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阉宦简史-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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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下层妇女手中的葡萄酒，还是中上层妇女对自己身体的无休止打点，都可以看做符号消费的特定方式。是的，在这个无比丰盛的时代，物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一种符号，它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意义。干红葡萄酒的涩味并不能满足下层社会对糖分的需求（使用价值），但饮用它，能觉得自己就像上流人士一样……这本身就让饮用者感到快乐（意义）。饮用者在这里消费的是葡萄酒的意义，而不是它的口感。而中上层妇女，则把身体作为符号的巨大坟墓，不断修葺、改造，并表现。她们借此成为少数的企图，被意义生产商们捕捉、利用，甚至玩弄。
意义生产是资本社会的最大秘密，可以看出，资本家们为此付出了十分的心血：1，生产可多元阐释的产品；2，寻求可被目标消费群迅速认同的产品代言人；3，快速捕捉消费者对代言人所传达的产品意义的解构信息；4，基于种种解构信息，生产该产品的另一些未被穷尽的意义。
比如牛仔裤——作为裤子，它的使用价值在于“御寒、耐磨、耐脏”，但在产品如此丰富、鼓励“迅速淘汰”的今天，它理应是不合时宜的；然而生产商们绞尽脑汁生产出了它的意义，那就是“草根性”。如此，美国总统穿上了它，以示自己的“亲民”和“爱劳动”，而去海边度假的中产阶级夫妇穿上它，以示自己像下等人一样健康。基于这种可阐释性，牛仔裤显然能够在各个阶层中寻求到它的代言人。但情况似乎起了变化，因为有人在牛仔裤上割了一个破洞，招摇过市——这迅速成为竞相模拟的对象，被生产商们生产出来的既有意义，一时遭到嘲解和颠覆。但聪明的生产商不久就生产出了带破洞的牛仔裤，并打出广告：破得恰到好处。这种行为嘲解了反抗者的不合作，同时赋予牛仔裤另一层未被穷尽的意义：反叛。
在约翰·菲斯克看来，这种“反抗－吸纳”过程将永无穷尽，资本家得到了金钱，而消费者得到了快乐。这个热衷于大众文化研究的葛兰西主义者，天生具有美国人的乐天精神，但他没有指出的是，人类借助她世纪消费主义的翅膀，终于飞向了全面的平庸。包围人的，是布满各种意义的物；物比人更永恒，人被物埋葬了。虽然法国和德国的一些人文知识分子仍然在那里呼唤人类尊严，但俨然无法改变“人”已经成为“GDP人” 这样的事实。是的，在公民社会，支持GDP增长是每个公民最大的义务。只有将自己变成一台永不停歇的消费机器，才算是为自己的国家尽了责。这是经资本主义改造后的爱国主义新话语。
全球化：或隐或显的性政治 ： 1155地球据说现在变成了一个村落。在现代交通技术的鼓舞下，人们勇敢地抛弃了一个概念：家园。同时被抛弃的还有“故乡”“游子”等在古典语境下颇具诗意的词汇。在当代中国，要是谁天天把“家乡”二字挂在嘴上，那他一定会受到如下讥笑：农民。是的，在农业文明全线崩溃的今天，城市的，才是核心的。城市是繁荣、漂亮、发达、进步、高级的，乡村则是它的反面：萧条，丑陋，落后，粗鄙，低等。尽管有钱有闲的资产阶级时而会选择到乡村去度假，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认同农业社会的那套价值。一个脸蛋红扑扑的村姑对一个城里来的油头粉面的资本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他会说她很淳朴——啊，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句赞语，从内心里，他多么希望她变成一名荡妇：涂脂抹粉，披金戴银。游走在城市上流社会胯间的交际花们帮助资本主义推广了它的真精神：奢侈品消费。后起的城市资本家为了扩大营生，便把目光投向了对村姑的改造——他让她放弃对乡野的固守，鼓励她穿上超短的裙子，羞羞答答的村姑为了防止暴露出来的下身发出腥臭，她显然很快习惯了用点香水（奢侈品）。
