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清朝的人们-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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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态剪影(一)第2节 清代前期江南的商业活动(4)
这是仕而归农的思想,还是想把仕和农结合起来。约在乾隆年间,吴江县分湖人袁琏因家道中落,弃儒经商,发财后,“买田分湖上,筑室种树,课子弟力耕,农隙课之读书,其不耕者仍遣服贾,贾还复读,不数年而贾者耕者接踵入泮矣”(柳树芳《分湖小识》卷二)。这是耕、读、贾三者结合,而归之于读,是“以末起家,以本守之”论者的一种内容。在武进城里有个开豆腐店的张金麟,一天对家人说:“吾在城数十年,饱食暖衣,农务荒矣,图目前之安,而不思经久之计,非所以贻后人也。”于是下乡“创置田园,建造房屋”,把妻与子打发回乡耕读,其年老也返回乡里(《毗陵城南张氏宗谱》卷四)。一个豆腐坊的小本经营者,经济比较稳定,尚且预防亏本而留后手,富商大贾经营不善,顷刻荡家,当然更要购置田产,以便败而有所归。就是这个原因,同治间修纂的《江宁、上元两县志》说当地人,“重本富,期久远”。江阴“大率商贾习俗,富则教子弟读书”(道光《江阴县志》卷九)。金匮(今无锡)人钱泳主张:“凡买产业,自当以田地为上,市廛次之,典与铺又次之。”(《履园丛话卷七)其原因就是田园为务本的产业,店铺是从事工商的末业。末业已经给江南人民生活带来好处,给这个地区造成繁荣局面,但是鄙视工商的观念依然占据支配地位,可见要产生一种新的观念是极其不容易的,它不可能因经济状况的某些变革而立刻发生应的较大变化。就本末业的观念来讲是如此,但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人们的思想也非一无影响,特别是在对金钱的看法上,发生了值得注意的变化。
乾隆时武进人钱惟诚在《养民论》文中说:“今不重布帛菽粟而重金钱。”(《清经世文编》卷十一)就是说在一部分人中把货币看得比粮食、布帛还重要,因为“得金不患无粟”(《清经世文编》卷二十八钦善文),商品多了,有了钱可以购买。金钱,真正可以挡饥、挡寒了,货币势力增大了。钱泳在《履园丛话》卷七记叙过一个故事:
吾乡有富翁,最喜作刻薄语,尝谓人曰:“钱财,吾使役也;百工技艺,吾子孙也;官吏缙绅,亦吾子孙也。”有人诘之者,富翁答曰:“吾以钱财役诸子孙,焉有不顺命者乎?”语虽刻薄,而切中人情。
人情以钱财为贵,是进一步认识到货币的威力。这个富翁的所谓使百工技艺、官吏缙绅都成了它的子孙,是深知有了金钱可以购买百工技艺的生产品,可以驱使官吏缙绅为他办事。钱可通神,人们早有所知,清代江南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的作用进一步显示出来,因而加深了人们对它的重视,对它的追求。但是,当时人对货币作用的认识也还是有限的,对比一下同时代的西方人的观念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在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发展了的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在《欧也妮·葛朗台》中写道:“钱像人一样是活的,会动的,它会来,会去,会流汗,会生产。”又写道:“金钱控制法律,控制政治,控制风俗,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金钱“会生产”,说的是何等生动啊!有了金钱,可以开办工厂,雇佣工人,制造商品,增殖新的财富。金钱“会生产”,认识得是多么深刻呀!它比之清代江南人的见识显然高了一筹。究其原因,乃是在法国金钱控制社会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夸张一点说是控制了一切,或者也是巴尔扎克在同一部小说中所说的:“法力无边的财神,现代人的上帝。”金钱在中国的江南还没有取得这个地位,人们自然也不能有巴尔扎克那样的认识。
世态剪影(一)第3节 清代的游民(1)
游民之众以及由此提出的研究课题清代游民(或者说闲民)之多,实在惊人,且看当时人的一些说法:清初朱泽沄在《养民》文中说:
古之闲民十之一,今之闲民十之六。通都大邑之闲民十之三,穷荒州县之闲民十之六,有无田之闲民,有无业之闲民,有有田无田、有业而无业之闲民。(《清经世文编》卷二十八)
乾隆间,法国天主教神甫阿米窝考察中国社会的报导讲:
大多数的人,在整个年头,都没有职业,尤其是在南方各省,这种情形,就引起农村中有用的手工业及工业之扩大。(转见邓拓《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第140页)
嘉庆中纂著的《巴陵志田赋论》云岳阳地方:“十分其民,而工贾居其四。”(《清经世文编》卷二十九)那时这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从事工商业活动的人员何能占到居民的40%?看来所谓的“工贾”,不一定是道地的工商业人口,而是游离在农业之外的游民混迹其中。嘉道间龚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议》文中写道:“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奸狈蹶,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龚自珍全集》第一辑)
如何理解朱泽坛、龚自珍等人的话,正是我们所要提出的问题。居民中百分之五六十的人是闲民、游民,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游离在劳动生产之外?
