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清朝的人们-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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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纳与官僚队伍
吏治败坏的另一个内容和表现，是大开捐例，滥用非人，官吏队伍庞大。
捐纳。道光初年停开捐纳，其后屡次开办捐纳事例。政府要钱用，就卖官，买官者则大肆贪赃枉法。道光中安徽举人朱凤鸣上书，指出用捐班等于是专用小人，他们最会作伪，对上司“逢迎必工，贿赂必厚，交结必广，趋避必熟；上司必爱悦，吏部必护持”（《校邠庐抗议》卷上）。
署事。旧官去任，新官未到，封疆大吏临时派人代理其职务，派什么人，本有定规：在新分来的即用官或候补官中按年资排定，可是督抚往往打乱常规，把吏部分发的即用官扣留在省城，改派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去署理。署事不记考成，可以放心大胆地搜刮民财，故而“署事如打劫”，其政事的败坏，自不必言了。
调署。让实职府州县官离开任所，到别的府州县署事，使其以苦缺署肥缺。这是疆吏向属员示恩和索贿的手段，经常使用，如“四川官多署任”，1847年川督琦善说：“文员调署纷繁，不惟易存五日京兆之心，即书吏亦呼应不灵。”（《清史列传》卷四十《琦善传》）说明了调署的频繁和弊病之所在。
买缺卖缺。地方上好的缺分，有人愿意花钱去买，有人则乐于得钱出让，他的上司和说合人也从中渔利。1838年山西太原知府王有壬署理河东道，朔平知府张集馨署理太原府，次年春天王要回任之时，年已70，候补令严于镐等劝张出资接替其任，请其告老，王提出要张用7000两银子为其弥补亏空，晋抚和藩司均同意这个办法（《道咸宦海见闻录》）。
胥役众多。未入流的官员，府厅州县的各种吏役多得惊人。1821年吏部报告，在部候选未入流的佐杂“人数过多”，要求不要再往各省分发了；1827年直隶一省裁汰吏役23900人，道光帝说：“直隶如此，他省谅亦不免。”（《清宣宗实录》卷一二四）确实如此，在四川，大的州县有蠹吏一千余人，小的也有数百人、百余人（《清宣宗实录》卷二六○）。1837年段光清说，知县下乡验尸，带着仵作、刑书、门印、签押、小使、六房、三班，以及本官仪卫、皂隶、马仆、轿夫一同前往，多达一百多人（《镜湖自撰年谱》）。一县如此，全国的吏役该是多么庞大的队伍。
幕宾。1822年御史陶廷杰上疏要求严禁幕友舞弊，指出“督府两司之幕友盘踞上游，为害益巨，换官不换幕，官生幕熟，百弊丛生”，州县之幕客上下结党，挟制本官（《清宣宗实录》卷二五二）。1833年胡怀符充任南昌府幕宾，与各地幕友串通一气，人称“四大寇”、“二十八喽啰”（《清宣宗实录》卷二三二）。
官亲家人。官员的家属与仆人，代表本官参与政务，甚或违背本官的意愿与幕友、吏胥结交，从中捞取油水。川督鄂山署内，有门丁杨姓、幕友两个杨姓，三人朋比为奸，又有仆妇马氏参与其事，人们把他们的作弊称作“三杨开泰，一马腾空”（《清宣宗实录》卷二五二）。
捐纳和科甲是清代用人的两大门类，捐纳是任官制度的重要内容，署事、调署、幕友、买缺卖缺可以视作为执行人事制度的细则，是制度的补充。
世态剪影（一）第4节 道光朝的陋规与吏治（4）
道光朝这种制度及细则的通行，本身表明吏治的败坏。捐纳者搞贪污，又善于巴结上司，主官利用调署等作手段收受贿赂，所以捐纳、调署、署事、幕友都是制度的弊病，这就是吏治不清的严重性之所在。这种制度造成工于结纳和营求私利的官员秉政，他们不祸国殃民才是怪事呢！
亏空及其弥补之法
吏治败坏还表现在亏空钱银及弥补办法上。钱粮是清朝的正赋，是政府的命脉所在，从中央户部到各省、府、厅、州、县的主官都以收税为主要职责，这同时也就是他们为己敛财的条件。
