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另一个中国-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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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鞅尘埃挥小叭褐凇币黄鸲郑蚁肴媚母雠⒆拥ザ郎险螅疾换嵊姓飧龅俊Ｕ馐怯行睦砀莸摹�19世纪末的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他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指出：当人们汇成群体，他作为个体所具有的品行和理智消失得无影无踪，无论智力高低，在群体中很少起作用了，大家所具备的只是群体特征了。勒庞认为，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他们往往受到一种理念的控制，并用专横的手段推行它；群体不能接受讨论和质疑，更不能批评，在群情激奋时，暴力是他们特别爱使用的手段。
有人认为，“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就是因为群体具有简单幼稚的本质。群体易于被一些炫人耳目的说词所左右，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越简单越好）、一些激动人心的口号就可以使群众慷慨赴死。从中获利者，让群众为自己火中取栗的人们，当然要廉价赞美群众运动。另外一批慷慨地赞美“群众运动”的就是“看客”。这些人抱定“看热闹”的宗旨，惟恐天下不乱。他们不懂得真正的“大热闹”出现的时候，很少有人逃脱，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真正身处于这种大动荡中而又无所适从的广大老百姓，绝不会再有“看热闹”的雅兴。20世纪对中国人来说是有着太多悲哀的世纪，如今我们走到初步稳定和发展这一步，已是很不容易的了。不仅是经济和国家整体面貌的巨大改变，更重要的是有更多的人逐渐相信了，还可以通过非暴力的形式争取和保护自己的权益，从而选取了比较平和的态度来争取社会的进步。现在人们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暴力”的负面价值和“非暴力”的正面作用了，这在20年前还是不可想像的。人们在这个问题上与主流意识稍有差异，轻则为人所笑，以为是太迂；重则被指为别有用心。
最重要的是专制压迫制造着“暴民”，极端的专制时代杜绝了一切和平解决社会矛盾的可能，把实在无法生存下去的广大人民群众逼上必须诉诸暴力的道路。横征暴敛、吏治黑暗、社会腐败和自然灾害都是催化剂，当走投无路的民众处在“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的两难选择时，稍有胆识者就会揭竿而起，干一场轰轰烈烈的大事。可是在农业文明的中国，民众没有新的意识形态作为指导，他们的目的、宗旨乃至反抗的手段，都是从他们的压迫者那里学来的；可以说暴君是“暴民”的“老师”，暴君与“暴民”是一条暴力链上的两端。从暴君专制到“暴民乱治”再到暴君专制，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循环往复的怪圈。当“学生”变成“老师”后，他们又在培育新的“学生”。这一点我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有较详细的论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在该书中，我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游民、游民意识、游民文化的特点及其产生过程。游民从其经历、社会位置、生活环境、文化教养来说，是最容易沦为“暴民”的群体，特别是游民所创造的通俗文化，对于暴民意识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说暴民（3）
3暴力与暴力文化
“暴民”之所以被一些人视为英雄，就在于他们认为只有暴力才能解决社会问题，才能推动社会进步。有人引恩格斯的话说，恶才是历史进步的杠杆。这其实原本是黑格尔的意见。但“恶”不等于暴力（例如人的“贪欲”也是一种恶，它促使人们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一点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表现为暴力），暴力也不一定推动社会进步。
社会存在矛盾是常态，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解决。解决社会矛盾历来有两种手段：一是暴力，二是非暴力。社会矛盾激化容易导致暴力，暴力解决问题比较痛快，暴力实施者的内蓄能量得到了释放，这是人们在盲目状态下解决问题时的首选方案。然而它不一定是与社会进步相联系的。可以设想，几年、几十年或长达一二百年的社会大动乱，给社会带来的是大量损耗。社会安定时期的经济积累、文化积累扫荡以尽。待社会重新稳定下来的时候，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中国封建社会持续了两千多年，肯定是与战乱过多有关的，因为每次大动乱后都要重新积累财富，而社会的进步虽然不能说完全取决于社会财富的总量，但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看，社会财富肯定起着极重要的作用，对财富的大量毁坏肯定会影响历史进程。