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凋零之晚清的最后十年-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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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光绪被慈禧太后痛骂一顿后，也是心中羞愤，随后便召见杨锐并赐以一道衣带密诏，说“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朕欲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可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
说来可笑，光绪这个皇帝都觉得自身难保，那他的那些维新派、那些书生能有什么好办法呢？据说杨锐等人接到密诏后，大家围在一起，一筹莫展，唯有痛哭流涕。几个书生左思右想，终于明白还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没有军队，说什么都白搭。大家想来想去，终于想到了一个人，这就是袁世凯。
当时的袁世凯，看来是个新派人物。1895年当康有为上书无门的时候，袁世凯曾主动帮忙请求自己的上司荣禄代递，虽未成功，但也足见其态度诚恳。后来维新派成立强学会，袁世凯也捐了一大笔钱，并被列为发起人之一。后来，袁世凯还经常和维新派人士严复等一起谈论新政，并通过亲信徐世昌到北京与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不断接触，以示对变法的关注。
这样一来，维新派也把袁世凯引为己方，并建议光绪皇帝加以笼络。就在政变爆发前，光绪还连续两次接见袁世凯并特赏其为侍郎。眼看形势紧迫，谭嗣同便自告奋勇去说服袁世凯举兵勤王，发动政变。
梁启超在《谭嗣同传》里曾绘声绘色的记述了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说戊戌年八月初三的深夜，谭嗣同径自造访了袁世凯的住地。两人见面后，谭嗣同便开门见山的问：“天津阅兵的阴谋（守旧派利用阅兵废黩光绪皇帝），你可知道？”袁世凯笑而不答。谭嗣同拿出密诏，说：“如今可以救皇上的只有你一人了，你愿意救就救！”
趁袁世凯在看密诏，谭嗣同手抚自己的脖子道：“如果你不愿意的话，现在到颐和园报告慈禧太后，你也可以升官发财了。”袁世凯听后厉声道：“你把我袁某当作什么人了，圣主是我们共戴之主，我与足下同受非常知遇大恩，救护之责，岂是你一人！你有什么计划，愿闻其详。”
谭嗣同听到大喜道：“荣禄密谋在天津阅兵的时候废黩皇上，足下及董福祥、聂士成三军，都受荣禄的节制。到时如果政变，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恢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将是不世之业。”
袁世凯有点为难，说：“要是皇上在阅兵的时候疾驰入我部队的话，到时传号令诛灭奸贼，我必定跟随诸君子之后，竭死相救。”谭嗣同还不放心，问道：“荣禄对你向来信赖宽厚，你到时怎么对待他呢？”袁世凯又笑而不答。
这时，袁世凯的一个谋士插嘴说：“荣贼对待袁帅并非真心诚意。以前某公想增加袁帅兵力，荣禄说：‘汉人未可假大兵权。’他向来不过是笼络罢了。”谭嗣同道：“荣禄确有曹操、王莽之才，绝世之雄，对付他恐怕不容易。”袁世凯怒目道：“若皇上阅兵时在我的大营，杀荣禄不过就象杀一条狗罢了。”两人商议妥当后，谭嗣同才告别袁世凯，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二、维新变法，说垮就垮（2）
可惜的是，还没等到维新派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风暴就已经爆发了。就在光绪接见伊藤博文的第二天，慈禧太后便宣布训政，收回光绪皇帝的权力，并下旨捉拿康有为兄弟。
时人苏继武在《戊戌朝变纪闻》里描述这样一番场景：是日，慈禧太后御临便殿，设竹杖于座前，并召集了庆王、端王、军机等御前大臣跪于案右；光绪皇帝则跪于案左。
随之，慈禧太后便疾声厉色的呵斥光绪：“天下乃是祖宗的天下，你何敢任意妄为！这些大臣，都是我多年历选，留以辅佐你的，你竟敢任意不用！还敢听信叛逆蛊惑之言，变乱朝纲！康有为是个什么东西，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你难道昏头了，不肖竟至于此！”
