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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部分

生活在清朝的人们-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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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甑氖饲澹云谥栉郏盟馐苁比撕秃笫赖内嘎睿谛囊蚕嗟笨嗄铡?滴跏辏1671)十一月二十八日,在病中写《与子景疏》,实际是在作遗嘱。内容关乎四个方面:一是料理家事,主要是安葬双亲,托付两个弟弟和朋友办理。二是收集和保存著作,如《流寇纪略》(《绥寇纪略》)的一部分被人借去,必须收回来,此事由儿子和友人经纪。三是表述己身的思想感情,谓其“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偿辛苦,实为天下大苦人”。这大概就是气节问题困扰所产生的无法摆脱的痛苦,长期埋在心田,在此有所流露。四是身后丧葬处置:    
    吾死后,殓以僧装,葬吾于(苏州)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铭于人。即后事的办理原则是不事声张,不要排场,不提官宦经历;生前没有逃世,死后却与出世的僧衲相比拟,可能是为弥补仕清的前愆。沉重的精神负担,使他做了不同于众的身后安排(冯其庸等《吴梅村年谱》)。    
    户部尚书、扬州人董恂(1807~1892),光绪八年(1882)以病致仕回籍,乡居10年,著述消遣,自撰《还读我书室老人手订年谱》。光绪十七年对嗣子说:    
    我近年心甚伤,神气衰惫,恐不能久,有书成自挽匾联,将来悬我柩侧。其匾曰:“还读我书”,联云:“不惠不夷,渺沧海之一粟;而今而后,听史论于千秋”,    
    表现出看得开、放得下的达观心态,照常地活着,安然地等候死亡的来临。    
    陈澧(1810~1882)一生以教书和写作为务,72岁的冬月,患腹疾,仍校定《东塾读书记》一卷。次年正月病危,对儿子和门人说:    
    吾病不起矣。然年过七十,夫复何求!吾四十时,已洞明生死之理,生死犹昼夜,无所悽恋也。吾所著读书记,已成十余卷,其未成者,俟儿子与门人编录,名曰《东塾杂俎》,此书当可传也。    
    这些老人临终所思考的事情,不外是:家事的处理,自身的丧事,作品的整理和梓刻。这三事料理不清,大概会有死不瞑目的遗憾。念念不忘先人、家事和著作,希望处理得好,留名后世。顾忌身后的评说,也是终生修身养性的一个内容,表现出自律之严(汪宗衍《陈东塾先生年谱》)。    
    综观清代官绅晚年生活,形成如下的印象:    
    一个人的学术成果的多寡,与其享年有相当大的关系。清人有一种观念,在青少年时代少写作,并对“少作”抱有不成熟的不安心情,往往不愿意让它传世。如黄宗羲编辑《南雷文定》,删削以前的三分之一作品;与此相对应的是重视老年之作。这样,文士越到晚年著作越多。今日检查清人的著述,凡是数量多的,大多享有高年,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士禛、赵翼等人。高龄多出成果,符合人文学科学术研究法则。    
    老年人中真正能够颐养天年的并不太多,需要有良好的社会因素和自身素养的配合,但一般很难具备这些条件。社会条件是个人难于创造的,自身的素质可以通过砥砺而提高。晚年生活得开心的,是注重养生而性格开朗的人。    
    老年人要想晚年生活得充实有趣,休憩的同时,伴以丰富知识的活动,可能更有意思。即如游山逛水,知山水的人文价值之所在,无疑会增加游兴和欢愉之情。俗云“观景不如听景”,表示观光的失望,也可能所看的自然景观变差了,造成这种心态;但是,不会欣赏,虽身临其境而实未入境的情形也不是不存在的,要之,还要提高自身的欣赏能力,才不辜负游历之付出,也才能提高晚年生活质量。    
    


官绅写照第2节 阮元的家庭生活(1)

