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改变生存-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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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改变生存
作者：寇延丁
内容简介：
因为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只能把孩子送回老家上学？
因为没有专项家庭暴力法规，只能一次次容忍原谅至亲的伤害？
因为主管部门缺位，只能每天呼吸着有毒的空气，吃着有毒的食品，喝着被污染的水？
行动起来，从身边做起，从小事情做起，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行动改变生存》讲述了二十五个真实的故事，故事里的人都不甘平庸，积极行动，他们坚信，每个人都可以推动改变，每一个行动，都可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书中提到了非京籍家长对教育平权的争取，他们征集签名，组成“争取教育平等权志愿者”，去教委请愿，搭建网络平台等，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说服教委，推动了北京市公布《关于2010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意见（京教基＇2010＇12号）》，宣布全北京市范围内自2010年起小学升初中实行不分户籍电脑派位。
也提到了深圳西部通道沿线居民环保维权的行动，由2003年单个人上访无人理会，到组织起来培训环保志愿者，召开业主大会，举行千人集会、万人签名。最终，2006年夏，国家环保总局介入，工程暂停。2007年春节前夕，深圳有关部门修改了“西部通道”设计方案，使排放量降低，并承诺在通车后对污染情况实施长期监测。
本书作者寇延丁说：“观察过许多自助组织的发育，都会看到一条推己及人的轨迹，看到从‘自身权益与福利’到‘公众倡导’和推动‘政策改变’的演进。”＇
行动改变生存 第一部分
前言：什么人走什么路（1）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句话挂在我小学的教室里，旁边还有鲁迅的画像，两者都让我既敬且畏。上课的时候经常想入非非，有时就想鲁迅的这句话：硬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多苦啊。我是山里长大的孩子，知道走路不易。
所以，在我选择自己的人生的时候，就果断地做出了决定：走别人的路，让自己说去吧。我选的那条路是很多很多人都在走的一条路——三十年前，进入事业单位过按部就班的生活对小城女子而言，是大家公认的最好的路。
当然喽，心里总还是会有一些个梦想的，一个或者几个梦想就像烛火一样，在晦暗的天幕下，在远远的、无路可通的地方，闪着诱人的光。那还是吃饭要粮票、出门要介绍信的年代，梦虽诱人，但寻梦上路之前失去的就已经太多，更不敢想上路之后还要面对什么，选择没人走过的路需要太多的勇气，多到我认为自己永远也不可能具备。
既然走的是别人的路，当然要收束自己适应别人的标准，夜深人静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个“自己”跳出来嘀嘀咕咕的。“还想怎样呢？这已经很好了！”我在心里用更大的声音说。这条路已经被无数人踏成了大道，上班、下班、医疗保障、晋级、退休金……所有的一切都历历在目，在这条路上，可以从二十岁一眼看到我的四十岁和八十岁——如果我能活得那么长的话。
现在看来，我当时还是太年轻了，以为只有走自己的路才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后来摔了跟头才知道，“别人的路”未必好走。
1996年，我已经在别人的路上走了十多年，在一个小单位当会计，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改变了我。承包人假造票据中饱私囊，被我发现了证据。当时自觉聪明：他蒙过了所有的人，怎么就蒙不住我呢？我向上级单位举报了承包人。举报的结果，不是承包人被制裁，而是我，我被制裁了——因“工作表现不好”下岗。这让我对自己的智商绝望：我头盖骨里面长的，根本就是猪脑。
