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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

中国人史纲-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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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说:“仆固怀恩本来不反,被你们逼反。我本来也不反,今天为你而反。”
——仆固怀恩,扑灭安史兵变的大将之一。一门之中,为国战死的有四十六人,女儿也为了国家和亲政策,远嫁到回纥汗国。但他得罪了宦官骆奉仙,骆奉仙密告他谋反。仆固怀恩发觉之后,不愿作高仙芝第二,只好叛变。
宦官被派到军中坐镇,称“监军”。宦官被派出传递皇帝命令,称“中使”、“敕使”,这一种宦官马蹄所到之处,亦即灾祸所到之处。宰相元稹在当小官时,住在驿站旅舍,后他而至的“敕使”宦官仇士良立即把他逐出,并用马鞭抽击他的脸。第十四任皇帝李纯接到报告,赫然震怒──不是震怒宦官,而是震怒元稹,把元稹贬窜到江陵(湖北江陵)。陕西户县县长崔发得罪了在街头逞凶的宦官,第十六任皇帝李湛下令逮捕崔发,蜂拥而至的宦官群就在监狱中把崔发殴打。当河朔四镇于上世纪中叶归附中央时,四镇之一的成德战区(恒州·河北正定)节度使李宝臣征讨有功,李豫特派“敕使”宦官马承倩前往慰劳。马承倩临返长安前夕,李宝臣亲自到旅舍致谢,并送礼物绸缎一百匹。河朔贫苦,这已是超级重礼了,但马承倩却嫌太少,把它抛掷到道旁,大骂而去。李宝臣惭惧难当,他的部下提醒他说:“我们效命疆场,正用得着我们的时候,还是如此。一旦天下太平,还能活下去吗?”于是李宝臣决心脱离中央。
世界上没有人能阻止宦官的暴行,因为皇帝顽强地支持他。像第十一任皇帝李豫,每当“敕使”宦官回来复命时,他一定查问收到的礼物多少,如果收到的礼物太少,他就愤怒,不是认为看不起宦官,而是认为看不起他这个皇帝。于是宦官的暴行,不但公开,而且合法。凡不能使宦官满足的对象,随时都会发现忽然陷于“谋反”的巨案。虽然大臣们不断向皇帝建议加以拘束,但都遭拒绝。李豫的曾孙李纯根本就不承认宦官诬陷过大臣,他说:“宦官怎么敢诬陷大臣?”强调说:“即令有什么谗言,当皇帝的也不会听。”又得意洋洋地宣称:“宦官不过是一个家奴,为了方便,差使他们奔走而已。如果违法乱纪,除掉他们就跟拔掉一根毫毛一样。”
宦官是皇帝的家奴,一点不错,但对别人来说,却是恶魔。而且,一旦这些家奴掌握军权,家奴便不再是家奴了。最早掌握军权的宦官是李辅国,第十任皇帝李亨派他担任参谋总长(天下兵马大元帅府行军司马),不经过他批准,没有人能见到皇帝。接着是另一位宦官鱼朝恩,李亨派他当“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没有大元帅名义的大元帅,统率十个战区的节度使,在邺郡(河南安阳)讨伐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结果大败。
上世纪(八)八十年代,泾原战区(甘肃泾川)兵变,第十二任皇帝李适对将领们疑心更重,于是把禁军(左神策军、右神策军)交给宦官率领,两军司令官(中尉)也由宦官担任。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措施,从此禁军掌握在宦官手中,形势为之一变。第二次宦官时代与第一次宦官时代,在此分野。第一次宦官时代宦官的权力来自皇帝。第二次宦官时代宦官的权力,前期来自皇帝,后期来自他们所统率的禁军。
宦官掌握军权之初,对皇帝还存有敬畏,所以李纯还可以大言不惭地形容他们是家奴和毫毛。但时间累积下来,宦官在禁军中布置成功,培植下不可动摇的威望之后,就发生变化。李纯在夸口后不久的本世纪八二○年,即被宦官陈弘志谋杀,没有人知道使用什么凶器。接着,为了继位人选,宦官内部发生火拼。右禁军司令官梁守谦,把左禁军司令官吐突承璀和吐突承璀打算拥立的亲王李恽,一齐杀掉,改立太子李恒。这是一个开端,继任皇帝不由前任皇帝决定,而由宦官决定。前任皇帝即令生前决定了的,他死了之后也要经过宦官集团重新审查。
于是李纯所称的家奴时代和毫毛时代,成为过去。皇帝被杀被立,都身不由主,连自己都不能保护自己,这种现象越到以后越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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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三次宦官时代



