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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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家李霁野小时候生活在安徽乡间，姑父是种菜的，每天让他白吃一个白萝卜。李霁野更爱吃胡萝卜，从小到老，一生不改。晚年曾说：“有人说我八十岁不戴眼镜看书写字，或者与此有关。”
郁达夫好酒。一次杨端六在四川路银行俱乐部餐厅请客，郁达夫喝醉了，一个人在马路上晃悠，被巡捕抓进看守所。楼适夷说有一段时间郁达夫每天都得大喝一场，能一气灌下七八瓶啤酒。
学者费巩和邵荃麟是中学同学，两人都关心时事，但看法不同。一次邵父请邵荃麟的几个同学吃面，大家入面馆落座后又争了起来，邵父问他们想吃什么面，邵荃麟心不在焉地答了一声：“随便。”邵父便朗声冲堂倌说：“来五碗随便面。”邵后来在上海过亭子间生活时，常到俄国餐厅吃饭，要一碗最便宜的汤，那里的黑面包免费。
四川作家李劼人也是出了名的美食家。不仅会吃，还会做。他从小便练就高超的厨艺，李的老乡和同行沙汀说，李劼人做饭，“从选料、持刀、调味及下锅用铲的分寸火候，均操练甚熟”。李劼人自己著文说：“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是天府之国的中心城市。米好，猪肥，蔬菜品种多而味厚且嫩，故成都多小煎小炸，而以香、脆、滑三字为咀嚼上品。”中学时代的李劼人有个绰号叫“精致”，是说他爱好修洁。这也是他做饭时的风格。在法国留学时，为做烟熏兔，他非要用花生壳熏，叫两个跑采买的同学画起花生图形，跑遍了巴黎城的旮旮角角，最后才在郊外一吉卜赛人手中买到两斤。还有一次，李劼人要做豆瓣酱烹制正宗川菜，采买同学跑遍巴黎，最后找到一位西班牙商贩专程进口了几斤辣椒。商贩大惑不解：“你家到底有多少电灯罩？”原来辣椒只是被当地人用来做灯罩装饰。
1939年春节，冯雪峰在浙江义乌乡下家中接待来访的作家骆宾基。当日的晚饭，谈不上丰盛，但不乏厚重的乡味。喝的是自家酿的米酒，两三样菜中，有一色是家制干菜笋蒸的大片大片的咸肉。主食是荞麦面蒸饺，素馅，内有蘑菇、粉丝、冬笋等。骆宾基家乡的蒸饺，馅以胡萝卜、虾皮和白菜为主。几十年后，骆宾基说：“这顿饭是我直到今天还不忘的。”
梁斌自称三周岁始有记忆，他晚年还记得这样小时候的场景：母亲叫他吃奶：“来吧，吃一口吧。”邻家嫂子说：“都多大了，还吃奶？还有水儿吗？”母亲说：“四岁（虚岁）了，哪还有水儿，干嘬呗。”梁斌五岁入村学，老师性格开朗，教他认一二三四五、人手足刀尺等，梁每天中午都去找老师，一准能见他在吃饺子，有时他也让梁斌蘸着蒜醋吃几个，梁晚年回忆说：很香。
诗人朱湘早逝，贫穷是致其死的一个要因。朱在徐志摩家吃过一次早点，事后曾向人感慨说，单是饺子就有各式各类的花样。朱是南方人，自然喜欢吃米，但在清华读书时一日三餐以啃馒头为主，偶尔有点钱买个好菜，才吃米饭。有个同学请他去前门外吃过一回“馅饼周”，朱湘大享口福，据说乐得几乎睁不开眼了。
