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另一个中国-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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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来看晁盖是边缘人，实际上，晁盖一只脚已经跨出边缘，为什么刘唐、公孙胜知道了“生辰纲”的消息，不自己联系几个哥们去做，而要千里迢迢，到郓城报告给晁盖，由晁盖领头去做？这说明晁盖与宋江不同，他在没有正式下海之前已经是黑社会的头头和江湖领袖了。晁盖的威望使得江湖人相信他，相信只有在他的领导下，这笔买卖才能做得好，不洒汤漏水。
②宋江与晁盖不同，他未下海时只是社会边缘人物。作为吏道纯熟的吏人，平时玩法自肥，作奸犯科，“专犯忌讳”之处，肯定不少，所以才在家中挖了地窖以作临时避祸之用。他“仗义疏财，扶危济困”，热情接待江湖朋友，《水浒传》中说他“更兼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这几乎与晁盖一样。他还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就是挥金似土，肯于花钱，“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他在江湖上的一笔笔投资。宋江的投入江湖好像有些被迫，实际上是狡兔三窟。宋江早就把闯江湖看成他发达的一条通衢呢。在浔阳楼所题《西江月》中有言：“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作为一个吏人，他为什么“攻经史”、学“权谋”呢？我想他就是把自己发达的道路寄托在对主流社会的抗争上。他还会与周围的人们搞好关系，郓城县中从知县时文彬到卖糟腌的唐牛儿，都与宋江有极好的关系，这些都是他对抗主流社会的资本，也是他之所以能成为江湖领袖人物必备的资质。这一点是晁盖所缺乏的，晁盖交往的都是对他有用的人，缺少长远眼光。吏人的边缘化是社会造成的，梁山的一百零八将中这类人物很多，如朱仝、雷横、戴宗、蔡福、蔡庆等。他们本来就与江湖有着广泛的联系，最后也投奔了江湖。
③贵族出身的柴进，可能怀有对祖上帝业的怀恋，他专爱与社会边缘人物打交道，资助流落江湖和陷于困境中的为主流社会所不容的人物；而且昭告四周，他的仆人庄客都了解主人的癖好，连附近酒店的老板都知道，为柴进招呼流放的配军。柴进的这种行为是出于同情心，还是利用心呢？但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这种作为都会被统治者所嫉视。
《水浒》中还有一些有侠风的人物，典型的就是鲁智深，他的行为的出发点都是洁白无瑕的，是一心为人的。鲁智深是个军官，本来可以不与江湖发生关系。一是宋代的重文轻武的政策，使他对于闯荡江湖人中的武夫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如与史进相见时的表现）；二是他好打抱不平，像古代游侠一样有充当社会良心的冲动，见到不平则不能忍耐，先是救助不相识的金老父女，军官当不成了，出家当了和尚。后来为救好汉林冲，连和尚也做不成了，只得下海，上了二龙山。
④这些人物从社会边缘到与主流社会发生激烈冲突，最后投入江湖，他们走上叛逆道路的过程不同，个性更是千差万别，但还是有许多共同特征可寻的。如：好武，爱使枪弄棒；好结交朋友，不重宗族家室（有的根本就没有）；不好女色，不注重子嗣；乐于帮助江湖朋友，为他们付出金钱或性命；富于冒险精神，与社会谨小慎微的君子迥异。这些特点许多是处于主流社会的人们所不具备的，有了这些特点，自然会与主流社会疏离，统治者会将这些人视为不逞之徒。
主流社会里边缘人物的边缘状态，虽然与其处境有一定关系，但大多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晁盖、柴进完全可以本本分分地过自己的日子，享受人生的乐趣。可是他们不这样做，这不是外部环境造成的，而是他们自己不愿意过那种安定而平庸的日子。他们内心深处一定有更隐秘的追求，他们许多超出常人的行为也有特定的心理依据，可惜作者没能深入挖掘和描写这些人物的内心世界。
这些社会边缘人一旦投入江湖，绝大多数不会以合法手段谋生，而是搞非法活动。在江湖群体生活中，他们大多是以领袖或中坚力量的面目出现的。历代“农民运动”的领袖人物往往就是这种人物。