明王朝自“靖难之役”后,国内安定三十余年。此三十余年位于本世纪(十五)初期,是中国人民在明王朝统治三百年中,惟一的比较幸福的日子。郑和下西洋,交趾省(越南北部)设立,和朱棣五次亲征,以及长城运河的建设工程,也都在这三十余年中完成。宦官的灾难虽然已经萌芽,像交趾监军马骐竟逼使交趾脱离祖国,即是一个恶兆。可是马骐终于受到惩罚,社会还有一线光明。而三十年代之后,宦官时代降临,连这一线光明也都消失,而终于完全黑暗。
这是中国第三次宦官时代,距第一次宦官时代(二世纪)一千三百年,距第二次宦官时代(九世纪)六百年。我们姑且说,第三次宦官时代始于本世纪(十五)三十年代一四三五年王振当权,终于下下世纪(十七)六十年代一六六一年明王朝覆亡,历时二百二十七年。──注意一个现象,宦官时代的结束,一定是王朝的覆亡。
──肯定时代的起讫时间,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但为了对社会形态有一个了解,必须如此,才可以有明确的印象。事实上二百余年间,宦官并不每年都在作怪。像下世纪(十六)第十二任皇帝朱厚熜在位的四十六年中,宦官就没有什么地位。
明王朝几乎每一个皇帝,都有他亲信并掌握权柄的宦官。没有特别亲信宦官的皇帝,如朱厚熜,则有特别亲信的贪官。
当三十年代朱祁镇即位时(一四三五年),年方九岁,还是一个顽童。由司礼太监王振带着他游戏,他对这个大玩伴,十分敬佩,尊称为“王先生”。最初,朱祁镇的祖母张太后,经常派人到内阁查问政事,发现王振有假传圣旨的情形。大怒之下,亲自主持内阁会议,要杀王振,一批乡愿大臣代为求情,才算幸免。但张太后不久逝世,王振的威风日增,没有人能控制他,不但成为太上宰相,而且成为太上皇帝。第三次宦官时代,遂由王振揭幕。
首先受害的是皇家教师(侍讲)刘球,刘球上奏章劝朱祁镇亲政,王振认为是讥讽自己,即把刘球逮入锦衣卫诏狱,乱刀砍死,尸体肢解,扔到荒郊。另一位受害人是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京师国子监祭酒)李时勉,有一天,王振前往视察,李时勉对他并没有表示特别的恭敬,王振就指控李时勉盗用国家树木,把他在大学门前带枷示众三天,大学生数千人哭号奔走,都不能解救,最后还是辗转求到朱祁镇的母亲何太后,何太后向朱祁镇询问,朱祁镇惊愕说:“一定是王振干的事。”才下令释放。最高法院副院长(大理少卿)薛瑄,在大庭广众下没有先向王振行礼。王振即逮捕薛瑄,下锦衣卫诏狱,以贪污受贿罪名判处死刑。处斩前夕,王振一位老仆人在厨房流泪,王振问他为什么时,老仆人说:“我跟薛瑄是同乡,深知他的为人。”并举出若干事证,王振才把薛瑄开释,但仍被贬谪至边疆铁岭(辽宁铁岭)。然而锦衣卫一位名王永的兵士,却没有这种好运。王永看不惯王振为非作歹,写匿名传单加以指责,事发后被捕,磔死。
权力所在,谄媚必然集中。工程部副部长(工部侍郎)王佑没有胡须,王振问他什么原因,王佑说:“老爷没有,儿子辈安敢有。”
──注意王佑这件事,这是第三次宦官时代的特征之一,政府高级官员和士大夫阶层,公然无耻地争向宦官卖身投靠,是第一第二两次宦官时代所没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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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迂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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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派用两分法把人类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君子系统,一是小人系统。这种分法本是经济的,后来发展为伦理的,后来更发展为政治的和道德的,遂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一项重要武器。


他们死守着那可怜的儒书



儒家因职业上的需要,对产生“礼教”的那个古代,有一种强烈的崇拜感情,对于非古代的事物,则加排斥。问题是古不能复,在小场合的典礼上,人们还可以勉强遵守。但在大场合的典礼上,便格格不入,因而产生出许多不必要的笑柄和纠纷。用一个例子可作说明,下世纪(前五)二十年代纪元前四七八年,齐国国君姜骜和鲁国国君姬蒋,在蒙邑(山东蒙阴)举行高阶层会议,二人见面时,姜骜向姬蒋叩头(在八世纪之前,中国人席地而坐──正确地说,是坐在自己的小腿上。所以所谓叩头,只是深深地把头俯下,跟八世纪后必须屈辱地先行双膝跪地的叩头不同),这是所有礼节中最尊敬的一种。可是,鲁国国君姬蒋却双手一拱,只作了一个揖。这情形跟现代社交场合你伸出手,对方却不伸手,只微微点一下头一样。姜骜跟他的随从大臣都怒不可遏,鲁国傧相引经据典地说:“按‘礼教’的规定,国君见国君,不过作揖,国君只有见国王时才叩头,你们怎么连这都不懂!”齐国确实不懂,不过不久就懂了。四年后纪元前四七四年,两国国君又在顾邑(山东鄄城东北)会盟,齐国早就准备妥当,届时一声令下,跳出几个壮士,抓住姬蒋,强迫他向姜骜叩头。这时“礼教”排不上用场,姬蒋只好叩头。齐国为这件事曾编了一首诗歌:
鲁国人冥顽不灵
多少年都不清醒
使我们难以为情
他们死守着那可怜的儒书
引起无谓的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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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人的孝道