所谓闲民、游民,按照通常的理解,应该是不在士农工商的四民之内的人,是无业游民,既无产业、也无职业的人。可是其中又有有产业、有职业的分子,又有在四民之列的,这是怎么回事,他们究竟有无产业和职业?怎样认识有业、无业?其实,相当多的游民、闲民是有职业的,且看:游民的职业与社会职业结构游民有就业的,在工商业发达的城镇,如江苏的苏州、松江、常州,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江西的景德镇,云南的铜矿区,广东的佛山镇等地,尤其是在江浙的太湖水域周围,手工业和商业繁盛,为游民创造了一些就业机会。他们的职业是:
酒馆、茶馆、戏楼、娼楼的从业人员、艺人,车、船(游船)、轿夫,掮客,成衣匠,香烛匠,织工、染匠、踹匠,铜锡匠,窑工,硐工,木工,泥瓦匠,乞丐,娼妓,以及三姑六婆等,皆系人们看不上的行当和职业。
这些行业的就业者,人数不少,这里主要从苏州和景德镇两地来看。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使臣马嗄尔尼来华,200年后的法国学者佩雷菲特撰著《停滞的帝国》一书,说在当时外国人的眼里,苏州“是女人的都城,也是女人最珍贵的外衣——丝绸的都城”,而景德镇则像“一座着了火的城市”(转见郑勇《旅行者的奇遇与发现》,文载《中华读书报》1998年2月6日)。苏州确实是丝棉织业中心,雍正时期苏州染布业中的踹坊有450处,踹匠多达两万余人。这是苏州织造胡凤翚在奏折里明确讲述的数字(《朱批谕旨·胡凤翚奏折》),乾嘉时代染踹业有很大的发展,工匠应当更多。染踹业是棉纺织业的一个部门,从事纺织的人员更多,虽然其中的大多数人是兼事纺织的农夫农妇,纯粹的织工不占主要的地位,可是这个行业大,织工也是不可忽视的工匠成分。与纺织业相联系的棉花收购商、开设棉布字号绸缎字号的棉布商、丝绸商(多为包买商)、踹坊作头(包头,即包工头,由棉布字号领来待加工的布匹和踹匠工银,负责加工和踹匠管理)、丝绸作坊机户(类似于作头,从铺户处领料,用织工加工)、外地贩布的商人。这样,丝、棉纺织业就有一个较大的队伍,它的从业人员当以万计数。丝绵纺织业及其他行业的发展,必然开拓为其服务的行业,道光时钱泳讲苏州“商贾云集,宴会无时,戏馆、酒馆凡数十处,每日演剧,养活小民不下数万人。”(《履园丛话》卷一)戏馆、酒楼业即是应运而发达的,而且依赖其为生的队伍庞大。
世态剪影(一)第3节 清代的游民(2)
以陶瓷业闻名的景德镇,确系火一样的城镇,官窑之外,嘉庆年间有民窑二三百处,窑户数千家,工匠动辄以数万计。或谓该镇“列市受廛,延袤十三里许,烟火逾十万家”(兰浦《景德镇陶录》卷八)。
云南铜业的从业人员,每个厂矿,“大者,其人以万计,小者以千计”(王文韶《读云南通志稿》卷四十四)。嘉庆中,汉口有铁行13家,铁匠5000余人(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三十四)。佛山镇的经济以制造铁丝业最为著名,制瓷业亦较盛行,聚集的工匠多,本地生产的稻米不够食用,靠西江供应补充,与此相关的是碾米业和米铺的存在,乾隆后期,米铺梁太盛、梁升平、黄兴臣等家,各自雇工七八人至十余人不等(《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可知米铺雇工不在少数。米铺之增添,赖有制铁、制陶等业的发展,这是连锁反应。夙以经济落后而不为人知的陕西南部凤县、略阳、镇巴等地,出现了许多铸造农具、铁锅的铁厂,从采矿、伐木作燃料到冶铁,大厂用工匠3000,小厂也要用工1000多人(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九)。