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在社会动荡（破坏财富）——安定（财富积累）——社会动荡（财富破坏）的循环中振荡（反应到政治上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个历史循环现象之所以在古代不断地出现，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社会结构不合理；二是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中国小农经济的特点就是生产规模太小）；三是统治者不合理的政策（这其中有利益的、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等多种因素）。于是，生产资料和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只好靠大量地消灭人口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在主流舆论中形成这样的悖论：一方面是“人命关天”（这主要是儒家思想的影响）；一方面又认为死个几十万几百万人没有什么，这是“历史进步”（？）的代价。数千年来，暴力文化弥漫于上下，人命贱如蝼蚁。人们迷信暴力，动不动就要展示武力，并认为只有武力才能最终解决问题。因此“暴民”不仅没有受到社会的责备，而且被视为拯危救弱的英雄；“暴民”也不会自责，认为他对社会的报复理所当然。
暴力实际上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和比较完美地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鲁迅曾讲过“娜拉走后怎样”。“文革”当中，备受苦难的顾准先生把它用到思考“革命”的最终结局这一重要问题上。“不断革命论”者断言，“革命是常态”；这是不正确的，除非无限扩大革命的外延。革命特别是暴力革命是短暂的，是解决社会矛盾的一个可供选择的最激烈的手段。与非暴力相比，采取暴力形式解决社会的表层问题（如报仇雪恨、富贵易位、政权转移），一般说来是比较迅速彻底的。人生百年，人们特别是革命的领导者，谁不愿意眼看自己事业成功、理想实现呢？因此，不仅中国，就是在世界范围内，许多民族也多愿意选择暴力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实际上，社会在发展中是不断地出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社会的进步是在经济和文化的不断积累中实现的；那种认为使用“最后一次暴力”，一劳永逸地建立世间理想社会，以后永远不会有暴力的善良愿望，实际上只是一个梦想。正如先驱者顾准所指出的，它乃是基督教传统——在现实生活中建立千年王国的幻想。在暴力革命基础上进入相对和缓的社会财富积累时期，是十分困难的，它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维持一种张力；新建立的政权也往往在相当长时间内，采取更有力度的暴力镇压以求得新建社会的稳定（过去人们常责备新建立的王朝屠戮功臣，说这是“鸟尽弓藏”之祸，实际上就是新上台的统治者为保持新朝稳定而进行的镇压）。这样就非常容易形成暴力的轮回，也就是伯夷所说的“以暴易暴”。这在中国古代是无法解决的。进入了21世纪，“非暴力”这一解决社会矛盾的选择越来越为世界上大多数人所理解。我想，持这种想法的不一定都是“既得利益者”。
暴力是嗜血的，为暴力所浸染的人们，容易形成“暴民情结”。这些人极易成为“极权主义”社会运动的基础。德裔美国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Ｈ·Ａrendt）在其名著《极权主义起源》中指出，极权主义运动中的“精英”用宗教的或意识形态上的狂热（往往夹杂着未来虚幻的幸福）去煽动那些文化不高、在现实生活中有着各种不满的分子（这样的人在任何社会中都非少数）采用暴力手段，来改变社会结构、重新分配权力和利益。如意大利的法西斯运动、德国的纳粹运动。这些“精英”运用各种花言巧语，把无数顶高帽戴在群众的头上，鼓励他们的犯法行为；本来就缺少思考的人们，在无比热烈的群众运动中，智力更是大幅度下降，被那些花言巧语愚弄成为暴力机器中的齿轮或螺丝钉。实际上获得利益的是那些“精英”，而使大多数人包括“暴民”陷入苦难。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上面我们曾例举许多中外的事例以说明，可以看出各种“暴民运动”的目的、宗旨、操作手段是大体相同的；但其中也有不同，最明显的差异是外国的“暴民”是杀其他国家或其他民族的“异类”，而我们则是杀自己国内、同民族的“异类”。
