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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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张元济的女儿出嫁。她向家里所提嫁妆仅家具就要四套，包括卧室、客厅、餐室和书房。此外还提出要冰箱和汽车两大件。这在当年，是一笔相当大的开销。而张元济当时已退休，商务印书馆两年前因战火遭巨创，张家家境远不如前。父母为满足女儿的心愿，只能东拼西凑。张母连操心带忙累，事后一病不起，不久即离世。

袁世凯的某个儿子在燕京大学念书时，不住宿舍，公馆安在海淀。他每天包车去上学，佣人跟着，等在教室外，课间休息时，佣人要递擦脸手巾、香片茶、三炮台烟。

《罗曼罗兰传》的译者鲍文蔚从法国留学回来后，在北平中法大学当教授，另在孔德学校兼课，月入300元上下。鲍家住两个小院，共八间北房，两间东房，两间西房。家里有客厅、书房、盥洗室、浴缸、厨子、女佣以及自己的包月车。书房里四壁书架陈列着他从法国带回来的上千种精美书籍。

老舍小时候家里穷，小学毕业时，每人要交两张照片，他家掏不出照相的钱，后来卖了一个破箱子，老舍这才算毕了业。

上世纪30年代，熊十力是北大名教授，住沙滩附近，独居。屋里一目了然，一张木板床，被褥等不仅旧，而且脏和破。没有书柜，书都堆在一个破旧的架子上。屋里有两个箱子，一个是柳条的，几近朽烂，另一个是铁皮的，底和盖竟然不是一回事。

杨丙辰在北大西语系任教时，每月领到薪水，都要端坐在教员休息室的书桌前，一边在一张纸上写数字，一边把钱分成几份。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答：怕报假账露了马脚，必须先算清楚。又问他为什么要报假账，他再答：每月要给穷朋友一点钱，怕家里太太知道了不高兴，要找理由瞒哄过去。

《京报》老板邵飘萍生活奢侈。他是中国新闻记者乘私人汽车外出采访的第一人，当时北洋政府的许多总长还只备马车。他抽的烟是请烟草公司特制的，烟盒上印着“振青制用”的字样。

抗战期间，西南联大教授之家的生活与清华北大时期已有天渊之别。教授夫人除了当家庭主妇，还得充当一些为糊口而为之的角色。联大主要负责人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自蒸“定胜糕”卖，她后来回忆：“有人建议我们把炉子支在‘冠生园’门口现做现卖，我碍于月涵（梅贻琦字月涵）的面子，没肯这样做。卖糕时我穿着蓝布褂子，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尽管如此，还是谁都知道了梅校长的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

吴晗曾回忆西南联大时期的闻一多：“他住在乡下史家营的时候，一家八口（连老女佣）光包饭就得要全部月薪的两倍，时常有一顿没一顿，时常是一大锅清水白菜加白饭。敌机绝迹以后，搬进城，兼了昆华中学的国文教员。每月有一担米，一点钱，加上刻图章，勉强可以维持。”

1942年底，茅盾路过贵阳，去文通书局访总编辑谢六逸，谢不在。茅盾从其同事处得悉，谢六逸在外兼职达五六个之多，每天要在马路上奔波两三个小时。以谢六逸的个性，是不喜欢多兜揽事情的，因而茅盾判断其子女多，经济状况一定不佳，不得已才四处兼职，以养活一大家子。第二天谢到招待所回访茅盾，叹道：“在贵阳一住五年，实在寂寞得很。”

上世纪30年代，罗尔纲随胡适来到北平，供职于北大文科研究所，月薪60元。他把妻儿从广西接来后，租了一间小房，因接送儿女上学，不得不包下一部黄包车，这样一来，一家四口最低生活费也要90元上下。罗便卖文以补家用。他说：“当时我的工作分成了三方面：考古室办公时间做整理艺凤堂金石拓本的工作；星期日及假期到图书馆去继续搜集太平天国史料；晚上回家却在荧荧煤油灯下赶写太平天国史文章，常常写到午夜不得休。”

1917年，徐悲鸿夫妇在北平等着出国的一段日子过得很苦，蒋碧微后来回忆：“自从到了北平，我们一直很穷，徐先生通常都在北大吃饭，或者是参加应酬，碰到家里青黄不接，他也多半不大在意。有一回我身上只剩下了两个铜元，折算起来还不到一分钱，正在发愁，程妈来说先生不在家吃饭，我们马马虎虎买半斤面条下了吃吧。我问她半斤面条要多少钱呀？她说四个铜子。我一时拿不出来，只好叫她先垫付一下。第二天逼得没法，想拿母亲给我的一只金镯子去当掉，但是徐先生不肯上当铺，他的理由是一个男人拿着女人的首饰去当，人家会怎么想呢？我只好硬着头皮自己去。一出门就是后门大街，大街上有当铺，门口挂着厚厚的棉布帘，我在门口梭巡许久，一方面缺乏勇气，一方面又怕熟人碰见，最后我想起不进去不行。这才在四望无人的时候，一头钻进了棉布门帘，抬眼一望，当铺柜台比我的人还高，我举起手将金镯递给朝奉，他接过掂量一下，说是可以当四块钱，我一声不响，拿了四块钱和当票就回家。”后来这金镯子还是被徐悲鸿赎了回来。