崇古是儒家的中心思想,既是目的,也是手段。九十年代时,滕国(山东滕州)国君姬定公逝世,他的儿子姬文公即位,向孟轲请教:他应该为他的国家做些什么?孟轲指示姬文公首先应该“服三年之丧”,必须为死去的老爹穿三年孝服,在此三年期间,不准吃肉饮酒,不准听音乐,不准跟妻子同房,不准参加任何社交活动,不准处理任何公私事务——这一项最重要,一处理公私事务,便是功利,不是仁义了。更不准从事任何劳动,只准穿粗布衣服,盖粗布被,睡在草地上或木板上,专心专意地悲哀,最好是悲哀到骨瘦如柴、口吐鲜血或昏迷不醒。这种行为被称为“孝道”,是达到仁政的必要步骤,也是仁政的具体表现,国家由此即可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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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知识分子的文字游戏



周王朝有两种专属于贵族阶级的文字游戏,第一种是避讳制度,依儒书的规定,地位高贵的人的名字,神圣不可侵犯。地位低微的人必须提心吊胆地不去触及它,即令同音的字也不允许在文字上出现,有时候更不准说出口,否则便是“犯讳”。凡是“犯讳”的人,轻者要受处罚,重者可能处斩。嬴政大帝所以没有明令取消这个制度,大概它在本世纪(前三)还没有造成特别灾害的缘故。第二种就是谥法制度,依儒书的规定,一个尊贵的贵族死后(不够尊贵的贵族,如官职稍小和普通平民,都没有资格),他的儿子或部下,即根据他生前的行为特征,给他一个恰如其分的绰号。如周王朝第一任国王姬发,被称为“武王”,即武功盖世之王;如第十二任国王姬宫涅,被称为“幽王”,即黑暗不明之王。周王朝认为谥法制度是礼教的一部分,一个人为了顾虑死后的恶劣绰号,会主动地约束自己的行为。这个构想太天真了,它没有想到,满身罪恶的死者,如果权势仍然存在,便没有人敢提出恰当的形容词,而摇尾系统还会把字典上所有的高贵字句,全部堆到他头上。秦王朝灭亡后,儒家当权,谥法恢复,遂成为一个小丑表功制度。我们举一个例子作为说明,十七世纪明王朝那位吸毒的断头政治皇帝朱翊钧,他的绰号是“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二十世纪那位把清王朝搞垮了的老太婆那拉兰儿,她的绰号是“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仁献崇熙显皇后”。这种必须喘一口气才读得完的头衔,使人倒尽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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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的功迹



刘邦当了皇帝之后,他的那些大臣将军,都是当初一块当流氓的黑社会朋友,在皇宫里就像过去在刘邦家里一样,大吃大喝,喝醉了放声高歌,还拔出刀剑砍柱子助兴。不但一团糟乱,而且潜伏着可能被野心家利用的危险。刘邦知道应该改正,但他不知道如何改正。儒家学派的机会来了,这正是他们的专长。博士之一的叔孙通就请求由他制定朝见皇帝的仪式──简称“朝仪”。刘邦对儒家学派的复杂繁琐,深有戒心,所以他吩咐说:“你可以尝试,但要简单,在我能办得到的范围内去做。”叔孙通特地到儒家学派发源地的故鲁国首府曲阜,请了三十余位专家,连同自己的门徒一百余人共同拟订规章,并加以演习。一个月后,再集合大臣将军们演习。到了本世纪(前二)第一年(前二○○年),长乐宫落成,群臣朝贺,正式启用“朝仪”。大臣将军们在宫廷官员引导之下,顺序入殿(宫,指整个建筑;殿,指宫中某一部分建筑),分为两班,在两厢坐下(那时候的坐,是坐在跪着的自己的双腿上,一直到纪元后九世纪以后,中国才流行椅子凳子)。禁卫军官则在大臣将军们身后站定,然后听见一连串官员从远到近的传报:“皇帝驾到。”刘邦坐着特制的用人拉的“辇车”,像舞台上的镜头一样,适时地缓缓出现。宫廷官员引导大臣将军们按照官职大小的顺序,一一念出他们早已背诵得滚瓜烂熟的祝贺言词。这时,宫殿上沉静肃穆,人人震恐。接着,宴会开始,大臣将军们都向前伏着身子,仰头上望,任何人都不许可挺直脊梁,端端正正地向前平视──必须趴到地下,再仰颈抬眉上看。这是一个使人起鸡皮疙瘩、自我斫丧的猥琐姿势,但儒家却正用它来表示君王的尊贵和臣下的卑贱。宴会进行中,再顺序地向当了皇帝的老流氓刘邦敬酒祝寿,连续九次。最后,宫廷官员大声宣布:“宴会礼成。”监察官(御史)出现,把动作不合规定的大臣将军,一一赶出殿外,指控犯了“失仪”之罪,提出弹劾,要求处罚。这种情形往往只罚钱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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