假如以上描述可以作为全球化的一个隐喻，那很不幸的是，后进国家在此间扮演了村姑的角色：她们的传统价值被摧毁，在全球资本泥沙俱下的洪流中，不断迷失，最终委身于有钱的西方。强大而剽悍的“西方”来到温婉而神秘的“东方”，并不仅仅为了给“东方”破处——他们简直希望她们变成性奴。这个也许显得蹩脚的比喻只是为了说明这样的现实：在全球化浪潮中，东方的确处于被掠夺地位。是的，美国的牛仔裤和可口可乐在柬埔寨也设立了加工基地，他们用柬埔寨的棉花生产贴有美国标签的牛仔裤，用柬埔寨的水和二氧化碳合成可口可乐，然后卖给柬埔寨人民。这直接导致一个悖论：柬埔寨的棉花越多，水资源越丰富，二氧化碳浓度越高，就越为美国的富裕增砖添瓦。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样的说辞曾经鼓舞人心，让东方看到了希望，但她们即使踏破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的门槛，也无法改变“邀请西方前来观看”的处境。“被看”“被审阅”，本身就是弱势的一种表征，而贴在东方各文化遗址上的英文铭牌，更是该种表征的脚注。在落后就要挨打的紧箍咒下，作为“她们”的东方跟作为“他们”的西方媾和了——在民族国家仍未消亡之前，这种媾和将以性政治的态势长期呈现。最能直接而恰当地表达这种性政治态势的，当属一件行为艺术作品：被剃光毛的、进食了春药的两头猪，公的身上写满英文，母的身上写满中文，它们被关在一处，肆意性交……
梦想恢复昔日尊荣的东方，在这种性政治博弈格局中，从女权主义斗士们那里汲取了足够的经验：不粗暴地决裂，也不无条件地联合——在她们眼里，女人不是第二性，而是被阉割了的男人，与此同理，东方不是西方的补充和剩余，而是西方的他者。
“勃”及其一些字词（1） ： 1738在阳痿患者越来越多的今天，“勃”成为人们的一种理想。为实现此一理想，各种相关工业蓬勃发展。首先是药物。为让男人们的海绵体成功充血，辛劳的清洁大妈不得不去面对贴满所有公告栏、电线杆的医疗垃圾广告：一次性解决男人尴尬。科学界对此积极回应：20％的男人患有程度不同的勃起障碍。心理学界则率先一步分析原因：工作压力大是要害。环保工作者不甘寂寞：环境污染难逃其咎。太太们集体吐露心声：他好我也好。这种热闹的话语场景形成大合唱的态势，一时间，人们纷纷奔走相告，仿佛发现了一个重大传奇：听说男人都阳痿了？
一夜之间，所有人都疑似医疗资本家的雇工，他们在制造真相的同时将男人推向了一种境地：必须面对药物。成人保健品商店开满大街，他们不再单纯依靠卖避孕套和避孕药挣点小钱。各种以“硬”“挺”“久”为要害诉求的勃起药物都取有一个寄托男性神话的名字：战神，伟哥，大清炮队，力龙伟雄，牛哥，虎哥王，快威猛，犀利士……借助药物，男人们似乎重新将自己置于二元叙事的优先地位：强大（弱小），支配（受制）。
而比勃起药物更进一步的是阴茎再造术，它无休止地讲述着这样一个真理：即使没有任何勃起障碍，但你的尺寸未必合乎太太的心意。各种版本的标准数据冠以权威机构的名号在坊间秘密流传，而午夜节目也经常鼓励人们去测量自己——尽管出于政治上正确的考虑，主讲大娘会安慰打进热线电话的自卑男士“尺寸不是唯一的”，但言语间还是流露出对不够尺码者的同情。
自卑男士一遍又一遍地观摩地摊上淘来的美国色情光碟，一遍又一遍地为尺寸问题苦恼不已。男士内衣包装盒上的代言者，高大威猛，肌肉发达，而被遮住的裆部，则永远是最高耸的焦点。电视购物节目中，面色苍黄的太太一脸不满，但当老公服用增大尺码的药物后，她一脸红润，踏着轻快的碎步为他端上咖啡。
这样的观念被认可了：大的就是好的，长的就是好的。身高成为女性择偶标准中极其苛刻的一条，“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不再遭到诟病——当“大”和“长”成为一种普遍诉求时，无法提前了解男友尺码的女子，只能听信直觉：身高跟生殖器大小存在正比关系。尽管这是一种臆断，但在象征意味上，却百分百可靠——她让她的同伴熟悉到，她找到一个最合乎时代审美标准的“尤物”：高大，健壮，精力充沛。
足球明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拳王泰森更是受到女人们的追捧，在电视上蹦蹦跳跳大呼小叫的奶油小生让女人们心旷神怡之余，她们也许更愿意从另一个方向得到实惠。
