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李奇微回忆录-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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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其中的核心人物。
在巨济岛建立了四块由带刺铁丝网围起来的场地。每一场地又划分成
八个临时集中营，每个集中营计划收容六千名俘虏。但是，到一九五二年，
战俘数量已经超出该岛所能容纳的数量，不得不把他们关押到另一个靠南的
小岛峰岩岛上。尽管关押俘虏的这些营地相互挨得很近，容易出事，而且，
担任看守的士兵又不敷调用，但是停战谈判开始之前，哪个集中营都没有发
生过什么了不起的乱子。
后来，在我们对这些阴谋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共产党最高统帅部由一
个叫南日的人策划制造了一系列事件，旨在在亚洲人民面前损害联合国军的
形象。
为能顺利地制造这些事件，并掌握好事件发生的时机，有必要建立一
个由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组成的完整的组织系统。这支“队伍”将迅速
地、毫不犹豫地执行各项命令。
这就要求有一个严密的联络系统。毫无疑问，由于监禁战俘的场地非
常狭小，场地与场地之间相距又非常近，因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战俘
营里的共产党领导人（许多是故意投降的，以便能将其上级的指示传下去）想
尽各种办法将纸条从一个营地传到另一个营地。
由刚刚投降的俘虏带进来的他们最高统帅部的各项命令和指示，会拴
在石头上从一个营地扔到另一个营地。有时，为把命令传到较远的地方，他
们会采用唱歌的形式传递，将命令偷偷藏在供给品中传递，或者利用其他信
号进行传递。总的说来，这个联络系统组织得十分周密，差不多可以克服任
何障碍将命令传达下去。
医院的病房成了共产党上层领导分子举行会议的理想场所。这些上层
领导分子为了与其下级或同僚碰头，制定新的具体的骚乱方案，常常会装病
住院。为了保证他们的“队伍”内部能做到服从命令，他们正式规定了一套
纪律，成立了袋鼠法庭（在美国，系指非法的或不按法律程序行事的非正式
法庭，也指囚犯在狱内组织的模拟法庭），制定了刑法（甚至包括死刑在内），
以便对伯那些背弃党的路线的人。这样一来，非共产党分子就完全被吓住了。
比较有影响的或难以控制的非共产党分子则被他们除掉。
正当谈判在帐篷内艰难地进行时，战俘营开始骚动起来。他们这样做
是为了响应南日的指示，同时也是为了配合谈判中几乎天天都有的对所谓“西
方帝国主义分子”罪行的谴责。
这种谴责我方代表早已听腻了（但是，共产党的记者却迫不及待地抓住
这些内容，很忠实地刊登在赤色报刊上）。
第8 集团军管辖的战俘营都是严格按照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进行管
理的，按照由于俘虏们已不再继续作战、因而他们应受到人道的待遇这样一
个明确的精神进行管理的。同时，日内瓦公约还规定，俘虏不管自愿与否都
应服从“收容国武装部队中各项有效的法律、规定和命令”。“在战俘违反这
类法律、规定和命令的情况下，”收容国“采取法律性或纪律性措施被认为
是正当的。”不论北朝鲜还是共产党中国都从未宣布过他们愿意遵守这一公
约，也没有象我们所做的那样允许国际红十字会代表进行监督和视察。
我们已经注意到北朝鲜人对待俘虏的态度。他们常常反剪俘虏的双臂，
尔后向俘虏后脑勺开枪将其打死。我发现中国人要讲人道得多（为了达到宣
传的目的）。但是，关于他们对待被我们收容的俘虏的态度，我们却很不了
解。也许，我们事先就应想到：按共产党的那套逻辑，他们会认为这些俘虏
完全可以牺牲掉，会认为这些人的价值在于他们大概还能为共产主义的最终
胜利做出点贡献。但是，我们事实上并未预见到这种情况。日内瓦公约主要
涉及的是俘虏的权利问题。我们没有想到需要专门考虑收容国的权利问题，
即采取有力步骤对付战俘营内中坚分子的叛乱问题。
由于我们企图将俘虏区分为同意和拒绝遣返回国这两种人，一九五二
年一月出现了发生真正麻烦事情的第一个征候。在这之前的一年，为了把受
共产党压力而被迫服役当兵或当劳工的朝鲜平民区分出来，曾经进行过一次
审查。
当时，我们不曾遇到任何抗拒行动。三万八千名俘虏因此而被划为平
民予以释放。
以往，集中营里也曾不断发生各种未经组织的闹事行为，但看守人员