⑤实际上这些人如果不搞惊天动地的非法活动，当局是很难发现他们的。其主要原因就是那些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替统治者实现社会控制的吏人也边缘化，惺惺相惜，他们自然不会去举报或打压与自己同命运的人，除非这样做对他个人有极大的利益。这些社会边缘人大多能与周围的同道者和不同道者保持良好的关系，即使搞非法活动，也不祸害当地人（江湖上有“兔子不吃窝边草”的说法），因此对他们的识别实际上是很困难的，更不要说控制了。
江湖人的职业
下篇
上篇和中篇主要讲了江湖人来源于哪个社会阶层及其在江湖中的作用，这一节着重谈一下江湖文化中的诸多问题。
一、江湖人的职业
前面我们谈到江湖是游民觅食谋生的场所，但他们具体从事什么职业呢？这个职业的人们是否都可以算作江湖人呢？
1江湖人也要吃喝
这是个极通俗但却十分实际的问题，要吃饭，除了家有产业的外，一般都要有职业谋生。武侠小说，特别是金庸的武侠小说中的江湖人，除了保镖护院的之外，好像很少有人还从事某一个具体职业的。许多江湖高人或云游天下，或独居雪山荒岛，没有职业，没有收入，不吃不喝，只是莫名其妙地与人打架。又像《庄子·逍遥游》中写的“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这是与实际的江湖人不相干的。
江湖人对于吃喝的追求的强烈，往往超出一般人，因为江湖主体的游民，正是社会上的最贫困的一群，吃喝对他们来说不仅是填饱肚子，而且是一种生活理想。想一想《水浒传》中为什么把“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作为介绍梁山的优越性和引诱人们上梁山的“亮点”，就可以知道江湖人不仅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清高的神仙，而且是强烈地追逐人间非常世俗化的东西的。江湖人非常注重谋生，而且是很会谋生的，否则他们早就辗转沟壑了。
2秘密帮会的文差事、武差事
从江湖人谋生的角度来分，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是非法谋生的，一是基本合法谋生的。为什么说“基本合法”呢？因为主流社会是不会把江湖人看作守法良民的，他们都属于“另类”，他们的行为都会受到质疑，即使是一些光明正大、合理合法的行为。
非法谋生以各类游民组织为多。梁山式的打家劫舍的山头自不必说，明代中叶以后发展起来的秘密帮会，他们谋生的方法也都是变相的打劫。例如称霸一方，榨取当地和过路人的钱财，这往往是“空手道”，不必费心力，只是收过路费和保护费就成了（如果打下天下，这些费就变成“税”了）。帮会里常常挂在嘴边的“文差事”、“武差事”，便可以概括他们的谋生之术：所谓“武差事”就是抢劫、杀人放火、劫取钱财，甚至干大了直到打天下、坐天下（帮会在中国掌握“天下”的例子还没有，但在南洋有）；所谓“文差事”就是坑蒙拐骗，包括开赌场、合伙做局、买卖人口，包庇于他们有利的非法行为。
3五花八门的江湖人
另一类是合法谋生，这主要是指闯荡江湖的各类人等，用一个词可以概括，就是“五花八门”。所谓“五花”，包括金菊花（卖花女）、水仙花（酒楼上卖唱的歌女）、木棉花（走江湖的郎中）、火棘花（跑马、耍杂技的艺人）、土牛花（挑夫、脚行）；所谓“八门”，包括“巾”（算命、算卦、批八字、看风水、推流年等等，据说可分为七十二巾）、“皮”（卖药、看病、拔牙）、“彩”（变戏法）、“挂”（打把式卖艺、保镖护院）、“平”（说评书、说相声、唱大鼓）、“团”（街头卖唱、乞丐）、“调”（吹鼓手、杠房、棚匠等）、“柳”（唱戏的）；另外还有为人们所诟病的“车”（赶车的）、“船”（撑船的）、“店”（开店的）、“脚”（脚夫）、“牙”（中介行业，多指商业）等等。这些行当虽然不为主流社会的人们所看好，但客观地说，这些行当中的大多数还是为人们提供了服务的，许多还是正常的社会生活中不可少的。像“相面算卦”、“江湖郎中”之类，在今人看来是有欺骗性的，但正经的江湖艺人也称这些人干的是“生意”，不能与真靠艺术（北京艺人称之为“玩艺儿”）吃饭的人混为一谈。当时社会舆论也并非像现在这种认识，江湖郎中就不好说是百分之百的骗子，他们还是懂得一定的医道的；相面卖卜者则多是社会心理学家，他们往往可以为顾客提供心理抚慰。江湖人的谋生方式虽然有付出劳动与不付出劳动、合法与不合法的区别，但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创造生活资料，所以很难把他们列入生产者之列。
二、没有城镇的发展，就不会有游民的江湖
我们上面说到哪里有了江湖人的奋斗，哪里就是江湖，这只是概而言之。因为江湖是游民生活的空间，江湖人的主体是游民，所以这个江湖的产生还是有赖于城市的发展。城市有了容纳游民的能力，才能使得脱离宗法的游民能够生存，并形成群体。除了占山为王的江湖人外，大部分的江湖人活动的主要地域还是在城镇。像金庸的《侠客行》等小说那样，把江湖人的生活场景安排在穷海孤岛，那是不真实的。在那里解决不了吃喝问题，而这却是江湖人浪迹江湖的第一追求。
1宋代城市建构的改变
