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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

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15部分

小说: 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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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恨水24岁时到芜湖《皖江报》当编辑,月薪8元。报社管吃管住,伙食不错,自己一间房。他晚上写两篇短评后,常和同事上街逛逛,吃碗面,再来几个铜板的熟牛肉。

作家萧乾,蒙古族,北京人,遗腹子,苦孩子。他自小寄住在三叔家。他还很小的时候,三叔就突然去世了。他还记得那天三叔刚剃过头,是坐在椅子上死的。三婶来回摆弄着三叔光秃秃的脑袋,厉声责问:“怎么,你就这么把我们娘儿几个撇下不管啦!”接着便号啕大哭起来。

演员陈强1918年出生在太原一个底层市民家庭。他不满5岁的时候,便每天要干三种活:一是晚上和姥姥提个煤油灯上街拣煤核。他拣的煤核不仅能供自家一天烧用,还能卖掉一桶。有一次他没忍住对门煎饼铺的诱惑,卖了煤核买油条,嘴上解了馋,却挨了父亲一顿痛揍;二是跟着父亲去卖菜。一些买菜的妇女见状,不免怜惜地叹道:这孩子准没娘。无形中多少起到些促销作用——他家的菜确实比别人家的卖得快;三是领粥。施粥在当年是一种很普遍的“慈善工程”。陈强在家里专司此职。粥领回来,一家人喝。陈强说:“我从小是喝粥长大的。”

有人说李叔同是从朱门入空门的典范。他出家时,除少量日常用品和一身布衣外,把所有家当散尽。夏丏尊说:“我所得到的是他历年所写的字,他所有折扇及金表等。”

1946年到1947年,山西省银行驻天津主任阎孝先为阎锡山收购了大量美金,存在(文)天津(人)大陆(书)银行(屋)的保险库里。后来阎锡山指示汇一笔钱到美国,为数约200万美元,说是作为他儿子阎志敏去美国留学的费用。

民国初年,朱启钤曾任陆征祥内阁交通总长。当时,北京尚未风气大开,朱家吃的用的,已完全欧化。家宴一律是西餐,仆役都穿白大褂,紫色背心。家里所有装潢摆设也一概西式。大概仅朱妻还保持着一样“中式”爱好——搓麻。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美国是中立国,汉口的花旗银行成了富人争相光顾的去处。从新老军阀、权贵显要、巨贾富商到妓院的老鸨、庙里的和尚尼姑,如潮水般涌来,几乎将银行挤爆。后来花旗银行不得不设置一个1000元的开户门槛,银行收进也仅以袁头现洋和库平现银为准,其他银钱一概拒收。存期最少半年,周利息一厘。就这样,现金眨眼间就一箱接一箱地堆满了库房。银行的洋人经过时,故意用脚踹踹,以傲慢的语气得便宜卖乖地骂道:“这么重的东西,真他妈给我们添麻烦!”

北洋时期,中法实业银行的华人职员等于今天的外企员工。他们的薪水视资历和能力而定,从几十元到一百几十元不等。请假在三个月以内的不扣工资。年终多发一个月的工资作为奖金。在工资之外,有时另加10%的生活津贴。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孙秉衡在西门子洋行奉天分行任销售员。在他的记忆中,分行的洋人大班月薪为六七百元,最低级的书记也在300元以上,当中美金和法币各占一半;华人员工则只发法币,最高的不过150元上下,低者仅20元。孙的月薪是95元。

荷兰人司比门本是个混混加无赖,后来混了个法国籍,当上上海万国储蓄会董事长,娶一上海歌女为妻。歌女出身的司比门夫人后来成了上海头号的阔绰太太。她头上装饰用的假发,天天花样翻新;鞋能堆满两间屋子,每双鞋鞋尖都可以镶嵌钻石,每次换鞋,必嵌上两颗价值连城的巨大钻石;其家有两间房子储藏衣服,上千件衣裳都依照巴黎最时髦的款式花色缝制,每件只要在宴会等场合穿过一次,即废弃不穿;她的珠翠宝石更是多得堆积如山,不计其数。司比门太太每天用掺着香水的牛奶洗澡,每顿饭动辄数十上百元(上世纪20年代),所食白塔面包只在南京路沙利文食品店出高价定做,面包上刻着司比门的缩写字样。司比门夫妻每举行一次宴会,仅餐室里用于装饰的鲜花的价值,据说就可抵普通人家一两年的伙食费。

民国初年,晚清的王爷尚能吃地租,恭王府所收地租每年达12万现洋之多,可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恭亲王溥伟1914年移居青岛,每月有两三个随事的换班,所有吃喝用等物品都从北京采购,鸡鸭鱼肉和咸菜得要老字号的,如天福酱肉、天源咸菜、致美斋点心等等。每月开支大约三五千元,不够用时打电报再由北京汇款。

袁世凯称帝前,冯国璋闻风入京见袁,说:“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帝制,请预为秘示,以便在地方着手布置。”袁世凯说:“我绝对无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哪一个能继承大业?”