骂完光绪，慈禧太后又转头责骂那些大臣说：“皇帝年少无知，你们这些人为何不加以劝阻，以为我真不管，听他亡国败家吗？我早就知道他不足以承大业，不过时事艰难，不宜轻举妄动，只得对他留心稽察管束。现在我人虽然在颐和园，但心时时在朝中。我惟恐有奸人蛊惑，所以经常嘱咐你们不可因他不肖，便不肯尽心国事；所幸我现在身体还好，到时必不负你们。早些时候奕劻还再三跟我说，皇上既肯励精图治，谓我也可省心，我因想外臣不知其详，并有不学无术之人，反以为我把持，不许他放手办事，今天总算知道这样是不行的。他是我立的皇帝，他要亡国，其罪在我，我能不问吗？你们不力诤，便是你们的罪过！”
群臣听后如捣蒜般的叩头，连称有罪。这时，军机大臣刚毅面有喜色，上奏道：“微臣屡次苦谏，但每次都被谴斥，其余众臣，也有言谏过的，也有不吭声的。”
慈禧太后听后，又转身问光绪：“如有臣下变乱祖法，你可知道该当何罪？你想想，是祖宗之法重要，还是康有为之法重要，背悖祖宗而行康法，你何以昏愦至此？”
此时的光绪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他战栗答道：“是我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我只想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
慈禧太后听后厉声道：“难道祖宗之法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吗？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你不知道吗？还敢回护他！”
可怜光绪当时早已是魂飞齿震，脑子一片空白，竟不知所对。
慈禧太后又厉声追问道：“你知道还是不知道？或者你也是同谋？”
光绪皇帝战栗了半天，说：“知道。”
慈禧太后喝道：“既知道，还不将康有为正法，反要放走？”
由此，慈禧太后不费吹灰之力，便将维新变法消灭于无形当中。
这里要稍微插一句。以往人们都盛传是戊戌政变的发生是袁世凯告密所导致，看来，袁世凯其实是当了多年的冤大头。正如前面梁启超的描述，“袁世凯告密说”大都认为谭嗣同至法华寺游说袁世凯勤王后，袁世凯佯作答允，等到他回了天津后，便立刻向直隶总督荣禄告密，于是荣禄紧急报告慈禧太后，这才有了政变的发生。为此，当时社会上就流传着一首三言歌谣，讽刺袁世凯的出卖行径：“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
不过，袁世凯背上告密的千古骂名，其实是冤枉的，这又从何说起呢？据房德邻等学者的考证，“袁世凯告密说”在时间上是不成立的。从时间上来看，假定袁世凯初五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初五日夜派人或亲自赴京告变，按照当时城门关闭的制度，根本就来不及。而且，慈禧太后在初六日发布垂帘诏，只下令拿办康有为兄弟，而对于罪行更大的谭嗣同却并没有提及，这说明慈禧太后当时并未接到天津方面的密报。不然，无论如何也不会放过谭嗣同的。
二、维新变法，说垮就垮（3）
（接上文）
当然，大多数学者也认为，戊戌政变虽然并非因袁世凯告密而发生，但袁世凯的告密却大大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事实上，袁世凯在得到政变消息后，为了保全自己，慌忙向荣禄和盘托出了谭嗣同的密谋。慈禧太后在得知维新派想谋杀她之后，恼怒至极，“雌”性大发，使得原本和平的训政转变成为一场流血的政变。
由此，慈禧太后随即发出密谕，将“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着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接着，整肃行动进一步扩大化，诸多维新人士或如宋伯鲁、徐致靖等被革职监禁、或如陈宝箴、熊希龄等革职永不叙用、或如徐致靖等被定罪流放，光绪皇帝和珍妃身边的太监也倒了大霉，被杖毙四人，另枷号十人，就连光绪也被软禁在灜台。
最为惨烈的，当然是被杀的“戊戌六君子”。在这些人当中，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恐怕是最冤枉的。他是六君子中惟一没做官，也不是维新派的风云人物，他完全是死于杨崇伊密告康氏兄弟“出入宫禁”的谣言。据说，康广仁被杀前在狱中以头撞墙，悲痛呼号，其状惨不忍睹！
六君子中，谭嗣同是给人印象最深的。在政变发生后，谭嗣同是有机会脱逃的，他完全可以像梁启超一样避居日本使馆，但谭嗣同坚辞不受，掷地有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好汉子铁骨铮铮，谭嗣同真不愧为一个真正血性的殉道爱国者。
