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国神社大揭秘-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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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1）

　　　　明治政府最终形成的“大陆政策”基本国策，核心内容就是用武力向亚洲大陆扩张。第一期征服中国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中国的满蒙（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第四期征服中国内地，第五期征服整个世界；把神道教的”八纮一宇”变成各个国家的国际秩序：”征服世间的四面八方，置诸一个屋顶之下”就是要征服全世界，放在一个日本国家的统治之下。　　　　
　　　　60年前的日本，从1874年侵占中国台湾起，连续发动了14次侵略战争，平均每隔5年就要对外大举兴兵一次，在不到百年时间里迅速扩张成为亚洲乃至世界最具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国家之一；过去世界眼中的一个东方岛国小国，如此迅速地向外扩张，依靠着的是什么样的精神呢？有专家剖析认为：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的思想基础，之一是武士道，之二来自于国家神道……　　　　
　　　　百多年来，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的国家神道，一直形成为以伊势神宫和靖国神社分别作为顶点的两大神社体系；靖国神社被推上了崇高的神道地位，一方面作为武魂”军庙”，与旧武士和新军人具有与生俱来的联系；另一方面穿上了神道神社的衣冠，成为直接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宗教祭坛。　　　　
　　　　靖国神社八大特权，明治政府的新造神运动　　　　
　　　　维新伊始，急于”富国强兵”的天皇和明治政府，开始了新的造神运动，以打造绝对的皇权为核心，以建立中央集权的体制为目的，鼓吹天皇是”万世一系”的”现人神”，使天皇制与神国论浑为一体，借助国家宗教的力量形成国民的盲目信仰。1868年，明治政府新颁发官制，把神社的神祗官列为七名太政官之一，实际上把神道神社的祭祀权提升到等同于国家的行政权。1871年5月，在制定日本神社的近代社格制度的时候，又仿照奈良时代（公元710～791年）的旧制，而且明确规定了”神社祭祀是国家的祖宗祭祀”，实际上完成了神社的国家化。紧接着在全国进行”排佛毁释”和”大教宣布运动”，把神道神社抬高到了唯我独尊的地位。实现了政治统治权、军事统帅权和宗教祭祀权的”祭政一致”的国家政体，成为日本近代天皇制和武装力量的政治基础和基本特征。这时候的日本神道——国家神道，本质上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宗教法轨而形同于一种国家制度，各级神社也形同于日本国家的一种特殊的宗教行政机构了。　　　　
　　　　1908年，清朝直隶永平府卢龙县，有一位王三让赴日本法政大学学习了三个月，正值日本在”日俄战争”大胜不久，曾经三进靖国神社，写下了一本《东游日记》：”日人谋深虑远，其对于神社，久视为全国精神之所在”他认为靖国神社具有巨大的宣传教育作用，能激发出全国人民的斗志，是”屡战屡捷”的原因；而靖国神社的目的就是要”尚武之心”、”雄视亚洲”；中日对比得出了靖国神社的方法，，日本所做的我们没有做，正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地方。准确地揭示了：靖国神社是日本”全国精神之所在”，之所以能够成为日本人的精神支柱，是因为它”不曰靖国人社而曰靖国神社”穿上了神道的外衣，利用神道宗教宣传和鼓舞人们爱国忠君尚武敢死；而这一切的最终目的还是要”雄视亚洲”。远在97年前，日俄战争刚过，日本侵华的狰狞面目还未完全暴露，而这位清末王夫子对靖国神社的见解就一针见血百年不废，直到今天恐怕也不过时。　　　　
　　　　总结起来，日本在进入军国主义时代以后，真的是赋予了靖国神社许多其它”八百万”神及神社所不得的特殊的地位，连靖国神社事务局在战后编写的内部出版物《靖国神社志》上毫不隐晦：”因此靖国神社有着跟其它许多神社不同的来历和特殊待遇，这是理所当然的。国家对我神社之敬重亦不同于其它神社。”　　　　