事情弄到这一步，后悔也晚了。我生活的地方是一个小城，一个人在小城里生活了三十年以后，绕来绕去的人际关系会将小城变成一个村庄，在这个“村庄”里若有什么不想让人知道的事情，别人是一定会知道的。我下岗不仅丢尽了自己的脸，而且牵累了父母与兄弟姐妹甚至包括亲戚。这需要太大的心理承受能力，当时我想的不是出路，而是——不疯。这才是我的当务之急。
为了不疯，我开始寻找寄托，憋在家里做服装设计、写字。服装设计多次参赛获奖，然后就放下了；写作一直没停，伴我熬过了漫长的等待，也熬过了终于能够上班之后“改造察看”的日子。即使智商再低，我也知道自己难熬回“正常人”的地位，要想在这个村庄里挺起腰杆活着，只能想别的办法，我停薪留职，去了电视台。我那时候还是脚踩两只船，心里想的是，最好能够留在电视台，实在不行还可以再回单位。我怎么都没有想到，一年后就拍案而起，炒了自己，也没有回原单位，而是做了自由撰稿人，卖文。
也许是“性格决定命运”吧，连我自己也不清楚怎么回事儿，居然在别人的路上总也走不下去，稀里糊涂就钻进了沓无人迹的山沟，经历了高原、山区、农村、军队、事业单位、企业，做过士兵、会计、保管、小职员、记者、服装设计、无业人员、自由作家、独立制片人……我居然拥有了同龄人里堪称丰富的一份履历。
前言：什么人走什么路（2）
不知不觉间，我成为国内最早从事残障美术家推广的人，快到四十岁的时候，我又一次面临选择：停薪留职政策取消，要么辞职，要么回单位上班。
我在两难间考虑了很久。
我心里是很清楚的，这一次就没有回头的余地了，不管选择了什么都是不归路。
在我的考虑中决定因素是：我花眼了。三十八岁就开始花眼，说明我生命的节令已经提前立秋，岁月给人的从来都只是裁决，没有商量的余地，这个裁决告诉我：现在不做，这辈子可能就没机会了。
我用辞职迎来了自己的四十岁，离开家乡去到北京，注册了一个名叫“手牵手文化交流中心”的非营利机构，专门做残障美术家推广。完成并出版了国内第一部关于残障美术家的纪实作品，办了一系列展出，拍了相关的纪录片，推动残障美术家成立了自己的自助组织，出了第一套残障美术家画册；5·12地震后，又开始长期关注因震受伤青少年的工作。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就这样一路做事、一路采访和写作，在做事情的过程中，完成了几本关于NGO的书。但我承认初上路的时候，心里还是怯，想通过别人的经历学点做事情的方法，也是在用采访和写作为走在路上的自己寻找一种陪伴。我自己的感触是：别人的经历可以借鉴、方法可以学习，但说到底，“自己的路”必须自己走。一定会碰很多壁，经历很多难处，不仅是脚、可能连心都会伤痕累累，而且，谁也不能给你打包票，这条路一定能走通。
那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要走自己的路，走一条仅属于自己的路呢？那是因为，在自己的路上除了苦和痛之外还有快乐。一直喜欢“有梦想的人是幸福的”这句话，在梦想的引领之下，走自己的路的人，在苦与痛之上，可以享受到追寻生命自由的高端体验，是幸福的。我自己体验到了这种幸福，太多人的经历让我看到、触摸到了他们的幸福。
十年下来接触了数百NGO人，对他们而言，我的记录只是他们路上的一些脚印，对我而言，这些文字像是一个驿站。走进驿站并不意味着就此可以有人陪着或者带着自己走，驿站只能让人从先行者留下的炉火中得到一些温暖，从他们匆忙中留在墙壁上的片言只字中得到鼓励，然后，不管第二天是不是雪霁风停，还是要独自上路的。
喜欢史铁生的这句话：“只要你往前走，他总是给路。在神的字典里，行与路共用一种解释。”人生在世，我们的生命是在我们的行走中得到体现的。也许我们会像张锦雄一样经历对自己身份认定的痛苦，像邱璐和曲栋一样经历纠结与选择，像李波马小朵一样一波三折，但是，什么人走什么路，这是命定的“劫数”。想清楚了，就上路吧。跟随梦想走，跟随你内心深处的召唤走——只要走，就有路；只有走，才有路。
成为托起这个行业的水
“为村庄配备一个1000册规模的图书室，目标读者主要是青少年，需要多少钱？选配包装需要多长时间？”
——“建一个千册图书室需要一万元。我们有适合不同阅读对象的系统书目，有数百家出版社的3000多个品种备选书库存。资金到位后，我们可以用三到四天完成选配、包装，并发送到物流公司。”
“为每个班级配备一个图书角需要多少钱？多长时间可以完成前期工作？”
——“每班图书角70册左右，包括一个书架，共需一千元。我们常备适合小学不同年级阅读的图书角图书包，立即就可发出。”
“委托你们做图书选配发送工作，需要多少费用？”
——“全部书价的5％，如果建一个万元图书室，服务费用500元，一个千元图书角只需50元。”
“图书多长时间能够送到我们这里？”
——“最晚一周可以送达接收县城。……