随后，谭嗣同便在浏阳会馆“莽苍苍斋”静待捕者。被捕后，谭嗣同在狱中写下这样一首诗：“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四天后，六君子未经审判、也未定具体罪名，就在菜市口刑场被杀。临被杀前，谭嗣同叫监斩官刚毅过来，说“我有一言要对你说！”刚毅扭过头，不予理睬。谭嗣同朝着刚毅的背影，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就义之日，观者万人空巷。六君子引颈就戮时，风雨如晦，可众多的阿Q们怀里揣着的，却是蘸血的馒头。
再说康有为。当慈禧太后下令捉拿康氏兄弟的时候，我们的康老师奉光绪之令准备去上海办他的官报，此刻正安步当车的前往天津。殊不知，此时京城已经风云突变，自己的亲弟弟刚刚被抓，追兵们便已经追到天津。幸好当时有人通风报信，康老师才得以换乘英国船逃走。后来，慈禧太后又派水师的军舰去追赶，不料此舰在半路上燃料不够而折回，康老师也算是命大，他最后又换成英国军舰直接去了香港，随后又转道去了日本，这才逃过一劫。
梁启超则在政变发生后避入日本使馆，后来在日本人的掩护下，剪去发辫，改穿和服，乘坐日本军舰逃走。不久，梁启超便和老师康有为在日本会合，并一度想利用日本的力量解救光绪皇帝，最后未能成功。
而此时的北京，在谭嗣同等人被杀后，守旧势力纷纷弹冠相庆。令人讽刺的是，这些颟顸污秽的既得利益者在为最后的垂死挣扎而欢呼的时候，那些对国家民族前途真正忧心如焚的青年志士却喋血街头。谁也没有料到，戊戌变法是以这样的结果而告终。
六君子既死，各新党维新派或逃匿、或监禁、或流放，一时败落；而原本和维新派同气相应的洋务派开明官僚们如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也只得缄口自保或者干脆靠边站，神州上下，万马齐喑，唯有那些老朽昏庸的守旧大臣拊掌称快。这些人在慈禧太后的庇护下，掌握了大清帝国的内政外交，视新事务为仇敌，这也是整个晚清最为黑暗的时期。正是在这些人的统治下，导致了最为荒谬的庚子之乱和八国联军之祸。
下一节：《三、你有你的格林炮，我有我的红灯照》
三、你有你的格林炮，我有我的红灯照（1）
话说1897年，山东曹州巨野县发生了一件教案，事情的缘由是一个德国天主教堂下面的一群教民和当地农民发生冲突。由于教堂袒护教民引发了双方的激烈冲突，结果众怒之下，不但教堂被砸了，连教堂内的两个德国传教士也被乱拳打死。
各位看官，你说那山东曹州一带是什么地方？不就是当年水泊梁山的地界吗？这里自古一来就习武成风，民风强悍，发生些乡民械斗原本是稀松平常之事，但这次因为打死的是“洋大人”，这下可不得了，立马升级成国际事件了。
果不其然，几万里之外的德国皇帝闻讯大怒，立刻钦点御弟海因利克亲王率领德国舰队直奔远东，杀气腾腾前来兴师问罪。据1897年12月26日《伦敦观察报》报道说，德皇临行前特意训导海因利克亲王说，“如果中国敢阻挠我事，即以老拳挥之！”
既然德皇说要用“老拳”政策，清廷官员哪敢得罪！？早在1870年，天津就发生过一次教案，当时因谣传传教士建的育婴院收养孤儿后，开膛破肚取出心肾去做药引，结果导致冲突爆发，数十名外国人（主要是法国人）被杀，数座教堂被捣毁。消息传出，国际舆论一片哗然，最后不但赔钱重修教堂，还特意派出一个使团前往法国道歉。好在当时法国正好和普鲁士（德国前身）打得不可开交，这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虽然清廷钱也赔了，歉也道了，但随着日益增多的外国传教士来到中国，并在各地招收信徒，这“土洋”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不但没有消除，反而越来越尖锐。当时各国政府也没有搞些“中国年”或者“德国年”、“法国年”之类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这老百姓对那些蓝眼睛黄头发的洋鬼子们，开始由好奇变得疑惑，再由疑惑变得憎恨。
1900年也是庚子年，这年的怪事可真一桩接着一桩。四五月间，天津街上忽然出现“红灯照”仙姑妹妹，这些十来岁的少女穿红衣，系红裤，扎红稠，手持红灯，在人群中格外显眼。最奇的是，仙姑妹妹经常在夜间作法。据当时的目击者说，仙姑们挥舞手中的红扇，便飞离地面，越升越高，飘然空中，仿佛夜空中的萤火虫，不停闪烁，忽远忽近，有如飞火流星，在夜空中游游荡荡，诡异无常。
这等咄咄怪事，天津人民震惊了。
在红衣仙姑之后，天津城便传闻“红灯照，红灯到，义和团大师兄要来了，”这义和团是官方后来改的名字，原本叫义和拳，又称“神拳”，本源于八卦教。中国古代的男人们喜欢操练武术，强身健体，义和拳的武功也相当有特色。据说他们练功时，师傅焚符诵咒，待到烟雾燎燎后便让徒弟趴下，并强令弟子禁闭上下齿，紧急连续的吸气，由于几近窒息，往往导致练习者手足痉挛，口吐白沫。这时，师傅就大喊“神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