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进村-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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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风雨》，孙思白等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战斗在“一二·九”运动的前列》，清华大学校史编研组编写，清华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侵华日军大屠杀实录》，左禄主编，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回忆十二个春秋——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八年参加革命活动的史实》，刘剑华著，油印本。
《冀中抗日根据地斗争历史》，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晋察冀军民征战纪实》，李金明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河北省革命根据地地域沿革初考》，河北省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未定稿。
第三章 “华北治安最大的一块癌”
冀中，从印象不深到“讨伐重点”（1）
日本人当然也很清楚这个“一正一反”的道理。想尽办法要控制冀中：从单纯军事占领和“讨伐”到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位一体的，全方位进逼的所谓“总力战”；从简单的点、线封锁到点、线、路、沟互相连接，密如蛛网的“囚笼政策”，从分区进行粗放的“扫荡”，到逐块实施稳打稳扎的“蚕食”，残暴的法子用了，怀柔的法子也用了。雷电般的猛烈行动试过了，需要耐心的慢功夫也下了。机关算尽，心机费尽，仍没最终如愿。最后只好大动干戈，来了个空前的“五一”大“扫荡”。如同一位老人谈到的，“五一”大“扫荡”也是说明日本人没别的招了，只好最后来这么一下子。
冀中，当年日本军队的将官们，一想起这两个字，就头痛，就心
1938年到达冀中大清河的八路军第一二〇师部队痛。他们不明白在这铁路、公路交错，又屡经“讨伐”、“扫荡”的地方，怎么还能存在抗日力量，一想起来不能不头痛。他们很气恼粮食、棉花、人力等“帝国”急需的东西老是可望不可得，一想起来不能不心痛。何况，冀中的抗日力量还不断地打击敌人，切断敌人的交通线，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这就又使得日本人血流不畅、呼吸紧张，肌肉受损。看来，冀中对日本人的“健康”威胁真是太大了，无怪当年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的一位作战参谋，干脆把冀中称作华北治安最大的一块癌。
癌，可是致命的。日本人怎么也不能容忍这块“癌”生长下去，又是“吃药”，又是“化疗”，都无成效，最后只得来个大“手术”。
杀气，是愈来愈重；危险，是愈来愈大。
魔鬼的脚步是怎样越来越近的呢？■1937—1938年，毛泽东讲，那时日本人对抗日根据地并不重视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进攻中国本部。日本人这时的注意力，主要是在城市上。在冀中地区，日本人仅占据了平汉、津浦铁路沿线的重要城市如保定、石家庄、沧县等。对冀中广大乡村还暂且顾不上。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38年秋天。这一段时间，共产党、八路军在冀中的力量得到迅猛发展。据统计，1937年11月，“我党我军在冀中平原已占近20座县城”，“冀中平原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已发展到两万余人。”到1938年10月，冀中部队竟已发展到63000多人，控制着44个县（其中有24个完整县），人口约800万的地盘。1938年秋，日军回师华北，至1939年春，日军已占据了冀中所有县城及一些重要城镇。“日军所占领的地区与兵力相比过于广阔，不能守备全部地区。因此，只能主要守备政治及战略上的要点、后方主要交通线、铁路沿线，并且要在广大范围内讨伐游击队。”日本方面承认，当时，“从我军兵力及治安实情看来，实际上势力所及只限于重要城市周围及狭窄的铁路沿线地区，仅仅是‘点与线’，其他大部是匪占地区。”不过，这时日本人已意识到，随着日军战略进攻的结束，正规战、阵地战告一段落，中国军队已“全面进入了游击战，扰乱日军后方。