袁世凯病危时,除袁克定外,单给每个儿子15万元。当时袁的五妾杨氏、六妾叶氏和八妾九妾刘氏都已怀孕,因不知生男生女,便预留60万元由克定保管,如生男就依例付给,生女则留作公费。后来,四妾中有两人给袁生了遗腹子,两人生女。

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晚年妻离子散,租住在京郊海淀的一间小屋里,最终潦倒而死。袁的另一个儿子克端亦为败家子,夫妇大吸鸦片,终日享乐,挥霍无度。后来一天只能得到一块钱的生活费,虽破败至此,但梅兰芳来天津演戏时,袁克端夫妇还是当了一件皮袍定下包间,同去听戏。

李纯是天津乡下人,幼年家境一般,后入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读书,毕业后混迹军中。民国以后,曾任江苏督军,任上发了横财,家当无算。

李纯自1914年起广置房产。先以4万元购得北京铁狮子胡同一处住宅,又以2万元在天津黄纬路购地建住宅一处。此后,他陆续在天津南市购下南起东兴市场、北至荣吉街以北的大片房产,占地皮约140亩。经扩建,共有楼房、平房、市场、戏园、澡堂等约4500间。李还在河北三马路东兴里、五马路、北马路一带,购买、修建房屋1404间;在河东东兴里一带拆建和扩建房屋500间;在英租界20号路购洋楼八所;他在英租界11号路等路段还有四处住宅。如此来看,说天津版图的几分之几是李家的,似也不为过。李纯后来又在北京珠市口等地段置下房产700余间,在天津周边则置地无算。

除上列不动产外,李纯还有一本秘密的财产账,系江苏督署机要室秘书主任芮谷贻书写。李死后递存于其妻王氏、其弟李馨手中。这个账单所记家当大体如下:

黄金2400两,存王氏手中,都系20两一块的金块;黄金1940两,存孙氏(李的次妻)手中,都系20两一块的金块;现款300余万元;懋业银行股票50万元;大陆银行股票20万元;北洋保商银行股票15万元;山东省工商银行股票4万元;哈尔滨耀滨电灯公司股票4万元;北京电车公司股票10万元;天津裕大纱厂股票8万元;龙烟煤矿股票2万元;中华书局股票5000元;天津一大皮革公司股票12万元。

李纯死后,在天津出殡和南京开吊共花出10余万,这在天津,不是绝无仅有,亦属极其少见。

李纯的侄子李震欧因继承大笔家产,怕被绑票,自小不出家门,也不读书,曾放话:“李家是千顷地一棵苗。”意在独吞李纯遗产。1935年,他不过十六七岁,便带着厨师和随从,南下沪杭,遍历泰山青岛,北游大同,登太行山,足迹所到,挥金如土。回来后,将住所楼下的汽车房厕所打开,辟为热带鱼室,雇一个名叫张胖子的人专管,对稀奇鱼类,有价即买,耗资两万以上。玩腻了之后,又将鱼室扩建为小动物园,猴子、海豹、鳄鱼等俱全,还买了条大蟒,天热时缠在身上,故意站在门口,以致路人侧目,绕道而行。

盛宣怀的儿子盛老三日伪时期附逆,本来就家底丰厚,此时运销鸦片,逆产已无法计算。他在上海有十几处住宅。所用痰盂,都是以纯金制成的,其他如烟具、烟灰缸、高脚盆乃至挂在走廊上的鸟笼子,也都是金的。有人认为,盛老三享用之奢侈,是那些汪伪巨奸所望尘莫及的。抗战胜利后,盛家被抄,逆产清册达128页。其中有一只白金镶成的九角形大钻别针,当中镶着28克拉大钻一粒,周围镶有重约15克拉的小钻160粒。

何应钦夫妇无子女。他在南京、上海、无锡、贵阳、重庆等地都有豪宅。他的存款数外人自然无从知道,但抗战胜利后,南京某报纸曾发表一个“国府要人财产比较表”,将何列为仅次于宋子文的第二位,此消息虽难说是实情,但至少不离大谱。

刘峙多年搜刮所得,虽无具体数目,但他在汉口买下两个大里弄,在南京也买了一条胡同。合计近千间房子,其家当大体可估。

胡宗南曾说:“要钱干什么?我平生不爱钱,身上从不带钱,箱子里也从不放钱。”

汤恩伯家里不置产业,在各大都市不买洋房,国内外各大商埠也没有他的企业。他在当了两任师长、一任军长后,银行存款有80万元。当时法币还处在稳定时期,有属下建议他取出来活动,汤表示有钱应存在国家银行流通,不准提取。他常说:“孙中山死了,并没有要他家里拿钱去埋他。”

康有为晚年,过着“钟鸣鼎食”的日子。康公馆光是大米平均每四天就要吃掉一石(176斤)。康家仆役每天采购日用品、副食品多用汽车运输,每月单伙食费就要花费400银元以上。康有为不断与外界联系,时常“通电”对国事表态,据说电报费每年可达上千银元。再加上婚丧喜庆应酬费等等,总开支平均每月2000银元左右。康有为55岁以后在上海和江南生活的14年间,每年花费不下两万银元。

