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清朝的人们-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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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间编修的《嘉应州志》写道：“……今日则谋生愈艰，所幸海禁已开，倚南洋为外府。”倚南洋为外府不是嘉应一地的事，所有的侨乡皆是如此，它反映了南洋华侨对中国经济的巨大意义：弥补入超，平衡国际收支，赡养侨眷，减少中国的人口压力。南洋华侨出去时大多为“猪仔”，等于是国家的弃民，但他们功在祖国，千古不会磨灭。
复次，开办新式工商业的作用。前述继昌隆机器缫丝厂创设后，获利丰厚，反响应时而生，三四年内在南海、顺德两县出现百家丝厂，其中有机器缫丝厂三四家。机器缫丝厂规模较大，雇佣工人多达八九百人，生产提高，使丝的出口增加，在国际市场与日本丝抗衡。但是这种企业太少，影响微弱。当时少数人有办实业的愿望，广东阳山县人朱学发，在光绪间深感国势衰弱，认为开矿可以救国，打算到南洋矿场当工人，学习经验后回国开办矿业，然因已经五十多岁，不能成行，派儿子朱海均前往，海均出洋致富，却没有回国开矿。当时中国的国情还不允许华侨大规模回国兴办新式工商业。
南洋华侨的中华生活方式
晚清南洋华侨的日常生活、社交、风俗习惯，都同中华文明密切联系在一起。
穿着、饮食、居住方面。19世纪80年代，新加坡的华人“衣冠语言礼仪风俗，尚守华制”，西贡华侨“衣冠风俗皆守旧”（邹代钧《西征纪程》），直到1920年，印尼网甲华人的“衫裤式样，俱属华装”，都是用中国产的蓝黄绺条布制作的。前此更应是这种情形了。华侨的中国式着装，影响着所在地的居民，在西班牙统治菲律宾的时代，黄色服装供贵族专用，蓝色服装为平民所用，“这个风俗习惯起源于中国”（欧·马·阿利普《华人与马尼剌》），因为中国历来以服装的颜色、质地式样区分人的贱，华侨把这种衣装习惯带到了菲律宾，可见华侨自身采用中华装束的牢固性。华侨的饮食保持在国内的习惯，1866年西贡醉乡楼饭庄“所有菜蔬肉食果面皆中华味”（张德彝《航海述奇》），菲律宾的华人，吃食中国饭菜、馄饨、杂碎、烧包、米线、烤乳猪、春饼、白菜、粉条、芹菜、豆豉以及荔枝、蜜饯，所用的炊具也是华式的锅、平锅、钳锅。华侨或者把中国
式的建筑移植到南洋，或者使自己的居处具有一定的中国建筑风格。在19世纪末的菲律宾，华侨“屋宇皆华式，店肆皆华款”（崔国因《出使美日秘日记》），华人住宅和在国内一样，雕刻飞龙、彩云、悬挂匾联，穷人家门口也贴对联，富人家花园，多有中国江南园林的假山、水池。新加坡槟榔屿华人的花园已多是西式的了，但“楹联匾额所在皆有”（蔡钧《出洋琐记》），保持一定的华风。发型与服饰联为一体，男性华侨在南洋和国内一样梳辫子，三宝垄华人20世纪初才有人剪掉辫子，辛亥革命后与国内同时出现剪辫子运动（林天知《三宝垄历史》，李学民等译）。拥有清朝职衔的人，在一定场合，还穿起官服，1866年出访西欧的官员斌椿路过新加坡，侨商陈鸿勋因有都司虚衔，“顶帽补服”地去拜会他（斌椿《乘槎笔记》）。
家庭、家族、祭祖。华侨有大家庭观念，凡成家立业者，多组成直系家庭，以代数多为荣。家庭内讲究夫唱妻随，父慈子孝。华侨出洋，往往是同宗族的人互相招来，团聚在一起。虽是这样，宗亲毕竟还是稀少，于是认同宗，凡是同姓，就以为是亲骨肉，互相帮助。同宗族的人建立家庙，槟榔屿的林、杨、邱、李、谢、黄、王、胡、梁、陈等族都有宗祠。印尼有汾阳世家、高阳公祠、杨氏联谊会。各个家庭、宗族极其重视祭祖，逢年过节必祭，清明扫墓，娶亲拜家庙。
世态剪影（四）第24节 晚清的南洋华侨（4）
婚丧。婚姻由父母做主，一部分在国内结婚。侨乡有所谓“填房婚”，即男子在外经商或出洋，一时难以回家，就由家人代为迎娶，或者让姊妹拜堂。有的侨居地华人间联姻的，还有娶土著妇女的。华人间通婚，采用“六礼”的方法，其实在国内亲迎之礼许多地方都不实行，而槟榔屿的华人却信守不变。华人把中国丧葬方式带到侨居地，守丧时孝子按照古训睡在地上，枕土块。请和尚做功德，烧纸钱，孝子百日以内不得理发、剃胡须。送葬时亲属穿孝服，用锣鼓喇叭吹打，讲究典礼隆重，送葬的人愈多愈好。相信阴阳风水之说，葬期要选定吉日，葬地要风水好的，因为选吉地需要时间，而印尼荷兰殖民当局不许停尸超过一天，华人为时间宽裕，经过强烈要求，获得延期出殡的允准。重视夫妻合葬。墓地立碑，刻字如同国内，“某处诰封某某之墓”（《航海述奇》）。