尤其共军的游击战术巧妙，其势力与日俱增，广泛地扩大了地盘，”为此，日军华北派遣军情报部门在1938年11月18日编写的文件中指出：“总之，可以断定，今后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其实，早在1937年12月22日，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部发布的《军占领地区治安维持实施要领》中即已指出：“对匪帮的讨伐，重点指向共军，特别对已建成的共产地区，努力尽早将其摧毁。”不过，据日本方面战后的评论，这时，在华北日军高级将领中，对“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这种认识，还未达到“广泛深入的程度。”正如毛泽东所言：“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为第一个阶段。在此阶段的头两年内，即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日本军阀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故用其主要力量向国民党战线进攻，对它采取以军事打击为主，以政治诱降为辅的政策，而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则不重视，以为不过是少数共产党人在那里打些游击仗罢了。”
1939年春，对冀中的“南号作战”1938年12月2日，日本大本营发出训令，强调翌年华北派遣军的任务是“应负责确保现在占据的华北地方的安定”，日华北派遣军接到大本营的指示，认为：“为了保证安定，仅保持‘线’的占领无何意义。必须保持‘面’的占领，使华北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能独立经营。尤其应该承担开发和获得日本国内扩大生产所需重要资源的重任。为此，必须积极进行肃正作战，实现包括各个要地在内的‘面’的占领。以武力为中心的讨伐肃正乃是保证实现安定的首要条件，治安建设的根本方针在于显示‘皇军的绝对威力’。这就是方面军对完成任务的基本想法。”据此，日华北派遣军于1939年3月30日制定了《治安肃正纲要》，“这个纲要自昭和14至15年（1939～1940年）上半年之间，成了治安肃正行动的准则。”并于1939年4月30日召开的华北派遣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向第一线兵团作了指示和传达。”这个所谓《治安肃正纲要》的基本方针，据日方文献的记载，就是：“通过讨伐作战，全部摧毁匪军根据地，同时彻底进行高度的分散部署兵力，随后即依靠这些分散的据点，对匪军反复进行机敏神速的讨伐，使残存匪团得不到喘息时间和安身处所。”
冀中，从印象不深到“讨伐重点”（2）
所谓“高度的分散部署兵力”，就是尽量多建据点，以控制更多的地盘；所谓“依靠这些分散的据点，对匪军反复进行机敏神速的讨伐，”就是经常从据点中伸出来，寻找抗日武装作战。
日本人这一套到处修建乌龟壳，并时不时伸出脖子咬人一口的把戏，看似厉害，其实并没什么了不起。因为“如敌人据点少，我军便活动自如；如敌人要做很多的据点，则据点愈多，兵力愈分散。”日本人既想撒开巴掌多占地方，又想握起拳头打击对方，实在是左右为难。诚如一二〇师参谋长周士第所说：“敌人何曾不想使用充分的兵力与兵器以满足战术上的要求。可是在实战中，敌人的兵力不足，物力也不足，飞机、装甲部队的使用，也是有限的。”
在1939年春季，日军第110师团、27师团等部队实施了针对冀中根据地的所谓“南号作战”，占去了冀中地区所有县城和部分乡镇，但并未达到控制冀中的目的。1939年3月，“南号作战”结束后，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部，秘密派遣江上利雄、佐佐木义武等“专家”，前往冀中地区，调查了1939年度第一期治安肃正各项工作的现状，从当年的调查报告看，日本人认为“南号作战”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可以说很不理想。该报告称：“过去，在河北省中南部地带，一般都说‘皇军的占领区仅是点和线’，但现在，线在延长，点在增加，单线发展成网状线，局部的各点扩大到全区，个别地方正在由点发展到面。”“但从全面看，还只是处于初期阶段。由于匪占地区范围较广，实际上即使在已经肃清的县份，我方威令也只能达到县城附近。”
该报告又具体以正定县为例，说：“全县的240个村庄中，能够执行县政威令的村庄，只不过94个，就连这94个村庄，在夜间也有很多靠不住的。”正定是平汉线上的县份，按说是日本人控制较严的地区，尚且如此，冀中腹地的“治安”状况可想而知。
“治安肃正”的成效如此之低，也实在是令日军方面感到无奈。当年沿平汉线部署的日军110师团一位作战参谋中村三郎中佐，在报告中作出以下总结：一、管区内的敌人，使日军最感棘手者，为冀西及冀中军区的共军。彼等以省境及日军作战地区附近，或沼泽、河流等日军势力不易到达的地区为根据地，进行巧妙的地下工作及灵活的游击战。因此，了解和掌握其动向，极为困难。