蒋碧微说：“我和徐先生结缡二十年，生活过得一直很苦，日本、北平和巴黎的困窘不谈，回国以后徐先生的名气虽然越来越大，但是他从来没有卖过一幅画，倒是他收购金石书画的支出，反在渐渐的增加。他每个月将薪水交给我，我却要匀出一大部分去支付他收买艺术品或是裱画的费用，因此回国那么些年，我们不但没有储蓄，甚至经常捉襟见肘。”

丁文江生前声名显赫，曾为拟议中的驻苏大使和铁道部长。丁暴病去世后，留下来的钱，仅为2000英镑的保险费。这笔钱由竹垚生负责管理，以供应其遗孀的生活。

彭素民是国民党元老，曾任国民党总务部长、农民部长等要职。彭虽居高位，却“未尝为家谋”，1924年病故后，“家贫母老，子女六人俱幼弱，教养无资”。后经廖仲恺等努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议决，给其遗属一次性抚恤金1000元并每月100元的定期补助，至其子女成人能负担家庭生计为止。

顾维钧的续弦夫人姓黄，是南洋糖业大王的女儿，顾继承了岳父的巨大遗产。他在北京任代理国务总理时，公馆每月开支多达4万元，都由自己支付，从不动用公款，更无贪污之举。

林白水成败皆因办报。他最风光的时候，家里有十个佣人，五个家庭教师，住着四五个院子，三四十间房子。平时出手之阔绰，常令人叹止。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报刊阅览室当管理员时，月薪是8元。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月薪600元，文科学长陈独秀大概能挣400元，胡适、李大钊、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北大教授的工资都在二三百元之间。

上世纪20年代末，柔石闯荡上海滩，靠卖文为生，是一个典型的自由撰稿人。他在一封家信中说：“现金每月收入约40元。一家报馆每月定做文章一万字，给我廿元。又一家杂志，约廿元至卅元。不过近来食住两项，每月要用去廿五元，书籍每月总要十元。因此这两笔所赚，没有多少钱。”

丁玲和胡也频同居后生活拮据。一次两人还剩一块钱时，有客人来，只好用这一块钱办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当时他们住在北平郊区的碧云寺，第二天一早起来，两人两手空空，徒步几十里地进城找熟人借钱。

邓云乡在《文化古城旧事》中说：“30年代中叶北平的中学名教员，收入一般在一百五十到二百元之谱，大都有辆包车，夏天晚饭或饭局后，最普遍的是公园、北海茶座上坐到半夜十一二点钟回家睡觉。要有竹城之好的呢？小四合院树下支开桌子，吊上电灯，八圈、十二圈八元十元底，轮流做东，更是家常便饭。牌桌上一夜下来，擦把脸、吃点东西来校上课、改卷子，是常事。”

“左联”作家的生活与名气是不成正比的。即如左联领导人周扬，也经常靠举债度日。胡风回忆说，有一天早晨，他们夫妇刚起床，周扬就来敲门，声调很急切地说：“家里没有菜钱了，借个三五元吧！你手上没有，就用鲁迅的补助款也行嘛。”周扬的妻子苏灵扬回忆说：“周扬除工作外，相当一部分时间要用来去‘找钱’。我们‘借’过许多同志的钱，如章汉夫、夏衍、羊枣、谭林通、梅雨、林林等，像沙汀、周立波‘借’得更经常。”1936年元旦，苏灵扬临产，但家里没钱送产妇进医院。周扬出门跑了一天，总算从郑振铎处借到20元，解了燃眉之急。这种局面直到周扬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出版后，周扬得了大约800元稿费，生活才有所好转。

鲁迅定居上海后，一直是一个无固定职业的自由撰稿人。有人给鲁迅算了一笔账，他在上海的最后九年，共计收入为国币7万多元。平均月入700多元，这大体是当时一个名牌大学教授收入，相当于上个世纪末的人民币两万多元。鲁迅在上海住过三个地方，自然是越搬条件越好，去世前，他想再一次迁居环境更幽静的地段，曾致信友人：“颇拟搬往法租界，择僻静处养病，而屋尚未觅定。”他在《病后杂谈》中也算了一笔账：“然而要租一所院子里有些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钱就每月总得一百两，水电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两。单是这两项，每月就是一百一十四两，每两作一块四角（银元）算，等于一百五十九块六。”