民国初年,蒋介石混迹上海滩,娶姚怡诚为侧室,成天在外花天酒地。蒋家雇了一个厨子,一个当差,一个女佣,但工资常发不出来,他们的日常生活往往靠来客赏赐维持。许崇智每次去蒋宅,必赏茶包50元。此外又找一些朋友去打牌,由姚怡诚抽头,平均分给三人用。蒋当时的朋友中,以张静江最富有,是湖州南浔四大豪门之一。蒋在上海活动的经费及生活费,都仰仗张静江供给。据说由蒋经手向张陆续支用的钱达十余万之多。

郑伯昭是上海滩的大买办,但生性吝啬,就喜欢用算盘算账,属于一毛不拔的典型。但他也有另一面。郑有六男四女,他把其中的两个儿子送到剑桥大学读书,归国时,从欧洲运回各式各样的汽车,郑家搁汽车的地方一度被人说成是汽车展厅。郑本人也坐着当时最名贵的Rolls Royce(劳斯莱斯)牌轿车。郑家有私人游泳池。英美烟草公司举行盛大宴会时,郑的妻子有时也出席,帽饰上嵌着两粒蚕豆大的钻石,不少洋人的女眷都看了发愣。郑的儿子们还养着几十条狼狗,雇专人做狗馒头,每天要吃进去几十斤牛肉,解放前夕,这批狗被主人包了一架飞机运往香港。

1948年夏秋之间,蒋经国在上海督导经济。9月11日,蒋曾传讯周作民,要其交代所藏外汇数目。周答:“我个人没有外汇,我从事金城银行工作几十年,除在上海、北平有三处房地产及一些银行股票外,个人向来不做外汇买卖,也不积存外汇,仅有美金三五千元。”

张伯驹的父亲去世后,遗有50万元的盐业银行股票。张将其中30万元给天津家用,另20万元留北平家用,他用这笔钱买了宋元字画,以后又向盐业银行陆续透支40万元收藏字画。战后,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张伯驹便很轻快地还上了这笔欠账。

1934年1月11日,闻一多在一封写给友人饶子离的信中述及自己的生活:“四个孩子的家庭已经够我受的了,再加上每月给家里寄四十元,给岳家寄三十元,而岳家的境况更是一言难尽,我若不寄钱去,一家人就得饿饭——真正饿饭……总之我自己虽困难,守着这三百四十元的事挨下去,总算是一条生路。”

陈学昭1922年入上海爱国女学读书,同学中不乏有钱人家的女儿,如一个京剧名角的两个妹妹,大资本家虞洽卿的女儿等,她们上学放学,都是小汽车接送。

抗战胜利后,作家黄谷柳到香港谋生,一家六口在九龙联合道租了一间不及4平方米的小屋,只摆了张床,没有桌椅。刚出生不久的小女儿不时哭啼,黄根本无法写作。屋外走道的一端是房东安放的一个“神位”,刚好可以放下一个小板凳,黄谷柳的妻子便用一捆木柴和邻居换了一个肥皂箱,黄就是在肥皂箱上写成了名篇《虾球传》。

抗战爆发后,战火蔓延至丰子恺的家乡,他被迫逃离刚落成不久的“缘缘堂”。后有信传来缘缘堂已焚毁于战火。丰子恺一家十余口在逃难中互诉损失的家当。有人可惜衣橱里的许多衣服,有人可惜满堂新置的家具。他的一个女儿说:大风琴和打字机最舍不得;另一个男孩说:秋千架和新买的脚踏车最肉痛。丰的妻子则挂念她房间里的一箱垫锡器和一箱垫瓷器。

抗战胜利后,李宗仁出任北平行辕主任。一日,齐白石前来造访,称无米下锅,无煤取火,请求救济。李宗仁也无良策,只能从行营人员的配额中酌量拨出一部分给了齐白石。齐因此对李甚为感佩,认为李宗仁能礼贤下士。他特地画了一幅寿桃,送给李宗仁夫妇。后来李定居美国,这幅画一直挂在他的客厅。

民国初年,上海滩靠卖文能买得起汽车的,唯毕倚虹一人。到了二三十年代,文坛富翁当数邵洵美和徐志摩。邵是豪门之后,继承了大笔遗产;徐则是大学教授中唯一有私人汽车的人。

北平时期,一个大学教授的月薪大体为360元,所谓庚款教授多达450元。陈垣教授除日常收入外,还四处兼职,每月能挣上千块。

民国初年,张元济家的浴室里已装有煤气热水炉,点燃后20分钟即热。此外室内还装了一个类似水汀(暖气)的煤气炉,便于冬天洗浴。张元济规定,每星期全家洗一次澡。

1934年,张元济的女儿出嫁。她向家里所提嫁妆仅家具就要四套,包括卧室、客厅、餐室和书房。此外还提出要冰箱和汽车两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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