泛滥的暴力也在制造着暴力文化，这里统治者的行为起了导向作用。虽然说国家、政权本身就是以暴力为基础的，但政权以哪种意识形态指导权力的运作，还是对被统治者的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例如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以政治秩序替代一切秩序，而且其“政治秩序”就是用强有力的规范去限制老百姓的一切行为。秦统治者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他们信奉的是法家学说，法家把一切人都看成坏蛋，只有在严厉法律的统治下才能遵纪守法，不干坏事。为了推行严刑峻法，便借助于暴力。因此在战国期间，秦就被其他国家的人们称为“虎狼之国”（有虎狼之国，必有虎狼之民）。从这个称呼就可想见其国中暴力文化泛滥的情景。与之相反，儒家虽然不完全否定暴力，但是，在政治操作中他们更强调“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注重“德治”和感化作用。这样，在孔子和孟子的家乡邹鲁一带，就形成了尊重礼乐的风气。刘邦统一天下的过程中，进兵围鲁，城中的儒生尚在讲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虽然在今人看来不免有点“迂”，但可见儒家风习对民间的浸染绝非是暴力文化。
说暴民（4）
一千多年以来，对于民间和下层社会影响更大的，乃是广泛流传的通俗文艺作品。阿Ｑ连圈也画不圆，但是他会唱“悔不该，酒醉错斩了郑贤弟”、“我手执钢鞭将你打”，可见通俗文艺的影响力之大。它仿佛是水银泄地，无孔不入。宋代以来，游民参与了通俗文艺作品的创作与演出，他们的思想意识渗入了这些作品之中。游民是古代脱离了主流社会的群体，他们不被社会主流思想所约束，他们脱离了宗法网络自然也就失去了儒家所分配的角色位置与相应的角色意识。他们是具有主动攻击精神、有着暴力倾向的群体。体现了他们的思想意识的文艺作品，必然是暴力文化的一部分。它们对民间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有人说，三教（儒、释、道）之外，还有一教，就是“小说教”（钱大昕语）。“小说教”与“三教”倡导非暴力不同，它是鼓吹暴力的。
暴力文化有那么多渠道通向普通民众，民众受其控制、影响，自不可免。大多情况下，普通民众并没有成为“暴民”，但并不等于没有“暴民意识”；这与不是游民的人们也可能沾染上游民意识一样。当社会问题从人们的头脑中一过，马上通向暴力解决一途，问题与暴力仿佛是短路，因为这些人们的头脑里充斥着“暴民意识”。这种“暴民意识”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使问题复杂化，使暴力升级，于己于他都不利。因此，许多希望社会祥和的人们才提倡“有话好好说”，不要立足于“斗”。我说“要警惕暴民意识”也是这个意思，这不是都在为贪官污吏着想。
就是对待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也是要采取合法的手段予以揭露，使之受到法律的惩处。有人说：“我们的国家达到法制（治）社会了吗？”我也同意现今的社会离真正的法治社会，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人治”的阴魂不断，官员有法不依和违法乱纪的现象还很严重。然而，也应该看到走向法治、建立公民社会不仅是世界的潮流，也是大多数中国人和社会上下的共识。这个共识也是得来不易的。这个方向已经确定，法治社会的实现不仅取决上面的“战略部署”，更与整个社会民众的公民素质密切相关。普通的老百姓也是有学习做“公民”的义务的。这与前几年的“普法教育”还不一样，那次教育活动，在一些干部心目中，看成是让老百姓认识和熟悉法律规范、不要越界犯法，这种认识的思想背景就是把法看成“治”民的工具（当然“法”也不是单纯“治官”的工具）。实际上，现代社会的法律是界定人们的权利与义务的。学做公民就是要懂得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并善于运用自己的权力去保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破除依靠清官的“顺民思想”和靠拳头解决问题的“暴民意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缺少这方面的机制，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源非常少。这个学习任务就显得很重（当然，“官”的学习任务更重）。台湾批评家龙应台女士，1999年来大陆，在西安讲学时说过一句话，意为，民主制度实现以后，发现民主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法治社会也是如此，实现它不仅需要制度上的变革，需要制定一套法律，需要合格的法官，也需要合格的公民。“顺民”、“暴民”都是不合格的公民。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面，都是专制制度、依附制度和暴力文化的产物。我们不能设想，某一天真正实现了法治以后再来学做公民；当然也不是说，大家都成了拿到合格“毕业证书”的公民以后我们再来搞法治（有些官员就有这样想法：待老百姓都成为合格的公民以后，再像幼儿园小朋友一样排好队来领取公民权利）。实现法治社会是个渐进的过程，人们在这个渐进过程中从“臣民”转换成为公民。
当然，即使进入了公民社会，人们也要受到各种规则的约束，特别是法律的约束，不能“任我行”，因为每个人都不是天使。十多年前，有个法国电影《恐惧的代价》，影片中说，某电视台为了提高收视率做了一个有奖追杀的节目，被追杀者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躲过了追杀，则获奖金100万；另有五个志愿者做追杀人，如果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内杀了被追者，则奖金归杀人者。节目开始时，主持人问其中的一个志愿者：“您为什么参加这个节目？”对方回答说：“每天我都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