二、共军的情报收集、传递，非常巧妙而且迅速。日军的讨伐行动，往往在事前便被侦悉。到处都有彼等安插的密探。就连日本方面的雇佣人员，对他们也必须提高警惕，以防他们通敌。与此相反，居民则害怕以后受害，几乎无人提供关于共军的可靠情报。
三、共军的行动转移轻快而敏捷，熟悉地理，因而无法捕获。相反，日军却多次遭到共军的伏击。另外，共军在白昼不进行集体活动，混在群众之中，不露形迹。
双方作战，一方根本摸不清对方的底细，另一方却可掌握详细的情报。作战的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鉴于“治安肃正”作战效果不佳，战后日方军史研究人员对《治安肃正纲要》评价颇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著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一书记载：“编制以上《治安肃正纲要》的基础，是满洲的经验和自去年以来华北占据地区的治安肃正成果。但当时方面军对中国共产党认识不足，对中共军也未必重视。”
当年，日本人普遍存在着一种傲气，觉得国民党正规军都叫他们打败了，共产党、土八路算什么？因而对中共“认识不足”，“未必重视”是很普遍的。就连对中国有相当研究的冈村宁次，在那时也认为：“看来敌军抗日力量的中心，不是四亿中国民众，不是政府要人的意志，也不是各类杂牌军混合而成的200万军队，乃是以蒋介石为核心，以黄埔军校系统青年军官阶层为主体的中央军。”
冈村宁次这番话是1939年春天说的，那时他还是个中将，任第十一军司令官，正在华中前线与国民党军作战。还未直接与共产党的军队打过交道。故而还不懂得人民战争的厉害。
战争年代过来的老人们说，1939年前后，日本人还比较笨，打起仗来，还是正规战的一套，包围村庄，先放一通枪炮，等于报了信。留给日军的自然只能是一个空荡荡的村子。1938年底1939年初来到冀中的一二〇师参谋长周士第，曾在他的军事总结中谈到日军这一特点，他说：分进合击是敌人主要进攻战术，如敌进攻某地我军，往往从三四路以上，夜间出发，拂晓到达并开始攻击。
每路兵力无一定，一般的是五百余至千余。各路敌人均带充足的粮秣、弹药（多用大车或汽车），有时附有装甲部队和飞机配合（战役进攻时或较大规模进攻袭击，并附有装甲部队和飞机）。不论何时，虽小至四五十名步兵行动，都附有炮兵及少数骑兵（侦察警戒）。进攻开始首先是炮兵射击，掩护步兵前进……
又是大车、汽车拖着弹药、补给，又是骑兵、炮兵，完全是一副正规战进攻的架式。这种打法，对死守阵地等着挨打的国民党军，还有些效力。对奉行“打得了就打，打不了就走”的八路军可就完全失效了。
日本人也还不太懂得掩盖自己的作战企图，每次出发，都要在黑板上写通知。一位当年从事情报工作的老人，回忆起1938年后期新安县城日军的情况，说：后来，敌人要情报员，为了更及时、准确地掌握敌人内部的情况，我们派了两名忠实可靠的党员王林和赵德祥同志，到宪兵司令部情报股当情报员——打入了敌人内部。
冀中，从印象不深到“讨伐重点”（3）
敌人每次出发，值班员都把“几点钟吃饭”、“几点钟向那里出发”写在伙房的黑板上，王、赵两同志看后，立即把情报转告我们，而后把情报通知城外抗日政府和老乡们做好迎敌的准备。敌人到处扑空……时间长了，敌人多了心，不再在小黑板上写出发时间和讨伐去向了，改为夜间在城门后面写。就是这样，他们还是遮不住我们情报员的耳目。
然而，日本人是很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在实战中，日军很快意识到现行作法的不足和缺陷。
1939年3月6日，日华北派遣军颁发的文件中提到：“用微弱的兵力而警备广大的地区；若是处于被动，就完全没有下手的余地，同时匪军是一天比一天变成优势。”
就是说，日军已意识到，到处安扎据点这种作法有缺陷。本来安扎据点的目的是控制地盘并主动出击。但不料人数稀少的部队反被人数众多的中国人所包围了，只求自保，不愿出战。其结果自然是对方一天比一天变成优势。为此，日华北派遣军在尔后制订的《治安肃正纲要》中特别强调：分散配置采取的是最好的进攻态势，绝不是防守态势，……实质上，正是对潜入和蠢动在各分散配置地点中间的匪团，采取积极攻势的据点。如果分散配置按防守态势而配置的话，我兵力必致形成到处都是微弱的据点而成为敌人自由蠢动和各个袭击的目标。所以说那将是极其危险的配置，后果只会不利。
日军110师团师团长桑木崇明中将则训示部下说：“只在白天以正规的行动，数纵队包围的战法，非常困难的，必须应用奇袭急袭的办法，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
至于奇袭的方法，主要是迅速周密的计划，与秘密企图，利用夜间或雨天不良的气候，进入困难的地形，发挥迅速锐敏的机动，一举向目标急进；利用拂晓，黄昏，吃饭等敌人警戒疏忽时机，出其不意的攻击敌人，是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说，日军已注意到，用正规战的办法进攻八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