亏空。贪官将征收的钱粮不全部交库，一部分纳入私囊，或者像前述“放炮”、“倒炮”那样，为本身早得税银而少征，造成钱粮的亏空。道光一朝亏空问题严重，1839年给事中况澄指出“外省州县亏空过多”，要求道光帝下令“核实参办”（《清宣宗录》卷三二五）。1850年春天赵光奏陈时务四条，其中之一是“亏空累积”，刚即位的咸丰帝承认他说的“切中时弊”（《清文宗实录》卷六）。1846～1849年两淮盐政应交盐税银183万两，交不出来，经过批准，允许在1849年先交30万两，仍然没有库存可交（《清文宗实录》卷八）。官吏亏损，还不如实上报，等到中央调用，又无银两上交，因此给事中安诗说“虚报库存，动拨则无实贮，各省亏空，大率类是”（《清宣宗实录》卷四三八）。
勒接。官员有了亏空，在其卸任时，本来无法交待，但是接任者为了能得实缺，往往愿意承受他的亏空，答应代为赔偿，以便上任，至于以后是否能赔补就不管了。有的人不愿接受亏空，拒绝给前任出结，这时上司就会出面，强迫新任接受，以免暴露出去，成为他的政绩污点。1822年御史陶廷杰请求道光帝饬禁“大吏毋许勒接亏空”（《清宣宗实录》卷四十四），可见勒接亏空具有普遍性。据揭发，河南永城令沈玉墀接受前任的亏欠银3万两，到任一年多，己身又亏空3万两，前后计达6万两（《清宣宗实录》卷二三五）。
流摊。一个官员的亏空被揭发或并未揭发，其本人赔补一部分，其他的，由其继任者、同僚、上司各任多少，代为赔偿，以弭端。分摊到各官名下的数目，只是名义上的，并不一定真正代其交纳。亏空是贪占和挪用公款，比前勒索民财，在性质上还要严重，可是官员就不怕惩罚，竞相违犯，说明吏治腐败的程度是多么深重。
贪官污吏，历朝历代皆有，道光朝也有这种现象似不足为怪，但严重的是它的方法，即对前代已经形成的搜刮民脂民膏、侵蚀钱粮、滥用官吏的各种陋规和弥补办法，使用得更加普遍和频繁，而这些陋规、办法，不仅保障贪污的实现，更掩护这种丑行，使它成为合法的、无罪的，因而得以继续下去。
无可救药的吏治
陋规的盛行，吏治的腐败，道光帝登基之初就想改变这种现实，英和建议清查陋规，他立即接受，发布上谕，指出：“箕敛溢取之风，日甚一日，而闾阎之盖藏，概耗于官司之削，民生困敝，职此之由。”清查的方针是，将所有的陋规查明，该保存的留下，该取缔的消除（《清宣宗实录》卷四）。道光帝实际是想效法他的曾祖父雍正帝耗羡归公的办法，承认一部分陋规，取消另一部分陋规，控制其发展。上谕发出不久，遭到中外官僚的反对，吏部尚书汤金钊等上书要求停止清理，所持理由不外三条：一是怕陋规因此而增多，因为承认一部分陋规是合法的，官吏胆子更大，“势必明目张胆，多求于例外，虽有严旨，不能禁矣！”（《清史稿·汤金钊传》）二是清查中滋扰百姓，扩大清理对象，把零星小户，如舟车户的陋规也进行登记，搅得民间不安宁（《清宣宗实录》卷十）。三是肯定该留的陋规，名声不好听，广东巡抚康绍镛上疏说，将陋规名目“逐款胪列，上渎圣听，于
体制似亦未协”（《庸闲斋笔记》卷四）。清查如果实行得好，并有其他的澄清吏治措施相配合，会有好效果，如若公开承认一部分陋规，于政权形象不利。道光帝于是决定顾名不顾实，罢免英和军机大臣职务，下命停止清查。但是对存在的严重问题，他没有办法解决，只是说了一通空话：“各大吏正己率属，奖廉黜贪，如有苛取病民之事，立加黜革厘正，斯吏治澄清，民生日臻饶裕矣。”（《清宣宗实录》卷十）
谚云“新官上任三把火”，皇帝继位亦有所谓励精图治的初政，道光帝整饬陋规是为初政之一，然而它流产了，预示道光朝政治不会有起色，陋规将越来越严重，吏治一发不可收拾，道光朝的社会现实正是这个样子。
世态剪影（一）第5节 道光朝的民困与民变（1）
给事中黄爵滋在1834年《综核名实疏》里说，当时人认为：“
邪教可虑也，会党可忧也，灾黎可悯也，荒岁可惧也，兵弁多无用也，海洋多莫测也。”（《黄爵滋奏疏》）确是概括了当时的民间社会问题。笔者认为其时民间社会有五种普遍现象，就是贫困者众多，盗匪多，民众闹事多，秘密结社和秘密宗教成员多。
贫困者众多
1825年江苏巡抚陶澍在奏折中说：“江（宁）、镇（江）、苏（州）、常（州）等处，小民生计，外虽见有余，内实形其不足。”（《陶文毅公奏疏》卷四）。江南是全国的首富之区，人民家计是外表富实，内囊空乏，日子并不好过，其他地方赶不上江南，民众维生的艰难自不待言。