会馆。前述宗祠是小的社会群体，会馆，依华侨的原籍建设起来，或为一省，或为一府，或为一县，或为所有华侨的组织，是规模较大的群体。它有不同的名称，在会馆之外，或称作公司、公所、公会、同方会。这种组织很普遍，所谓“南洋随地皆有会馆”（《槟榔屿志略》）。西贡有福建会馆、广（州）肇（庆）会馆，堤岸有潮州、嘉应、琼州三会馆，河内有福建会馆，海防有华商会馆，槟榔屿有平章会馆，新加坡有福建会馆，吉隆坡有闽人会馆，仰光有宁阳会馆，巴达维亚有中华会馆、华侨公会、广肇会馆，棉兰有福建公所，三宝垄有洪义顺会馆，印尼还有嘉应州、潮州、惠州、琼州、永春、福州、焦岑、大埔、石扇、中山、漳州、玉融（福清）、晋江、安溪、金庆、同安各地会馆，江浙公馆，梅县同乡会，永定公会，山东公会，等等。华侨设立会馆，是用群体的力量谋求商业发展；保护自己利益，如由会馆聘请状师（律师），代打官司；进行慈善事业，如设立义冢，办义学，赈济贫病同乡。
教育。华侨在南洋办学，于19、20世纪之交，经过两个阶段的变化，在前期实行私塾教育，完全模仿国内的办法。新加坡有萃英书院，槟榔屿有槟城义学、闽义学、粤义学。义学规定：学生先读《孝经》，次读“四书”，塾师先以“礼仪进退应对”教育学生，每逢朔望，要把圣谕和孝悌忠信的故事讲给学生听，令他们“心体力行”（《槟榔屿志略》）。这种学习四书五经，采用背诵的方法，灌输孔孟之道，与国内没有两样。戊戌变法之后，国内情况有所变化，学堂出现，南洋华侨跟着兴办学堂，取代私塾。这些学校请清朝留学生做教员，采用日本小学教育制度，使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式教科书，改变了专习儒学的教育状况。
宗教信仰。中国沿海居民多崇信天妃（天后、妈祖），建造祠宇拜祀，南洋华侨也是这样，到处建立天后宫，1889年三宝垄华人开始建立妈祖庙，新加坡的福建会馆设立在天后宫内，西贡穗城会馆后殿供奉天妃娘娘，这就是说会馆所祭祀的神灵就是天妃。明清时期中国人特别崇信关羽，所在皆有关帝庙，如华侨在西贡、海防设立了关帝庙。土地祠遍及中华各个村庄，印尼的华侨也敬奉土地神，称它为大伯公庙，祈求它的保佑。光绪间，巴厘岛附近的华人村有祠宇，春秋报赛，在国内春祈秋赛所敬的就是土地神，这里也不例外。中国人相信各种神灵，传说有保生大帝，能给人治病，印尼华侨从国内做保生大帝塑像运去供奉，直到19世纪末人们有病还去求它。南洋华侨信佛的甚多，建设寺庙，不断重修，往往从国内运去菩萨塑像。
世态剪影（四）第24节 晚清的南洋华侨（5）
文娱。华侨也保持了中国人的习惯，侨民中多广东人，他们爱看粤剧，西贡有粤人剧团，白天黑夜开演，上演的是三国戏。新加坡的戏剧，也是由广东人演出。华侨爱读中国历史小说、英雄演义。19世纪70年代，印尼出版爪哇文译本《薛仁贵》、《杨忠保》、《狄青》、《贵夫人》，随后印行了马来文译本《乾隆君游江南》。1894年刘永福黑旗军守台湾，消息传到三宝垄，华人说黑旗是法宝，就像东周列国时代孙膑的旗子一样，只要黑旗一挥，全世界就要变黑，日军不易打败他，显然传说这些话的人知道春秋战国的故事，而这种知识可能来自《东周列国志》。此外《三国演义》、《水浒传》的故事，也在华侨中流传，人们利用它分析事情，作出判断。由此可知古典小说、传说故事对南洋华侨影响的深远。有的华侨因缺少健康的文化娱乐，沾染上赌博、吸食鸦片的恶习，有的华侨上层人物以包卖鸦片，并设赌场作为增加财富的渠道。
节庆日。南洋华侨与国内一样，重视元旦、端午节、中秋节以及清明节、中元节，家庆的生日和忌日。元旦守岁，贴对联，拜天地；元宵节提灯夜游；端午节坐船；八月节晚上
赏月。娶亲、做生日搭喜棚，摆设象征吉祥的物件。此外，华侨大多使用汉语，沿袭汉人称谓，读书人喜作诗文，送往迎来也多保留中国人的习俗。
上述晚清南洋华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体现中国民族特点，中国文化精神，这就是：（1）乡族观念。认同乡，认同宗，崇拜祖先，不忘故乡家族，信奉各种神灵，信仰各种神话传说中的善神，所以建设祠宇种类多，但缺少宗教哲学；（2）纲常伦理观念。尊崇君主，追求封赠、顶带、职衔，男尊女卑，家长统治，严格等级区别，讲求衣着、仪仗形式；（3）历史意识强烈。谈古论今，以古为鉴，崇拜古人，这是中国历史悠久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从华侨的生活现象，到它所反映的人们的思想意识，使我们认识到：华侨的群体生活、生活方式和接受的教育，基本上是中国式的，是中华文明的体现，是把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的主体和精神移植到海外。