画家黄宾虹寓居上海时，生活颇为艰辛。他租了间陋室，屋里无任何设备，房租却一再看涨，以至终于负担不起。“常因觅屋不得，为之栖栖惶惶。”有时因为买不起菜，只能连吃若干天白饭；车自然也坐不起，多远的路都走着。

李大钊遇害后，家中每况愈下，后来不得不以出售李大钊的藏书来维系生活。1932年8月26日，周作人致信胡适：“守常长女李星华（现在孔德学院肄业）来说，守常遗书出卖，此事曾与兄及孟邻（蒋梦麟）校长说过，唯近来寄存书籍的亲戚家就要搬走，而李家家况亦甚窘苦，想早日卖掉。孟邻曾提议由大家集款买下，寄赠于图书馆以作纪念，或比较由学校收买更易办亦未可知，希望兄为帮忙，为向孟邻一说，早点想一办法以了此事。”

邵洵美生在豪门，又娶豪门之女（盛宣怀的孙女、也是邵的表妹）为妻。据说盛去世时，家里光现款就有三千万两银子。邵家五口人，仆人有三十多个。他年轻时，一品香是上海最大的西餐馆，他每年的生日都在一品香过。邵属虎，每过生日，必事先在一品香定做一只与真老虎一样大的奶油老虎，作为生日蛋糕。

7．家事

盛宣怀病故后，家人花40万巨金买通工部局洋人，获准把灵柩抬到大马路（南京路）转了转，致丧事盛况空前，轰动了上海滩。张謇恰好因事到沪，就去盛家吊唁，谁知盛家出来应酬的都是亲戚和门客，一问方知，家属全都去看梅兰芳的戏了。张遂苦笑而出。

鲁迅去世前一个多月，即1936年9月5日，写了一篇题为《死》的杂文，当中一段话，被普遍认为是鲁迅的遗嘱：“我只想到过写遗嘱，以为我倘曾贵为公保，富有千万，儿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逼我写好遗嘱了，现在却谁也不提起。但是，我也留下一张罢。当时好像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写给亲属的，其中有的是：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胡宗南任第一军军长时，驻徐州。一日，胡的父亲从浙江孝丰老家来看他。卫兵去报告，胡说：“此人我不认识，叫他回去。”卫兵出来回报胡父，胡父甚诧异，对卫兵说：“他是我儿子，我是他老子，他怎么会不认识我？你再去对他讲，叫琴斋（胡宗南号）自己出来见我。”卫兵只好再进去报告，胡宗南立马翻脸说：“哪来的混账老头，如此无赖，快把他撵走！”随后又派一心腹副官跟踪其父，认准所住旅馆。当晚，胡宗南才换上便装去旅馆看父亲，给了老人300块钱，说：“以后你不要随便到司令部来找我，快回家吧。”胡父大骂儿子势利，竟不认亲生父亲。一怒之下，钱也没要，向老乡借点盘缠回了老家。

段祺瑞讨过几房姨太太，这与当时的军阀政客们看似无二，所不同者，是段已经有了尊重女性的意识，他娶姨太太，从不采取欺男霸女、巧取豪夺的手段。他的第四位姨太太入门时愁眉不展，段一打探，原来她已经有了意中人，段便吩咐妻子要像嫁女儿一样，成全她和意中人的婚事。段祺瑞让姨太太出嫁，一时传为佳话，也多少能体现出段在私生活上较为检点的一面。

军阀范绍增家是名副其实的大家庭，光姨太太就三四十个。范绍增专设了总管事、管事数人，其下配汽车司机、弁兵，花匠、跑街的、打杂的，中厨、西厨和饲养员等各色人等，林林总总，不下百十人。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内迁重庆，一时权贵云集。范绍增为了让太太们跟上时代的步伐，专门从上海聘来一帮教师，培养妻妾们学习西方文化。太太们开始西化，当中较有文化的两个姨太太赵蕴华、何蜀熙，随即成了重庆上流社会的花使，对范后来的飞黄腾达，起了不小的作用。范尤其宠爱十七姨太，两人常在球场、游泳池等场合追逐嬉戏。关于十七姨太的风流韵事颇多传闻，有好事者写成《十七姨太外传》出版，一时重庆“洛阳纸贵”。

1933年春天，范绍增的小妾紫菊（原为小老婆张绍芬房里的丫头），在重庆开明学校读书时，与尚未成婚的校长王世均产生私情。后事情败露，王世均被范抓到范庄关起来，眼看两人大祸临头。这时，被张绍芬请来的两位亲家王瓒绪、陈兰亭求范饶他俩一命，王母也在一旁叩头求情。范绍增虽说是个粗人，但重人情，讲义气，粗中有细。寻思再三，他决定把人情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