都能够处理这些事件。然而，一九五二年初，谈判双方正在讨论俘虏的遣返
问题。华盛顿采取了这样的立场：我们决不同意将任何不愿意回去的俘虏遣
送回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方面认为，为了卓有成效地讨论这一问题，他们需
要知道有多少俘虏能够送回国去，有多少俘虏会取得某种避难权。
为此，我们又着手进行另一次审查。
这一次，战俘们进行了暴力抵抗。后来我们得知，这是根据来自板门
店的直接命令采取的行动，那里的共产党领导人为了加强他们在谈判桌上讨
价还价的地位，需要制造一个能有力地证明战俘们赞成遣返回国的事件。
在一个营地里，犯人们用只有天才才能想到的各种各样临时凑合的武
器（镐把、带刺的铁丝做的连枷状武器、秘密地用收集在一起的金属碎片磨
制而成的刀斧，甚至用帐篷撑杆做成的长矛）武装起来，袭击了美军第27 步
兵团的一个营。该营是派进来在南朝鲜审查委员会调查情况时维持秩序的。
鉴于避免造成任何死亡十分重要，士兵们仅使用震荡手榴弹来阻止暴乱分子
（如果造成死亡，共产党方面就能将其夸大成大屠杀）。最后，指挥官不得不
命令部队向暴徒们开枪。直到这时，战俘们才撤了回去。在这场骚乱中，一
个美国人被杀害。犯人中有好几个被打死，另有一百多人受伤。
正是在这次暴乱之后，我们才决定将战俘营疏散到济州岛和峰岩岛，
并决定增加看守和警戒人员。可是，我们仍然没有真正了解这一阴谋的复杂
性和深刻背景。
整个春季，战俘营中的骚乱事件不断增多。他们举行群众大会，打着
写有反美口号的大幅标语，升起北朝鲜的旗帜，并且组织各种各样的挑衅和
反抗行动。
到四月底，在巨济岛上的十七个战俘营中还有七个没有完成调查工作。
这七个战俘营闹得最凶。事情很清楚，只有在双方付出某些生命的代价、我
们强行进入战俘营并对战俘严加管束之后，才能正常地统计同意和反对遣返
的人数。范弗里特又将美军一个营调进去协助平息这几个战俘营的骚乱。同
时，他还命令另外几支战斗部队进驻釜山，准备在突然发生严重骚乱时迅速
开进巨济岛。当时，他就可能出现的事态提醒我说，如果在进行反抗的集中
营中动用武力，那么已经完成调查工作的集中营肯定会加入到反抗的行列中
去。
根据后来掌握的情况重新总结这段历史，人们可能会说，如果当时使
用武力来了结这桩倒霉的事情情况可能会更好一些。毫无疑问，这件事情用
武力是可以完成的，尽管会造成许多伤亡。也许，如果我们的情报部门在当
时能象不久之后那样，发现这一周密利用这些战俘中反抗情绪的、涉及面很
广的复杂阴谋，那我或许就会采取另外一种不同的立场了。但是，我当时并
不清楚，现在也不清楚，共产党方面为取得宣传上的胜利究竟准备牺牲他们
自己人多少生命。
实际发生的情况是，由于停战谈判的情况看来有了好转，我请求参谋
长联席会议同意暂时停止调查活动，干脆把几个采取抗拒行动的集中营中所
有的人都算作赞成遣返回国的人。
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即表示同意，认为，这些战俘里任何强烈反对遣返
的战俘，在实际交换战俘之前，甚至在交换开始之后都还有机会表达他们的
意愿。
共产党失去了一次嫁祸于联合国军的机会，而且，在和平即将来临之
际，一次无谓的牺牲得以避免，对此我感到十分高兴。然而，我的本意并不
是要集中营放松纪律或管理。战俘问题最终还是我的事情，尽管具体的处置
权已授予集团军司令。处理战俘问题是集团军司令的主要职责，因此我不久
就提醒他要履行自己的职责。
五月初，我所辖部队的宪兵司令视察了巨济岛上的战俘营，并向我递
交了一份令人不安的报告，指出那里的管理很不得力。曾发生过好几起战俘
短期扣押联合国军军官作为人质的事件。在某些抗拒最坚决的集中营里，战
俘们甚至不让将提供给他们的食物和用品送进去，我立即给范弗里特发出一
份措词尖锐的电报，提醒他，尽管放弃了调查计划，但仍须保持正常的管理。
而从范弗里特的反应来看，他关心的好象是这样的事情，即宪兵司令竟然在
通知他范弗里特之前就将在集中营看到的情况报告了总部。
根据这份报告，我觉得很难理解为什么对后来很快又发生的惊人事件
就不能有所预见，有所准备。五月七日，共产党战俘扣压了联合国军战俘营
司令弗兰克·多德准将，并且扬言，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就把他杀绰。
这位准将是在没有适当警卫跟随的情况下去会见共产党俘虏的。这些
俘虏诡称要与他就一些不满的事情进行谈判。
他们一将他抓到手就宣布说，如果我方人员开枪，他们就结果他的性
命。多德本人则传出口信，要求当晚（当时已是下午较晚的时候）五点钟之前
不要派部队去解救他。范弗里特指示，除非第8 集团军司令亲自批准，否则，
