时还让自己人抓住盘问，常常在老乡家里要点吃的，又继续赶路……在难忘的5月23日拂晓，我们在滏阳河畔遭到数倍于我的敌军猛烈攻击，男男女女终日里全力以赴反复激战，想突破包围，最后虽然强行突围了，但由于寡不敌众，宣传部长和大队长牺牲，一些优秀干部也相继牺牲。我们夺过敌人的武器，拣起手榴弹不顾一切地拼杀，终于突破了包围圈。
和田真一作为日军士兵和八路军的俘虏，曾在冀中住过很长时间，很有感情。当1942年初从路西回到冀中时，他是十分高兴的。他说，“冀中这个地方总是令人思慕。”当他看到那些朴实善良的冀中农民（他知道他们决不是“抗日分子”）被日军杀死时，当他看到他十分尊敬，有些是在日本上过大学的干部倒下时，当他被自己的同胞追逐射杀时，他一定在想：这场“圣战”究竟是怎么回事？当然，在日军士兵中有如此经历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大部分日军士兵仍在做着“日本必胜”的美梦。和田真一说，他当了俘虏后，通过学习、交谈，看到八路军与老百姓的鱼水关系，也知道了不少原来不知道的事情。所以他得知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消息时，反应不是兴奋，而是“心情沉重”。他写道：“虽然在中国的战争已进入长期化，人力和物力资源十分缺乏，但是还不能认为战场上补给的路已走到了尽头，遭到了决定性的打击。可是，以实力远远超过日本的美国为对手，这就是决定性的了。我心情沉重：‘这回日本要完蛋了吧？’”而一般的日军士兵，似乎坚信日本必胜。当年在前线进行反战宣传的日本反战同盟成员水野靖夫说：“日本的一般官兵，看来都没有获知国际形势的真相。”除此之外，民族感情也使得日军士兵愿意相信日本得胜的消息，甚至即便是水野靖夫这样的反战战士，也是如此，他说：“以1940年的八路军大反攻为契机，日军的气焰大为消沉。但是，在当时的日本兵来说，却没有一个人认为日本军队会打败仗，甚至百分之百的日本兵还在毫不怀疑地相信他们所进行的是‘神圣的战争’。就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即使在头脑中也明白日本要吃败仗，但在实际感情上却又产生不出日本会败的想法，所以在我们的劝降喊话中，多少还带着一些温情主义的伤感。”
侵略者的悲哀（4）
日本人的民族情绪是很强烈的，有一位日本学者写道：“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不仅在中国和南方方面的第一战场，而且在后方的每一家庭、学校、工厂都被投入紧张的战时生活。播放战场的战况时，人们都停下手头工作收听。如果消息不好，都紧握拳头勤奋工作。在工厂里，如有一人的亲属或部下中弹死于战场，大家的抗战意识就更加高涨。在现地的部队里，如有一同伴战死，则整个部队团结得更加紧密，战斗力倍增，斗志更坚。”
据说，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一爆发，日本国民的捐款和慰问品就潮水般涌入陆、海军省和报社等传播媒介，其数量远远超过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卢沟桥事变。12月18日，为了庆贺开战以来一连串胜利，日本各地举行了游行。东京所有街道都挤满挥动国旗的队伍。日本天皇身着军装，骑着白马，在皇宫前的二重桥上接见了游行人群。数万人挤在二重桥前的广场上，声嘶力竭地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并高唱日本国歌《君之代》。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最初的一些失败，如1942年6月中途岛海战的失败，都未向日本国民报道真相。日本的百姓还以为日军在各个战场上一直都是战无不胜呢。他们最初听到的坏消息，是1943年5月21日报道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阵亡的消息（实际上已死了一个多月）和5月31日报道的守备阿图岛日军二千多人“玉碎”的消息。
据1943年6月1日的《朝日新闻》载，一名原宫城女师附中的学生，正在被服厂作工的女孩大江田秋，在听到日军失败的消息后，说：“我们在志和的宿舍里听到那个消息。我越听越悲愤，全身的热血沸腾，一时激动得忘记自己是女人，恨不得立即拿起武器到前线去复仇……心情平静下来以后，才想到，我们的任务就是尽量多缝制一件结实的军衣。我们被服总厂就有这样一条标语：‘这就是战斗，现在拼命干，这就是战斗！’我们不停地缝着，指头肿了也不休息，一直缝到再也缝不动为止……这就是大家无言的誓言。”
在这样的民族情绪下，再加上日本官方封锁消息。要向日军士兵宣传“日本会失败”，日军士兵是很反感的。
不过，日军士兵对“不准打嘴巴，当兵的不是牛马！”“进级评功要公正！”“对女人亲热的军官，对当兵的却是魔鬼！”“战争延长，生命缩短！”“当几年兵才能回去”等口号，却引发强烈的共鸣。当年日本反战共盟的成员回忆说，1943年端午节那天，他们把写有“不许打耳光！”“给吃饱饭”等口号的旗子，挂在碉堡附近最显眼的大树上，结果碉堡里的士兵出来，爬上树把旗子拿回碉堡，挂在了碉堡顶上。写有“不许打耳光”的旗子，就在日军驻守的碉堡上空飘扬。
只要在日本军队里待过一段时间的人，几乎都痛恨军队，参军无上光荣的美梦早已破灭。然而，只要没条件接触外面世界的日本士兵，又几乎都深深沉睡在“日本必胜”的美梦之中。由于掺杂着强烈的民族感情，这个梦，不那么容易醒。
日本兵们，就这么半清醒半糊涂的，熬着，等待着“日本胜利”的那一天。■崔希哲：一位敌工科长的笔记崔希哲，1918年生于河北省清苑县温仁村，保定师范毕业后作过小学教员。参加革命后被选送到路西接受敌工训练，是冀中军区最早的一批从事敌军工作的人。“五一”大“扫荡”后，他主动提出留在当地坚持工作，任第七军分区敌工科长，经常只带很少的人甚至单枪匹马走村串户，收集情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