提出的问题可能来自天南地北不同的角落，需求也各不相同，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在为农村地区建公益图书室或者农村学校建班级图书角。回答问题的是北京的“公益图书中盘”，一个专门为中国乡村图书室的建设搭建的专业平台，提供书目服务、图书采购、藏书配置和物流运输的专业化非营利平台。
这个公益图书平台的发起人就是邱璐。
不走难过路（1）
有个著名的段子：“我家门口有道沟，很难过。”接下来的一句是：“再难过，也得过。”而邱璐没有这么做，折转身，要去找一条不让自己难过的路。
她的读书经历和职业经历一直一帆风顺，北大研究生毕业，在中华书局工作五年后辞职，在科学出版社工作五年后再次辞职，分别是最好的文科出版社和理科出版社。邱璐编的书获国家图书奖，年纪轻轻就赢得了这个行当里的最高荣誉，在单位也是个做得不错的中层负责人，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我很难过”、“难过的不得了”。回述自己的职场经历时，邱璐反复提到了“难过”这个词。
“我非常非常喜欢编辑这个工作。我想做的，是那种学问型的编辑，做那种慧眼识才的事情，能够通过我的手，把人家抽屉里的好东西发掘出来，成为一个流传于世的好作品。”邱璐娃娃脸，短发，那种中学生的发型，这样的脸上是看不出年龄的，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从她的嘴角荡起一波笑纹，把圆圆的眼睛挤成了两轮月牙，就像一个孩子，在吃一块很甜的糖。但是，做编辑的十年里，她吃到的这样的糖太少了，整天不得不面对的，是紧跟市场节拍追着利润走的教材教辅，是东拼西凑前后矛盾的“学术论文”，和整段整章从网上抄来的博士点“科研成果”……“我真的很难过。我生活的意义在哪里？虽然不缺钱也不缺地位，但我总觉得自己的生命是浪费了的，我们做这些事情的人的生命是浪费了的。进了办公室你看吧，一个个埋头工作，我们工作量压力大得很，而且每年都要加码，那真的是埋头工作啊——那些刚毕业的、鲜嫩嫩的孩子，每个人都低着头，每天都是在数那些字数，算我做了这些能拿到多少钱。我看《肖申克的救赎》，觉得我们的大楼，就是一个大监狱，我们都是里面的囚徒。我太难过了。”
难过的不只邱璐一个，大家的感受都差不多，或多或少，每个人心里都一种东西跃跃欲试，但再一转念，想想收入、职称，想想房贷和未来就又忍了下来，在难过面前，总得找到自己的过法。发发牢骚，让自己心里好受一点，再难过，日子也还是要往下过。邱璐也曾经试着调整自己，忍了一段时间，最终还是觉得不可忍受，必须找到一种让自己不再难过的活法。
2007年底，邱璐在网上看到一个叫“天下溪教育研究所”的公益组织招志愿者，为农村地区建社区公益图书室和中小学公益图书室。“我们希望一所乡村图书室能为一个村庄/学校带来某些积极的变化，因为我们相信阅读能让人开阔视野，丰富生产和生活知识。”那时候，邱璐对公益完全不了解，但这事情跟书有关，自己也很认同这句话，就报了名，开始慢慢了解“天下溪”和“公益组织”是怎么回事。
“天下溪”是一个关注教育的民间公益组织，“乡村图书室”劝募城市白领给自己的家乡建一个图书室。最早与邱璐接触的乡村图书室项目负责人说，她一个人无力应对巨大的需求，需要再找一名兼职或者更多的志愿者来配合。
“巨大的需求”这个说法，一开始让邱璐多少有些意外。她在出版社工作多年，每年都会接到新闻出版署要求捐书的通知，支持贫困地区和农村义务教育，累积起来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量。那么，这个“需求”在哪里？“天下溪”做的这个事情，跟国家有什么不同？
不走难过路（2）
国家捐书一般是捐给学校，一般的中心校有图书馆或者图书室，但规模较小的学校比如村小可能就没有，属于村庄的社区图书室几乎是个空白，这真的是一个巨大到难以想象的需求。“乡村图书室”是2003年由“天下溪”的志愿者梁晓燕、徐晓、王小平发起的一个公益项目，致力于为改善乡村教育提供最为基础的公共教育设施——社区公益图书室和中小学公益图书室，当时提出来的口号是“三千块钱给你的家乡建一个图书室”，希望那些告别土地走进城市的人，除了自我发展，也能用这种方式回馈家乡。乡村不仅向城市源源不断地输送赖以生存的食物，也在源源不断地输送着这片土地上最优秀的年轻人，恢复高考三十多年来，数以千万计的青年才俊告别土地进入城市，已经成为推动时代发展的中坚力量。这些村庄精英在进入城市自我发展之余，回馈亲人的方式可能有很多，“天下溪”做的，是邀请他们“给你的家乡建一个图书室”，不仅支持到自己的家人，也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身后业已远离、甚至是正在凋敝的土地，不仅要求你捐钱，如果是在村子里建图书室，还要求捐赠人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