不得使用部队解救多德。因为，问题不单单是多德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一
场大规模的越狱行动好象已迫在眉睫。如果动用部队，看来肯定要在双方引
起一场恶战，在战俘中将会造成严重的伤亡，结果会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
这次危机差不多就是在我预定启程赴欧洲的前夕发生的。我奉命到欧
洲接替艾森豪威尔将军，他当时正准备参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选活
动。在多德将军遭到劫持的消息传到我这里时，我的继任者马克·克拉克将
军已经到达东京。我立即让我的参谋长多伊尔·希基召集我的主要参谋人员
举行一次晨会（五月八日）来研究这一事件。我准备会后立即启程前往朝鲜。
由于这件事四天之内（我已接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命令，要我于五月十二日
离任）将全部交给克拉克将军负责，所以我要他和我一同前往。但是，我还
是决心自己和范弗里特一起先制定一个解决这一棘手问题的方案，而不想如
此草草地将问题丢给克拉克将军，增加他的负担。
在我们到达东京之前，范弗里特已命令增援部队由釜山开往巨济岛，
并且派美第l 军参谋长查尔斯。科尔森准将接替多德统管战俘营。多德的职
务则被范弗里特正式解除。科尔森于五月八日到达巨济岛，他立即通知共产
党人多德已不再担任战俘营司令职务，并警告他们说，如果在规定期限内未
能不加伤害地释放多德，联合国军部队将开进战俘营以武力解救他。
与此同时，共产党人提出了他们的要求，多德则同意充当中间人的角
色。起初，他们要求对战俘联合会予以承认，并要求在几个营地之间建立电
话和摩托车通讯联络。
当克拉克将军和我抵达朝鲜时，范弗里特告诉我，他打算与战俘就释
放多德的问题进行谈判。这意昧着，问题的解决至少要拖延四十八个小时。
对我来说，这种拖延就意昧着失败，因而是全然不能接受的。但是，我知道，
我们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会影响到停战谈判。
所以我觉得，在下达任何命令之前我都应当首先与我方首席谈判代表
乔伊海军上将进行磋商。我们一行飞到了汉城。在那里，海军上将乔伊真心
诚意地同意我的看法，即任何拖延和姑息都会被共产党人看作是投降的表
示。他还认为，我们应当立即要求释放多德，并以武力来支持我们的要求。
于是，我写信指示范弗里特将军，要他使用一切必要的武力手段甚至
包括坦克在内，立即在战俘营中建立秩序，并将这种秩序一直保持下去。范
弗里特立刻命令美第3 师的一个坦克营从他们在北部的阵地出发，由陆路行
驶二百英里，然后再由登陆舰输送到巨济岛。如果赤色分子拒不执行我方要
求，或者进行拖延，我就决定开枪射击，而且以最好的效果进行射击。自然，
我明白，我的命令可能会使共中党人将他们威胁要对多德采取的行动付诸实
施。
对这种有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我准备承担一切责任。
我对范弗里特和其他人想拯救一位朋友生命的心情是深表同情的，但
我认为，多德会象每一位其他的职业军人一样，在他决定选择自己的这项职
业时，已经做好了横死．敌手的准备。为了支持我国政府否认对共产党人犯
过什么根本就不存在的罪行，为了支持我国政府坚持我方关于遣返战俘的立
场，已经有许许多多的军人献出了他们的生命。
在战争中，一位将军的生命并不比一位普通士兵的生命更宝贵。为了
捍卫祖国的安全、自由和荣誉，要求每一个人随财都得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
如果为了拯救一位军官的生命我们就放弃士兵们所献身的事业，那么我们对
那些把生命托付给我们的士兵就是一种背叛和犯罪。
这不是一般的维护安全和秩序的问题。这些无视战俘营所有合法规章
制度的共产党人显然还认为自己是战斗人员，他们随时准备发起攻击，企图
压倒我们的部队。这是另外一场战斗。这种战斗与那些在过去两年中士兵们
为不使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遭受损害而宁愿每时每刻冒生命危险进行的战斗
是一样的。这些就是当我下达可能使多德将军送命的命令时所联想到的一
切。
然而，范弗里特拖延了命令的执行。坦克营没有按时到达是一个原因，
还有其他我不大清楚的原因。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