1924年5月30日，鲁迅邀同乡友人许钦文到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喝茶。鲁迅向服务员要了一盘刚出锅的冬菜馅包子，热气退下去，不再烫手时，他一边拿起一个包子，一边用另一只手把盘子推到许钦文面前，说：“这里的包子，可以吃；我一个就够了，这些就由你包办吧！”
上世纪20年代末，李璜在上海四马路宴请徐悲鸿、蒋碧微夫妇等，梁实秋也在座。席中有一道蚝油豆腐——用头号大盘，一片片平铺着嫩豆腐，上洒黄澄澄的蚝油汁。这道菜梁实秋记了一辈子，他说：“此后数十年间吃过无数次川菜，不曾再遇此一杰作。我揣想那一盘豆腐是摆好之后去蒸的，然后浇汁。”
1948年3月，郑振铎到杭州，住葛岭饭店。一天晚上，郑喝过一斤黄酒后，去丰子恺家，恰巧丰子恺也刚喝了一斤黄酒。两个阔别十年的酒友遂重启杯盘，女仆端来一壶酒和四样下酒菜：酱鸡、酱肉、皮蛋、花生米。窗外下着小雨，丰家墙上贴着一首他抄录的数学家苏步青的诗：“草草杯盘共一欢，莫因柴米话心酸。春风已绿门前草，且耐余寒放眼看。”丰感慨道：“别的事都可有专家，而诗不可有专家。因为做诗就是做人。人做得好的，诗也做得好。倘说做诗有专家，非专家不能做诗，就好比说做人有专家，非专家不能做人，岂不可笑？”两人还提起二十多年前一件和喝酒相关的旧事：
那时他俩都在上海。一日郑振铎在街上遇见丰子恺，正当饭点，便说：“子恺，我们吃西菜去。”两人来到新世界对面的晋隆西菜馆楼上，点了两客公司菜，一瓶白兰地。饭罢仆欧送来账单，郑振铎问丰子恺：“你身上有钱吗？”丰一边答应一边摸出一张五元的票子把账付了。隔了一天，郑振铎到立达学园找丰子恺还钱，摸出的是一张十元钞票，丰死活不收。正僵持间，立达同事刘熏宇过来把钱抢去，说：“都别客气了，去新江湾小店喝酒吧！”于是又号召了夏丏尊、匡互生、方光焘等七八人，去了小酒铺，等大家把这张十元的钞票吃完时，都已烂醉如泥。20年后，当年共饮的人中，有的作古，有的远在贵阳，有的已不知去向。只剩两个有缘的“东家”坐在一起喝酒叙旧。
1927年3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派郭沫若带着委任状和大印到安庆拜访李宗仁，促其兼任安徽省主席。从下午两点说到傍晚，李宗仁仍不吐口。后李留郭晚餐，并饷以白兰地酒。郭沫若既健谈，也善饮，更擅长划拳。席间他与李宗仁划拳，拳技远在李之上。平均起来郭喝一杯，李得喝四五杯。后来李酩酊大醉，倒在沙发上睡着了。第二天醒来，李宗仁问左右，郭副主任（郭时任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哪去了。副官答：你醉了之后，他再三推你不醒，便带着委任状和大印回武汉去了。
苏州有不少有名的茶馆，如雅聚、望月、玉楼春等，有人曾把这三家茶馆名作为对子：“雅聚玉楼春望月。”但似乎没有征得下联。泡茶馆是当年在苏州十分盛行的一种消闲方式。不少人一日数进茶馆，一次茶罢，堂倌往往不收茶壶，等着茶客再至乃至三至。老茶客出一壶茶资，可以坐上一整天。
上世纪20年代，苏州流行吃一种油煎排骨，每块卖铜元五六枚。玄妙观前到处是排骨摊。提篮叫卖的见人便问：“阿要买排骨？”有老先生叹道：“排骨二字，音同败国。国事失败，一至于是也！”
学者周越然曾盛赞苏州的小吃：“瓜子香而且整，糖果甜而不腻，其他如小肉包、良乡栗子及一切小食，使人人有口不忍止、不顾胃病之势。”