时代旨趣在女流们的引导下变得暧昧不明，欲望被空前释放。在男人日益疲软的事态下，GDP增长的强硬要求不断得到资本话语的助长，这使得男人作为一个概念，不再仅限于生物学意义上的“强壮”——“安全感”的另一层意思是：有钱。等级看起来不像古代那样森严，但各种支配关系却发展得更为精密和完备，金钱是这台庞大支配机器中最长、最坚韧的血管。一个没有钱的男人，海绵体永远不会得到血液的给养。所以，部落法则被重新书写：争夺性伙伴披上了争夺金钱的外衣。
权势和金钱相互伴生，阴茎再一次遭到刻画：搏。假如说“勃”还仅限于阴茎的生物学意义，那么“博”就是该意义的社会化。与“勃”关联的辞藻有：勃勃（精神旺盛或欲望强烈的样子：生气勃勃，朝气勃勃，兴致勃勃，野心勃勃），勃发（焕发，蓬勃生发：英姿勃发，生气勃发），勃然（兴起或旺盛的样子：勃然而兴，勃然而起），勃兴（勃然兴起，蓬勃发展）……与“博”关联的辞藻有：博取（取得），博弈（为谋取利益而竞争），搏动（有节奏地跳动），搏斗（激烈地斗争），拼搏（使出全部力量搏斗或争取）。这样说并不过分：作为形容词的“勃”完全暗示了当下的社会生态，而作为动词的“博”则暗示了男人的处境。在一种繁荣勃兴的生态里，任何遵循农业社会法则的行为都被视为不思进取：一个从小在海边晒太阳长大的男孩，走出家门投身商海拼搏了那么三五十年，然后花巨资在海边购置了一块地，晚年回到那块地上晒太阳晒到死——他作为成功人士，被镌写进教育青年的励志教材里；而另一个从小在海边晒太阳长大的男孩，终身未离开海边，晚年在海边晒太阳晒到死——他则被当做反面典型，写进“不思进取”的那个章节里。
“勃”及其一些字词（2） ： 254一个神秘的命令被传扬：资本来到世间，你们必须拼搏。
成功人士的经验被颂经般重复：爱拼才会赢。各种教授人们发财致富的技术学、教授人们战胜自身的励志学跟教授人们“延长时间”的技术学、教授人们“增长增大”的营养学同样发达，充斥了各种三元八角杂志的封二、封三和正文的大多数页面。“搏”过的在电视上开讲座，“勃”起的在午夜接听热线——人们把他们奉为上帝，把他们的经验奉为圣经。他们是被救赎了的，而其他人，则循着得道者的指引，在通往天国的路上挤破头皮，跌跌撞撞一路奔走。
我们如何理解他们：以赵高为例（1） ： 1730公元前207年8月的一天，赵高终于给朝臣们出了一个难题。当时的场景是这样的：二世胡亥坐在大殿之上，众臣分列两班，那只鹿就在大殿的台阶下，而赵高，则站在距鹿不远的地方。这一幕如此荒诞，但却在日光下明晃晃地发生。
赵高指着鹿说：“我要把这匹好马献给陛下。”
胡亥大笑说：“中丞相搞错了，怎么能指鹿为马呢？”
赵高便让朝臣们说到底谁搞错了。这本来是个简单的知识问题，但在权力的干涉下，一切都变得耐人寻味。胡亥当时的权力是用如下符号来彰现：颜色有别于他人的服饰以及放在高处的座椅，当然，还有他的坐姿——只有他是坐着的，而且面南背北，这样的有利位置让他能够将目光打在每个朝臣的脸上，所以任何形式的撒谎都很轻易被识破。不光这样，胡亥还拥有强大的自信，他的自信来源于他的父亲——那个震环宇、荡六合，创建霸业的帝王，他经过一世的打打杀杀，最终通过武力给天下命名：秦。胡亥是他的亲生儿子，在“世袭制”这样的制度保障下，胡亥无疑对天下具有不可转让的处置权，这种莫大的权力赋予了他不可一世的判定力，所以他想也不想，就说是鹿。
而赵高，他当时的身份是中丞相。虽然他位极人臣，但也只能站着跟胡亥说话——只不过他比其他朝臣站得更直一些而已。他的站姿本身就是一个身体政治学命题：可以想象，当他还是秦国从赵国俘获来的俘虏时，他一定是跪着的，跪这种姿势证实了他的臣服，他的脚被锁上大链子，以限制他的自由。同样作为俘虏，赵高的父亲被处以宫刑，母亲则被杀死了，这种残酷的对待俘虏的方式，让赵高惊惧并颤栗，而此前在赵国当贵族时，惊惧与颤栗这种身体上的强烈不适感从未有过。从那以后，他明白，只有在政治上处于劣势的人（或者阶层）才会在身体上出现这种不体面的感觉，这种不体面，有时会发展到令人尴尬的境地，比如出汗，或者尿裤子。但跟阉割来比，以上耻辱显然算不了什么。这种对身体的摧残，让他在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