这类工商重镇,居民来自于各个地方,外地人很多。如苏州、松江的踹匠,多来自江北、安徽南部及镇江府属之地,大体上是有先行者,然后是将亲戚、同乡介绍过来。景德镇的工匠,来自于附近以及远方各地,如谢所说:景德镇“业制陶器,利济天下,四方远近挟其技能以食力者,莫不趋之若鹜”(转见《景德镇陶录》卷八)。因此景德镇的居民,十分之七八是外地来的工匠和商人,属于土著的不过十分之二三。自古以来商人奔走四方,各个工商重镇的会馆的相继建立,即为外商云集的标志,即以《景德镇陶录·景德镇图》所显示的,该镇有徽州会馆、苏湖会馆、南昌会馆、临东会馆、饶州会馆数所。再如佛山镇汇聚山西、陕西商人,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创建山陕会馆,嘉庆十七年(1812)重修,出资的商号191家,并在碑记中云:“大丈夫有志四方,无远弗至,……此流寓之有会馆所由设地。”(《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苏州、南京、上海、武汉、广州各有会馆数十所、十余所,盛产丝绸的苏州吴江县盛泽镇亦有数所。正因为流寓之人众多,地方志写到这些地方的居民状况时,总是用“五方杂处”来形容。
染踹、矿冶、陶瓷、戏曲等业的下层从业人员本来是有职业的人,可是往往被社会上层,乃至整个社会视作“无业游民”、“游手好闲”之徒,如雍正帝即称酒楼戏馆之人为“游手好闲者”(《朱批谕旨》)。踹匠被官方称作“踹棍”、“流棍”,康熙三十七年(1698)松江府娄县发布禁止踹匠倡聚抄抢告示,开篇即云“为踹棍倡聚抄抢等事”,原来踹匠朱阿文等抢了坊户彭昼三家,且这类事时有发生,故下令“踹匠责令布坊拘管,仍勒石永禁,不许结党生事”。十几年后的康熙五十四年(1715),嘉定知县在禁止踹匠齐行的告示中云:“(踹坊)包头内择老成者为坊长,管辖九家;如容留流棍,坊长十家,一体治罪。”(俱见《上海碑刻资料选辑》)所谓“流棍”,就是踹匠,或者是寻找踹匠及其他活计的外来人口。
一些游民有职业而被认为无职业,是闲民,是无业游民,是游手好闲之徒,为什么?
第一,在重农抑末的传统政策与观念支配下,不承认游民所从事的一些职业。因为这些行业,不仅与农业生产无关,且认为占用了农村劳动力,又从事所谓“奢靡”事业,影响人心风俗,不能当作正当行为,不仅不予承认,并且加以禁止。我们在上篇文章中提及的康熙间江苏巡抚汤斌在苏州“毁淫祀”的事件,就是这种观念的鲜明体现:禁止打牌、歌妓、礼佛及以商人为主体的迎神赛会,于是出现“寺院无妇女之迹,河下无管弦之歌,迎神罢会,艳曲绝编”的现象(《汤潜庵集》卷七)。这类违背经济发展要求的行政禁令,只能奏效于一时,而终导致“百姓之怨望,无济于事。如苏州等处酒船、戏子、匠工之类,亦能赡养多人,此辈有游手好闲者,亦有无产无业就此觅食者,倘禁之骤急,恐不能别寻生理,归农者无地可种,且亦不能任劳,若不能养生,必反为非,不可究竟矣。”(《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雍正二年六月初八)雍正帝为政务实,看到游民以酒船、戏子、匠工为业,虽不能认为是正常职业,但可以养活人,从而能够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应当允许他们以此谋生。可是乾隆时的江苏巡抚陈弘谋、布政使胡文伯,又禁奢华、戏馆,因为将它们视为不正当的职业的观念没有改变,禁止就会不断发生。
第二,这类行业不稳定,就业者也不稳定,人们对它们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故而对其非难。游民的就业,表明社会分工和职业结构在发生某种变化,酒馆、茶馆、戏楼过去就有,至迟在宋代产生瓦子,汴京和临安的酒楼已较出名,到清代瓦子演变为戏楼,而且将看戏、用餐结合在一起经营,使娱乐业与餐饮业有较大发展。沐浴业(澡堂)也在扬州、苏州等工商重镇应时而生。这类行业,就是现代的第三产业。
世态剪影(一)第3节 清代的游民(3)
手工业内部的分工,清代社会要比前代来得细致,比如小五金业,从制铁、制铜业分离出来,锡箔、香烛都成为独立的行业,在苏州有它们的会馆或公所。制瓷业内部分工比过去细致,景德镇制瓷工场分出的工种是:陶泥工(练泥工)、拉坯工(做模型)、印坯工(拍模工)、旋坯工、画坯工、舂灰工(合灰)、合釉工、上釉工、挑槎工、抬坯工、装坯工、满掇工、烧窑工、开窑工、乳料工、舂料工、砂土工等,经过这么多专业工人的手,才烧制出瓷器。手工业的规模亦扩大了,从前述云南矿厂动辄用工数千即可得知。
这样,旧行业发展,新行业诞生,特别是过去不认为是职业的,实际成了职业,使它能够容纳更多的就业人员。人们职业结构的变化,同时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即在传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