苏曼殊喜食甜食，尤好采芝斋糖和麦芽塔饼。麦芽塔饼是吴江一种民间食品，用麦芽和苎捣烂做成饼，里面是豆沙馅，杂以枣泥脂油。这种饼味美无比，但不好消化。常人能吃三四个，已属健胃，苏曼殊则一气能吃20个。除了上列两种，苏还爱吃酥糖、可可糖、粽子糖、八宝饭、摩尔登糖，曾自号“糖僧”。
江南多水乡，船上生活是一景，船菜是当中的一样。船菜顾名思义，即船家做的菜。民国年间，船菜在苏州一带颇为盛行，这也是一般饭馆所比不上的。因为船菜只备一席，小锅小灶，做一样是一样，汤水不混合，材料不马虎，每样都有它的真味。又由于船菜质量好，坐在船上吃喝，十分逍遥安舒，还可以眺望、谈笑，玩个夜以继日，因而当年快船常有求过于供的情形。
苏州的许多小吃，如糖山楂、桂圆糖、脆松糖、排骨、酱牛肉、五香豆等都风味独特。星社成员徐碧波迁居上海后，还常托苏州的友人代买吴苑茶馆的五香豆。
民国时，苏州观前街有一家叫王宝和的酒店。据曹聚仁感觉，这家店的酒很不错，但店里只卖酒，不卖下酒菜。店外面以少女少妇为主的酒菜贩子则川流不息，有粉蒸肉、烧鸡、熏鱼、烧鹅、酱鸭以及各色卤味。她们各卖各的，任酒客选择。酒客各样切一碟，便摆满了一桌子，吃得喝得津津有味。曹聚仁说：“这便是生活的情趣。”
女作家中烟酒都好的，赵清阁算一个，这在她的多篇游记中都曾提及。如1936年秋天游苏州时，她写道：“临行前一小时，我还和表姊等在一家洁净雅致的小酒馆持蟹畅饮。有名的清水蟹，肥硕而味美。与故人对酌谈心，真有不醉无归之感！”12年后，赵清阁重游苏州，住在花园饭店写剧本。她写道：“天黑了，凉台上有电灯，晚饭时我喝了半瓶啤酒，夜色苍茫中看垂柳，看小溪，别是一种情调。”此后几天，她在旅馆写作，几乎天天喝酒。到了第六天，剧本完稿，又写道：“我进城访友，和少卿老人把盏谈天。桌前，我们是忘年交，端起杯来他不像是六旬老人。他不服老，我也不甘示弱，我们都豪爽！……于是我醉了！平日我最爱和长者饮酒。抗战初，诗人卢冀野、画家顾荫亭，我们同客居武汉，曾以酒论英雄。后夹在重庆，我和梅贻琦先生共饮，相约不醉无归。”
1924年，周作人说：“我在北京彷徨了十年，终未曾吃到好点心。”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南京的所谓“下九流”如车夫、乞丐、捡破烂的、修锅补碗的之类，多聚居在高井街一带，据说有上千户人家。他们也吃也喝也赌，和富人的区别只在于方式。例如喝酒，他们的方式是：一包花生米或一块臭鱼，几个铜子的一碗烧酒，仰脖一饮而尽。醉后便四处找茬打架，弄个头破血流方休。
南京大报恩寺对过有一家叫马祥兴的清真小店，店小而名气大，一味“美人肝”更是驰誉一时。汪精卫也好这一口。抗战期间，汪常用荣宝斋的信笺自书“汪公馆点菜，军警一律放行”，派车去那里买菜。所谓“美人肝”，是一种鸭胰，每只鸭子只有一个胰脏，若拼成一盘菜，非几十只鸭子不成。
张恨水在南京办报时，秋天常到城北一带赏景。他认为南京城北“空旷而萧疏，生定是合于秋意的”。他一般是绕到丁家桥，在那里的一家茶馆泡壶毛尖茶，然后在附近切两毛钱的盐水鸭子，包五分钱的椒盐花生米，再在烧饼桶上买几个朝排子烧饼，饱啖一顿后，踏着落叶回家。