　　　　其一，只问是否战亡而不论其出身，皆可为神。对于日本神道，虽说大自然的万物都可以为神，但是在靖国神社体系以外奉祀”人神”的神社并不算多。即使在那些神社，奉人为神也认的是”功”、”名”，只有某些特定的功名显赫的人物比如白北川宫能久亲王之类，才有可能。而靖国神社则不同，只要是为国为皇”光荣”的，无论官兵无分贵贱都可为神，虽然生前可能被压迫在社会的最底层，但是死后灵魂却可以高高在上奉祀成神。古话常说”杀身成仁”，多少只是名义上的；而靖国神社采取的”泛神化”作法，却是”实实在在”的；这对于信神的日本人对于”奉死精神”的武士道，确实能够蒙蔽最大多数的普通士兵不惜舍身卖命向前去撕杀。　　　　
　　　　其二，多神并列，不分主次；而且随着战争进行战没者的增加而不断地增加。虽说神道信仰具有多神的特点，但在普通神社里主神一般只有一个，其它的”陪祭神”也不会太多。但在靖国神社，一开始便有成百上千的柱位，从明治到二战战败，神位更是骤然增加，60年来更加与时俱进，如今御祭神已经多达几百万，而且是一人一柱无分主次同样祭祀，生前不能平等，死后却送了个平等的灵魂。不过，这样的平等在日本投降10几万柱时，还说得过去；到后来右翼势力几十万几十万地塞进去，靖国神社里的246万亡灵的平等，就像东西多了不值钱一样，真正像个”神”作为象征或号召的都是那些被树立为”英灵”的样板，还有那些A、B、C级战犯等等，总还是少数，其它大量的无人所知的亡灵，对信之者可能还是个安慰；对于不信者，只是被利用来壮大声威，充数作为陪衬。　　　　
　　　　其三，供奉祭被列为大祭。1914年，天皇颁布第10号敕令《官国币社以下祭扫令》规定：”以下所列之祭祀为大祭：祈年祭、新尝祭、迁座祭、临时奉币祭。除此以外，特殊官币社靖国神社之供奉祭亦为大祭”。在国家神道的神社祭祀中，只有靖国神社的供奉祭被列为临时大祭。天皇政府把如此之高的礼遇赋予靖国神社，或者说靖国神社被抬高到如此之高的地位，正是日本在中国山东向德国开战，日本皇军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脱亚入欧”的时候，日本军国主义朝着顶峰爬升，国家神道被进一步利用，靖国神社也被打造成重要的精神支柱。　　　　
　　　　其四，供奉标准或资格的恩慧性和随意性。在其它的神社里，供奉的神灵一般都具有唯一性，并长期稳定不变，称得上”形成了长期的宗教文化传统”。但是，靖国神社里供奉的”祭祀神”的资格标准，却并非一成未变，而是经过了逐渐”修订”的；刚建立时只包括因战斗死亡的即：战死者、受伤死亡者、事故死亡者和被俘后死亡者，并不包括因病、因灾或其它公务死亡者。可是到了1898年9月30日和10月6日，日本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奉天皇特旨分别颁发告示改变了规定：”遵奉特旨，凡在战场上因疾病、灾祸或军务死亡者，均按下列乙号人名，与战死者同样供奉”。这样一来，就把刚刚过去的1894年甲午战争中的病死者等也都收入了靖国神社之中。　　　　
　　　　原来，在甲午战争中，日军的病死者相当多，如果因病就进不了靖国神社，同样参战因病杀身却成不了神，就会使更多的病死者的遗族感到失望，恐怕会影响相当多日本人的士气，因此天皇不得不考虑给予安抚。解决的办法也很容易，只要一纸规定，一句话下旨扩大供奉即可，对于天皇来说不费吹灰之力；不过精明的明治搞了个”同样供奉”，论功行赏来了个差别式对待：规定战争病死者须标明”特别供奉”字样，供奉的时间也要在战死者供奉之后，其它供奉”同样”。　　　　
　　　　后来，到了日本停战投降，在1945年11月20日靖国神社举行的最后一次国家主持的临时大祭上，干脆取消了对供奉者逐一审查的手续，一概从免，只要是在侵略战争中的死亡者，就算是为国出了力，一齐拉了进去。由上可见，从招魂社到靖国神社直至现在，所谓靖国英灵都只是一场场造神运动，一切的一切只不过是天皇让你进去就能进去，天皇说你是神你就是神，一切只不过是天皇指挥下的宗教塑造，靖国神社所谓的固有的宗教神道，就是到今天也不过是由人在操作。　　　　
　　　　其五，与军界具有紧密的”天然”联系，神职人员的”军职”地位很高。一般的神社包括伊势神宫的经费大多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提供，神职人员也是由神社局（后来改神祗院）任命。但是，东京招魂社甫一建立，奉旨是由军务官（后来为兵部省，又分为陆军省和海军省）负责；改为靖国神社后，则由内务、陆军和海军省管辖，神职”官员”的任免权初由内务省执掌，到1887年后，活动经费就有军费开支，改由陆军省和海军省负责。靖国神社神职的最高祭司由退役的陆海军大将担任，其职位相当于内阁大臣，比如曾任靖国神社宫司的铃木孝雄，军衔便高至陆军大将。在天皇和军方的推动下，靖国神社从”招魂”开始就是祭祀阵亡者的”一国之祭庙”，就具有了”军事性”，后来更被塑造成为最高地位的”军社”或”军庙”；靖国神社的”军魂国祭”或”国祭军魂”，其特殊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2）