当时的清朝官员、学人及西方人士都与我们有共同的看法。写于光绪年间的《游历笔记》谈到新加坡的中华街，“大小店铺、庙宇、会馆、戏园、酒楼、茶店，盛备其间”，这与在中国基本上没有什么两样了。1893年薛福成说，南洋华侨“虽居外洋已百余年，正朔服色，仍守华风，婚姻宾祭，亦沿旧俗”（《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第一册），从服饰婚姻这些主要文化特征，指出华侨生活仍保留中国人的固有文明。1921年出版的《荷印百科全书》关于爪哇华人写道：
土生华人，从他们的祖先算起，已是中国人和土著居民的混血种了，但他们仍然持久不变地保留着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他们虽然同土著居民杂居，但并没有同化。……在荷属印度的华人中，祭祀祖先的风俗习惯是最牢固的。他们的家庭生活仍然像在中国国内的一样。
在荷兰人的眼里，华侨依然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看来，我们的印象不是虚幻的，是从晚清南洋华侨社会生活的现实中产生的。
我们说晚清南洋华侨社会生活基本上体现了中华文化，而不是全部都是中华文明，它毕竟与中国本土的人们生活环境有重大不同。华侨在运用中国传统文化时对它有所改变，如宗族观念，崇拜祖先是相同的，但国内还强调族长的统治权，而华侨中却做不到，国内乱认同宗是被耻笑的事，华侨则把“同姓为宗”视为当然，这是难于遇到真正同宗而又要广交朋友的需要的产物。华侨对于中国文明的态度，在19世纪末叶有个变化，一方面是祖国意识加强，他们过去同故乡联系多，这时由于清朝政府有意识加强同华侨的联系，华侨又从长期受殖民地统治者的压迫中，深深感到中国政府保护的重要，因此加强了祖国的观念；另一方面是一部分华侨看到清政府的腐败，又接触了西方文明，因而逐渐放弃中华意识，改变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接受西方教育。因此，华侨社会有其本身的特点，不完全是中华社会的翻版。弗理德曼在《新加坡华人的家庭与婚姻》中说“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文化虽直接源出中国东南几省”，但“不能认为新加坡华人的社会组织只不过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分支”（转见维克托·塞尔《东南亚华人》）。群体结构、生活方式、教育性质，反映人们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水平，反映人们的生活思想、目标、情趣。晚清南洋华侨多半是苦力出身，多数从事小商贩、雇工职业，社会地位不仅低于西方殖民国家公民，甚至不如土著居民，自身缺少文化知识，尤其是近代科学知识，只顾争取眼前利益，缺乏远大抱负，只注意经济利益和家庭利益，忽视政治地位的提高和社会整体利益，这种职业、身份、素质、意识，决定南洋华侨基本上根据中国文明处理自己的生活，决定社会生活模式。
世态剪影（四）第25节 移居江苏仪征的徽州人（1）
仪征县地处长江北岸，明清时代隶属扬州府。政府的两淮盐运司设于扬州，而在仪征设置它的派出机构，由同知驻扎理事。因盐系官督商销，在清代每年有2。2亿多斤食盐过境，接受监掣同知检验，于是盐商云集于此，千舸百艘泊于江岸，为监掣服务的佣夫多达数万人，并由此引起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形成与传统社会经济不同的情形，即商业经济重于农业经济。当时人按照传统的本末观，对此甚为担忧，认为“仪民多倚盐为食，舍本逐末，不事生产”，嘉庆时县令、钱塘人屠倬特意“劝民纺织，种桑养蚕”，还从他老家请来农妇，传授养蚕织丝方法（道光《仪征县志》卷二十六）。同时期颜希源等修县志，忧虑地说：
风俗华靡，百物愈涌贵，而用者愈繁，以致编氓外强中干，非所以谨盖藏、固根本之道也。（道光《仪征县志》卷四十九）
其实这有个如何看待商业发展与居民穷富的问题。商业社会下人们收入较容易，开支也快速，因而显出“家无盖藏”的景况，不像农业社会人们省吃俭用，预蓄来年食粮，能持续维生，然而业商者普遍比业农者生活程度高，挣钱虽无保障而相对容易，花了又可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