1933年秋天，学者陈寅恪之父陈三立自庐山到南京，友人在万全酒家给他接风。席间陈提起南京的一些旧事，说当年顾五的酒量无人能及。同席的卢冀野年轻气盛，虽已戒酒年余，听后似有不服，便问顾五的酒量。陈答：“饮必五斤。今不可复一矣！”卢称五斤酒自己以前肯定能喝。陈让他试试，其他人也跟着起哄。卢遂即席喝了五斤，自此也破了酒戒。后来陈每提及这次吃饭，必称许卢的能饮。
南京人濮友松住在聚宝门内的白酒坊，大约是沾了这名字的光，据说“能酒者盖世无出先生右者”。濮自幼喝酒，直至八十以后，无日不饮；每顿喝四五两。他的理论是：“或谓酒伤人，我谓酒养人；非酒能伤人，人自伤于酒；非酒能养我，我自养于酒也！”
1946年，郭沫若等十来人同游南京玄武湖，冯玉祥也赶来凑热闹。他们租了一条带篷子有栏杆摆着藤椅的游艇。荡游中，冯玉祥命船靠岸，差副官买来馒头、卤肉、盐水鸭、香蕉等食物，包了三大荷叶。大家也饿了，正待动手在船上野餐，冯说不忙，还有好东西。又叫副官从包里取出一瓶法国葡萄酒。冯本不喝酒，这次也破例喝了两口。冯玉祥虽行伍出身，却喜欢附庸风雅，周旋于文人之间。
吴昌硕活了84岁。晚年于酒宴逢请必到，到则大吃大喝，回家便常闹肚子，屡教不改。
冯国璋爱吃玉田酱肉，每差仆人去买时，为防止被偷吃，必令切成整齐的四方块。有时用酱肉待客，怕客人多吃，冯总是亲自操刀，把肉切得薄如片纸。若有零星碎肉沾在刀上，他都要用舌头舔干净，有时舌头不慎被刀划破，致满嘴流血，得不偿失。其为人之吝啬，可见一斑。
尚小云不“懒做”，但“好吃”。有文章记述他爱吃的东西很杂，如天福号的酱肘子、荷叶包子等。平时嘴里离不开零食，吃完了花生吃瓜子，吃完了瓜子又吃水萝卜，吃完了萝卜再吃梨……
钟敬文一次冬游西湖，在灵隐寺门外的饭馆喝酒，他把从山路上带下来的一团雪放入酒杯，混着喝。堂倌说；“这顶得上冰淇淋了。”
民国初年，丰子恺在杭州第一师范读书。伙食是八人一桌，五个菜，丰子恺把吃饭形容为“老虎吃蝴蝶”。所谓五个菜，盛在高脚碗里，蔬菜是浅零零的，整块的肉难得一见。一碗菜里露出疏稀的几根肉丝，就算不错了。学生都跟饿狼似的，一开饭，十多只筷子一齐插向菜碗里，八面夹攻。有高手在菜碗里转一圈，便把肉丝一筷子扫尽；另有高手从底下斜插进去，把唯一的鸡蛋掏走大半个……这些半大孩子的饭量也让人瞠目，有的一顿吃十来碗饭，此桌吃到碗底朝天，再转移到彼桌，“好像逐水草而转移的游牧之民”。
1933年春，林语堂游杭州，在火车上和一土豪对坐，林因此自认“乘位不好”。开车十分钟后，土豪开始大吃大喝起来，先叫了一盘“中国大菜式的西菜”，不久，又要了一大杯烧酒，接着又要了一份白菜烧牛肉，林语堂数了数，牛肉有十二片之多。最后又上吐司五片，奶油一碟。林语堂就此断定：此人50岁时必死于肝癌。
作家施蛰存酒量不行，自称一杯啤酒就能让自己醉态酡然。但他又好酒，追求薄醉的感觉。他曾细致入微地表述这种感觉：“得好酒二三两，醉虾一盘，或卤鸡一碟，随意徐饮之，渐渐而面发热，眼花生缬，肌肤上有温柔纤软之感，口欲言而讷讷，心无感而凄凄，乍若欲笑，忽复欲哭，此薄醉之时也。”
据施蛰存观察：“杭州人吃酒似乎等于吃茶。不论过往客商，贩夫走卒，行过酒店，闻到香气，就会到柜台上去掏摸出八个或十个铜元来烫一碗上好的绍酒，再买三个铜元的花生米或两块豆腐干，悠然独酌起来。吃完了再赶路做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