    阮元是嘉庆道光时期的名臣,他不仅从政颇有政绩,且以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著称于世,在学术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过本文主要是讲他的家庭生活和为人。    
    阮元,字伯元、芸台,乾隆二十九年(1764)生于扬州府城一个文武兼备的家庭。祖父阮玉堂,武进士出身,官至参将,军事余暇,“尤喜读书,为古文辞诗歌,援笔立就”,著有《湖珠草堂诗集》、《琢庵词》、《箭谱》及《阵法》等书。父阮承信,国学生,幼读书,“治《左氏春秋》,为古文辞”。母林氏出身仕宦之家,“通诗书,明古今大谊”,曾同时经理祖姑和公公的事,一切依礼法办理,但不请和尚道士念经,亲戚中有人提出异议,她回答说,“吾阮氏、林氏皆儒家,无庸此”,表明其儒家风尚的特点。    
    阮元5岁,母亲教他识字,开始读书,6岁到私塾就学。他幼年口吃,念书不流畅,个性又要强,急得回家直哭,母亲领着他念读,于是背诵如流水。母亲又选白居易诗教儿子,并“教四声属对之法”,所以阮元八九岁就能作诗。后来他回忆此事,认为这是母教的成果,而“非塾师教也”。如果说母亲开启于识字的教育,其父则令阮元疏理文义和立志向学。阮承信熟于《资治通鉴》,对阮元讲授“成败治乱,战阵谋略”。他教儿子学射,并说:“此儒者事,亦吾家事也。”希望阮元文武兼备。以上是阮元在为其祖父、父母所写的行状里讲的事情(文收入《揅经室二集》卷一)。看来阮元幼年、少年时代受父母的精心教育,为日后的学业精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阮元9岁时投师乔椿龄。乔是秀才,“通诸经义,涉猎百家子史,尤深于《易》”。17岁,奉母之命,又跟从李道南学习。李曾中进士,不乐仕进,在乡里教学,著有《四书集说》。他认为乔、李两师是“独立特行之儒”,就学于他们是幸事,而两位先生也很称许这位学生,可见阮元的学习出类拔萃。    
    乾隆四十九年(1784),21岁的阮元中秀才,隶籍扬州府仪征县,五十一年成举人,五十四年中进士,充庶吉士。次年散馆,取中一等第一,任翰林院编修。五十六年大考翰詹,他又是一等第一,很得乾隆帝的赏识,任为少詹事、南书房行走,同年晋为正詹事。年轻的阮元以他的优异学识,平步青云,走上仕宦道路。    
    乾隆五十八年阮元出任山东学政,六十年改为浙江学政,任满回京,先后官兵部、礼部、户部侍郎,经筵讲官。嘉庆四年(1799)充会试副主考,次年出任浙江巡抚,一度丁父忧离职,后复任,嘉庆十四年,因循隐罪夺职。这是阮元一生官场上惟一的一次失意。    
    回京后的阮元,任编修、国史馆总纂。嘉庆十七年出为漕运总督,二十一年晋湖广总督,次年改两广总督,任至道光六年(1826),其间有时兼任粤抚、粤海关监督。离两广改任云贵总督,十五年调进京城,任体仁阁大学士,管兵部事。道光十八年,阮元75岁,以老病请准休致,二十六年加太傅衔,二十九年(1849)病逝,享年86,谥文达。


官绅写照第2节 阮元的家庭生活(2)

    阮元20岁娶妻,其妻为祖母江氏的族孙女,是亲上加亲。江家祖籍安徽歙县,在扬州经营盐业。乾隆五十七年(1792),他妻子江氏亡故,幼女也早殇。后来,续娶孔氏,为曲阜衍圣公孔昭焕之孙女,诰封衍圣公孔宪增之女,衍圣公孔庆镕之姐。    
    阮承信因阮元是单传,林氏又早卒,在乾隆六十年令把族孙常生过继给阮元为子,是为阮元长子。嘉庆六年(1801)妾谢氏生阮福,其后妾刘氏生阮祜,孔氏生阮孔厚及女儿阮安。阮元对诸子进行诗书传家的教育,做两广总督时到钦州阅兵,恰是其祖父阮玉堂最后的任所,因写示儿诗:“后人有庆先人德,文武科名岂易哉!”他在京中,听诸子夜读,甚为高兴,作诗抒情:“秋斋展卷一灯青,儿辈须教得此情。”常生官清河道,先阮元而卒。常生与阮福帮助乃父做过文字工作。女儿阮安幼学诗画,作有《百梅吟馆诗》,丈夫张熙20岁死,阮安在生下遗腹女后也死去,实有殉夫的意思。阮元对她的死很伤心,但又“心许之,曰礼也”。以殉夫为礼,笃信三纲五常,人就变得残酷无情了。阮元重视家族生活,因先世自淮安迁扬州近200年,族人繁多,而未建宗祠,嘉庆六年于浙抚任上,与乃父承信、堂叔阮鸿议定,出资建立阮氏祠堂,买田作祭产,又在祠堂附近设立家塾,聘请名师教育族中子弟。阮元对族人亦多照顾,在山东、浙江学政任上,都请阮鸿帮助衡文,阮承信还要资助阮鸿捐纳为官。    
    阮元不好虚热闹,高官耆寿,从不做生日。40岁是人生开始大做寿辰的年龄,阮元在十月二十日生日这天,离开浙江巡抚衙门,到海塘工地视察,避免亲友属吏的祝寿。以后无论大小生辰都这样过,所谓“每于是日谢客,独往山寺”,作竟日之游。因往山林,参观古迹外,煮茶消遣,所以他把这一做法叫做“茶隐”。道光三年60岁花甲大庆的日子,身为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的阮元,跑出总督衙门,来到抚院东院空无人迹的竹园中避客,煮茶作画题诗。他的茶隐,到80岁休致在乡时,仍不废弃,在华诞以前,就从扬州城里搬到城郊的草庐中。他不仅自己不做寿,也不给孔夫人做生日。仍是道光三年,孔夫人生辰这一天,他为避客,独游广州荔枝湾。    
    阮元的不做寿,有两个原因,一是谢却寿礼,不以“屏幛宴乐为美”。二是讲求养生之道,即不做生日,把精力放在保养身体上。他同白居易生日相同,白居易40岁时作有诗歌,阮元步其韵为诗,写道:    
    人生四十岁,前后关壮衰。    
    我发虽未白,寝食非往时。    
    知道这时应当注意身体了。又考虑到自身政务、做学问繁忙,更要有好身体:    
    百事役我心,所劳非四肢。    
    学荒政亦拙,时时惧支离。    
    所以他到此盛年,不是沾沾自喜于过往的成就,而是研究如何“却老病”。阮元得享高年,同他爱惜身体,不搞狂欢淫乐,有很大关系。清朝人习惯于做寿,当遇到老人生日时,子孙不惜破财大肆庆祝,在上流社会尤其如此。皇帝的圣寿节,是一年的三大节日之一。乾隆帝做80大寿,至今留存有记录其盛况的120卷的巨著《八旬万寿圣典》。贵胄官僚在大小生日时作一番庆祝是常事,更有闹笑话的,一年过两次生日或者提前做寿,不过是为着多收贺仪。纪念诞辰,并不是坏事,问题是怎样过法。大肆做寿,则是丑陋风俗。阮元不拘于时习,不做生日,不收贺礼,实有过人之处。