北宋许多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由唐代封闭的城坊制变成了开放式的街巷制（与现代城市街巷相似），商业、服务业和手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北宋首都汴京的饮食业，有些已经24小时营业了。这给进入城市的游民以就业的机会，也使得城市空前繁荣起来。如北宋的汴京、南宋的临安。有人把这种繁荣称为资本主义萌芽。
其实中国古代的大多数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与14世纪到16世纪初欧洲兴起的商业资本城市有根本的不同。欧洲这些城市支持、鼓励工商业的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摇篮；而古代中国的大中城市都是封建统治的政治中心，是军事据点，并具有强大的力量来遏制新经济因素的发展。大中城市的繁荣往往是以农村经济破产、宗法解体为前提的，此时大量的游民——廉价劳动力流入城市，商业、服务业与
满足奢侈消费有关的手工业非常繁荣。这些大都是为满足城市中贵族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高消费服务的，与经济水平普遍提高关系不大。这样的城市繁荣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的萌芽”，而是社会大动乱的前兆。北宋、南宋中叶以后的汴京和临安，以及明末的南京，都是很好的例证。
2廉价的劳动力
由于劳动力价格的廉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影响生产力中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就以车子为例来说，中国早在夏代就能造车，到了周代，车子的种类已经很多了。许多专家认为，造车技术到了宋代已经不发展了。中国一直没有发明四轮车，现代的四轮车是进入近代后从欧洲输入的，其主要原因就是劳动力便宜。宋代游民大量涌入城市，他们要生活，又别无长物可作资本，大多数只是有两膀子力气，这样，做轿夫成了他们对职业的一个重要选择。唐代士人官员还都是以骑马代步，北宋直到中叶还是这样。王安石、司马光、程颐等都反对乘轿，说这是“以人代畜”，不人道。北宋中叶以后，乘轿子的逐渐多了，到了南宋，已如朱熹在《朱子语类》中所云：“至今则无人不乘轿矣。”这里说的虽然只是指“朝士”，但也可见当时乘轿已成风气。乘轿比骑马舒服，由此可见人的惰性，但也反映了劳动力的廉价，让人们乘得起。南宋末年的周密在《志雅堂杂抄》中描述当时的穷道学家，说他们“头脑冬烘，敝衣菲食。出则坐破竹轿，舁以村夫。”如此则是连下层士人也坐得起轿子了，可见人力之不值钱。到了清代，人口膨胀，宗法解体，自然经济破产，涌入城镇的游民愈多。清代北京讲究一些的王公亲贵，多是乘轿，为了走得快，便让轿夫轮换，一般是一顶轿子12名轿夫轮换。当轿子出行，4个轿夫抬，其余8个坐在后面的马车上。这样伺候一顶轿子是要13个人和一辆马车。有这样舒服的轿子，还改进车子干什么？
游民与市井细民
3游民与市井细民
生活在中国古代城镇中的市民，不是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前身（在欧洲的商业资本城市中，市民可以这样说），它的上层接近官僚地主，下层近于游民。也就是说，生活在城镇底层的市井细民非常容易成为游民。《水浒传》中写的郓城县的唐牛儿，阳谷县的郓哥、武大郎等人，与游民有什么区别？生活的不稳定，收入没有保障，时时刻刻可能受到各种强势人物的伤害。这些人物只要有人引导，很容易就会投入江湖绿林。只是他们不好“使枪弄棒”，似乎也没有这方面的能力，而且也不具有冒险精神，在《水浒传》作者的眼中，他们只是可怜虫，只配给江湖好汉垫背，不能进入江湖主流罢了。
江湖游民奋斗的前途往往是填于沟壑，生活在城镇中的市井细民的底层人物，遇有社会动乱也往往是这样一个三部曲：从市井到流落江湖，再到辗转沟壑。
人口的急剧增加，农村大规模破产，游民也增长到社会不能容纳的程度，辗转沟壑的游民揭竿而起，酝酿成巨大社会动乱；经过多年的战乱，一二百年积累的经济和文化财富基本上扫荡以尽，人口降到人人都能分得一小块土地的水平；于是社会安定下来，重建宗法、重建小农经济，战乱中被冲垮的封建社会的各种机制得到修复，一个新的朝代开始了。因此游民不是新的社会力量，它的力量的消长往往对封建制度是起修复作用的。
三、江湖人与主流社会
1什么是社会
“社会”这个词经常用，仿佛其意义是不说自明的。这里为了严谨和下文述说的方便，还是对“社会”作一定义。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