游民，前文说过，他们大多数是与生产资料相脱离的穷人，没有职业或从事的是当时人认为的非正当职业，游荡在社会，或者流徙不定，也有一些是有职业的人，不满意，不正经地干。游民是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也是贫民队伍的重要成分。嘉道时期举人张海珊在《小安乐窝集·聚民论》里说，当时“游手纷于镇集，技业散于江湖，交驰横骛，而上下之人不得问焉”。1849年川臬张集馨说“川省游民极多，每每三五成群，在集场滋事”。贵州盗匪有三种，其一叫“游匪”，是游民成群的表现（《清文宗实录》卷二十四）。
人民贫困的另一个表现是民众背井离乡，迁徙无常。1826年流亡到舒兰的就有14万5千多口（《清宣宗实录》卷一○○）。人民往往因为细小的缘故斗杀和自杀。1834年直隶乐亭小商人赵宗柽外出，妻子杨氏有病，把家里东西当光，自杀身死，陪伴及来探病的她的母亲王氏、杨氏女儿赵银姐、杨氏外甥女李阎氏也一同吊死（《清宣宗实录》卷二四九）。1847年浙江寿昌有两兄弟因贫穷偷砍人家的竹子，被发现，遭失主勒赔，其父羞惭喝卤水自杀（《镜湖自撰年谱》）。这些人死亡的触发点很简单，是自身或亲人有小的过失，甚至毫无污点，没有致死的理由，但是他们生活困苦，无法摆脱，这是他们死亡的真正原因。轻生的多，反映了人民普遍贫困的严重性。
遍地盗贼
广东学政戴熙进京陛见道光帝，说他沿路所见，“盗贼蜂起，民不聊生”（《清稗类钞·谏诤卷》）。1850年春季内阁侍读学士黄瀛山奏称“邪教、盗匪，在在皆有”（《清文宗实录》卷七）。道光朝盗贼横行，杀人越货，掳人勒赎，无时、无处不发生，从两广到东北，从东海岸各省到陕甘，在海洋、内河，没有不报盗案的，在各省的交界地区，一省的不同府州县的邻界处，由于是“三不管”地区，更是强人出没的所在。道光朝强盗的活动，形成下述特点：
有专门组织。河南有捻匪，其中张开运，设立大窝子，能指挥千余人，下设小窝子，每处数百人、数十人不等，散布在各个州县。整个捻匪活动在豫、直、鲁、皖、鄂各省。山东、江苏省有掖匪，四川有帼匪，都是百十为群，“置有旗号枪炮”（《清宣宗实录》卷四○八）。北京有把棍会，“十百为群”，天津府城匪徒聚会，名叫“锅伙”。漕船水手利用职业作掩护，有组织地抢劫，1836年上谕：“
漕船水手等人类皆无业游民，犷悍成性，劫夺是其故技。”（《历史档案》1990年第4期《道光十六年整理漕务史料》）
私盐贩团伙性强，江苏海州胡大成聚集党徒，私设“盐关”，保护盐枭，抽钱渔利。
作案情节严重。不仅掳掠平民，而且抢劫官员、衙门。福建漳浦盗首杨九千，纠众四五千人，在1830年4月一天内烧房百余间，杀死47人。广州土匪聚众数万，在1844年冬至1845年春夏之交的期间里，作案几千起，把香山司巡检鲁风林抓去，剃了胡须，勒赎。北京南苑是皇家苑囿，竟有盗贼敢去抢劫牲口。
拒捕伤官。盗贼有组织，人多，有的还备有武器，如刀、枪、鸟枪、火炮。他们作案，往往不把地方官放在眼里，敢于抗拒械斗，杀伤官员兵役。广西归顺州盗匪进入天保县作案，将带领兵勇前来捉拿的县令沈毓寅杀死。
道光朝盗匪活动危害民间，也起着破坏清朝地方社会秩序的作用。盗贼以抢劫为生，其虽有组织，抗官拒捕，但主要是为保障其打劫，不是有什么政治目的，没有举行反对官府起义的意识，只是后来太平天国起义的发展，才激发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投身于起义队伍。
世态剪影（一）第5节 道光朝的民困与民变（2）
民变频生
道光朝出现一些民变，主要是反对官府的横征暴敛，少数是反对富人的盘剥和长官的欺凌，运动的规模小，时间短，基本上不具有武装暴动的性质（个别除外），目标单纯，但斗争形式多样，抗官拒捕，告状，聚众示威，张贴传单，结党谋图武装造反。详情请见下表：
道光朝民变简表
时间地区情节资料出处
1821江苏海州私盐贩千余人，刘三毛《清宣宗实录》卷十三 立旗，上书“替天行道”
1821江苏嘉定王荣芳等结党闹漕，卷十八 称八卦青龙党
1821江苏徐州铜山民向学政状告知县卷五十七 铜山陈稷田，击伤之
1823江苏松江严海观等大闹松江府衙卷五十七
1823直隶大城水灾，村民向富户勒借，卷五十九 状告知县
1824河南夏邑朱欲和号“重明大王”，卷六十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