　　　　其六，受到崇高的皇室礼遇，可以享用皇室的九瓣菊花徽章。日本”八百万”神社，其中能够得到天皇”巡幸”的只有极少数，除了伊势神宫、春日大社那样的皇室神社，一般的神社如同深锁后宫是难得天皇一见的。而靖国神社从明治初到战后几十年里，却曾多次获得天皇”亲拜”的殊荣。　　　　
　　　　据资料统计，明治天皇曾经11次”亲拜”靖国神社，其中招魂社时代有3次：明治7年（1875年）1月27日例祭御拜、明治8年2月2日”台湾征讨战死者合祀临时祭”、明治10年11月14日”西南战争战死者合祀临时大祭”；甲午战争后临时大祭有2次，日俄战争后临时大祭有2次；年弱多病的大正天皇”亲拜”靖国神社也有5次，第一次是1915年4月29日供奉第一次世界大战战死者的临时大祭，如1919年5月2日纪念靖国神社创建50周年的祭典。昭和天皇亲拜有54次之多，在战败前的20年间，20次亲拜，平均一年有一次。作为大日本帝国皇军的最高军事统帅，天皇的参拜是对前线将士最好的鼓舞。昭和天皇从发动侵略战争到战败投降，几乎每次战争不漏。如：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干涉俄国革命出兵西伯利亚的临时大祭、1929年4月26日日本出兵中国山东的临时大祭、1932年4月26日”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的临时大祭，随着战争的强化，裕仁的”亲拜”也越来越频繁，从1938年4月26日后，每年的春、秋大祭，都要参加。　　　　
　　　　自从明治天皇首次全副戎装亲祭靖国神社以后，身着陆军大元帅礼服就成为天皇亲拜的不成文的御制，一直到战败既是”御祭”又是”军祭”。直到1945年11月20日裕仁最后一次”亲拜”靖国神社时，才不得不按照战后的日本宪法规定脱掉了军装穿上了天皇礼服，立即引来了朝野上下一片悲哀之声。　　　　
　　　　其七，以靖国神社为顶点，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军祭”神社体系。日本号称”八百万”神的神社，虽然因为祭祀相同的”神”也形成为一些类别，同一类的神社可能多达成百上千，但是各社之间并没有”隶属”关系。而靖国神社却不同，百多年来自成体系构建了一个以其为顶点以几十座护国神社组成的遍布各地的”靖国”祭祀系统，地位几与祭祀皇祖神的伊势神宫并驾齐驱。　　　　
　　　　其八，”超宗教性”活动。早就有学者研究认为：当神道被凌驾于其它宗教之上时，日本的”国家神道”本质上已经成为超宗教的国家政治行为。而靖国神社尤其表现得明显，不但在日本战败投降前，更表现在战后60年来；它不但有能乐馆和相扑馆，还拥有日本最大的综合性军事博物馆；在靖国神社里，不但有”全国护国神社联合会”，还有”靖国神社崇敬奉赞会”、”游就馆之友会”，和”报答英灵会”，甚至开办起了靖国”书画展”、”星期天古董市场”，在宗教性祭祀活动之外组织进行许多”非宗教”的活动，靖国神社根本不满足于仅仅的”祭祀”，而是要打造”超宗教”的政治舞台。　　　　
　　　　明治维新实行”祭政一致”，利用神道神社为对外扩张服务，这是连晚清的黄遵宪他们都看清楚了的。特殊的地位和待遇，赋予了靖国神社强大的精神功用，而把它们发挥出来的，就是披上神道外衣的祭祀活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全民逛欢性的战争祭祀活动，让天皇和明治政府看到了国家神道确实可以发挥出强大的精神作用，靖国神社里的军祭变成了”出征发兵”或”得胜班师”的轰动庆典，激发出了社会的疯狂的军国主义狂热，也冲昏了他们的头脑。　　　　
　　　　在日本投降前的五十多年里，靖国神社的主要活动就是进行战争祭祀活动。在对外战争间歇的和平时期里，主要有日常供奉、春秋例祭、临时大祭，前两者例行。明治2年（1870年）6月，以发布《教育赦语》为契机，文部省制定了《小学校祝日大祭日仪式规程》，规定了学校在纪元节、天长节等祝祭日举行仪式的内容和方法；还向各学校分发了供拜读的”御真影”（天皇和皇后照片），须要奉读的《教育敕语》和仪式歌曲，以及升国旗的”旗日”仪式。到战时的学生课文里就有了：”靖国神社位于东京九段阪上，它祭祀为天皇和为国家而死的人。春季（4月30日）和秋季（10月23日）之日都有钦差前去参拜。临时大祭日时，天皇及皇后两陛下都亲自行幸。把那些为天皇和国家而死的人如此地供奉在靖国神社而又进行恭恭敬敬的祭祀，这是天皇陛下的旨意。我们要铭记陛下的厚恩，向被供奉在神社的人们学习，为天皇和国家尽忠”。　　　　
　　　　1906年，有了日俄战争庆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