官绅写照第3节 清代名人写年谱(1)

    清代有一些名人,自家撰写年谱,成为生活的一项内容。    
    清人形成写作年谱的风尚    
    年谱的源始,学术界业已有了共识,就是出于宋朝人之手,是他们创造了这种人物传记的体裁。通检年谱的创作史,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宋元的初创期,明代的有所发展,清代的形成风尚,并延续到民国时期,近期又有赓续者。    
    宋代的发轫期。南宋王质、吴仁杰分别编写陶渊明年谱,吕大防、程俱、洪兴祖、樊汝霖、方崧卿五人各自纂写韩愈年谱,文安理作柳宗元年谱,詹大和编王安石年谱,都是后人为前人写作。他们之所以动笔,大多是仰慕前人(具体地说是谱主)的风范、气节,以之作为楷模,表示学习和传扬的愿望。如王质,据《宋史》卷三九五他的传记记载,他任职枢密院编修,著有《朴论》50卷,后来不愿做官,“山居,绝意禄仕”,这不就是陶渊明一类人物吗?因之为陶潜作年谱就不是偶然的了。吕大防,北宋京兆蓝田人,官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观文殿大学士,为官持正,不结朋党,讲求礼学,“关中言礼学者推吕氏”。显然他是敬重韩愈的“文起八代之衰”和承续孔孟之道,故而为其作年谱。    
    明朝人编写年谱的进步,主要表现在自订年谱的出现。万历年间,嘉兴人周履靖,自号梅颠道人,博学多能,喜好金石、书画、诗词和曲艺,著述丰富,《明史·艺文志》著录有《茹草编》、《艺苑》、《绘林》和《画薮》,此外,还有《梅颠稿选》等书。他为自己写了题名《螺冠子自叙》的年谱。另一位明人张文麟,有自叙的《端岩公年谱》问世。    
    清代出现自写年谱的风尚,并延续到民国时期。清人自撰年谱愈来愈多,人们写日记已然成为习惯,同时写年谱,与日记相辅相成,用来回顾人生,以自惕自励。这正如康熙晚期冯宸奉其师李塨之命为师编写年谱时所说的:“年谱犹日谱耳,日谱记功过以策励习行,年谱何独不然?”(《李恕谷先生年谱·序)将自订年谱作为省身手段。《碑传集三编》的汇编者汪兆镛(1861~1939),清亡以后居于澳门,与移居香港的张学华(1863~1951)及王舟瑶三人,考虑到世事的变化,怕身后人们对他们的看法有误会,因而“相约自订年谱,记述生平行迹,以存其真”。汪氏于是动笔,从出生写起,至辞世前,写到59岁;张、王二位的年谱也已成书(《微尚老人自订年谱·小引》)。    
    造成清代自写年谱风气的另一个原因是功利性,自纂或家属写,是为了感谢天恩祖德,以发达子孙,绵延家世;而对谱主则是提高知名度,以便国史馆立传之采择和私人为其作传。如提督杨芳(1770~1846)讲他为何自撰年谱,乃因出身行伍,获得高官厚禄,但是“先德源流,贻谋有自;天恩高厚,报称未遑;帅德帅功,不忍淹没。据事直书,使后嗣知感云耳”(《宫傅杨果勇侯自编年谱·叙》)。洪亮吉的儿子饴孙请求乃父老友法式善为洪氏写行状,是拿着洪氏年谱做资料去的,以便通过行状有更多的传记文问世,所以法式善说:    
    饴孙居丧次,不能为文,以余久故,知先生深,乃寓年谱乞余为行状,以待他日有道能文之士为铭幽文者之采择。(《皇清奉直大夫翰林院编修洪稚存先生行状》,收入《洪北江先生年谱》)    
    特别值得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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