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风云[美]-第1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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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4　月，即尼克松取消限额的同一个月，埃金斯从他当时担任的白宫职务出发，再次对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他草拟了一份秘密报告，塞满了许多针对日益增长的能源威胁的建议，其中有扩大煤的利用、发展合成燃料、加强节能措施（包括一项昂贵的汽油税）和大量增加用于研究和开发碳氢化物以外能源的经费。但是，他的意见受到他人的怀疑。尼克松在国内问题上的首席顾问约翰。埃利希曼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节能不是共和党人的道德观。”同月，埃金斯把他所关切的问题公诸于众。他在《外交》季刊发表一篇论文，以表达经济和政治的趋势为题：“石油危机：狼来了的时代”。这篇文章传播很广，但也引起许多争论。埃金斯的观点远未获得广泛的赞同或接受。例如，《外交》季刊的竞争对手、骄傲自恃的《外交政策》杂志同时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石油真的短缺了吗？”这篇论文强调并不短缺。文章宣称“世界‘能源危机’或‘能源短缺’纯属虚构”；同时，似乎暗示埃金斯自己是国务院、石油输出国或石油公司阴谋策划的一部分。因而举起了警告旗，但并没有引起特别的反应，必须指出，无论在美国或作为一个集团的工业国家之间，都没有为了采取可能需要的更加一致的预防行动而出现必需的一致意见。　　　
　　　　然而，没有进口障碍以后，美国现已成为国际石油市场的具有完全资格的、而且具有巨大需求量的一名成员。它与其他石油消费国一起加入了向中东争抢石油的行列。除了撤销限额控制制度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但是取消限额意味着给已经动荡不定的市场再增加新的大宗需求量。石油公司见油就买。“不管我们现在已有的石油，”海湾石油公司的供应贸易部经理一再呼唤，“我认为我们必须走出大门去购买石油。我们需要多方面扩大来源。”到1973年夏，美国的石油进口量为每日六百二十万桶，与之相比，1970年为每日三百二十万桶，1972年为四百五十万桶。独立的炼油企业也争先恐后涌向市场，参加哄抬油价的抢购集团，争抢可能获得的石油。行业杂志《石油情报周刊》在1973年8　月报道，由于“美国和欧洲的独立石油企业以及日本人发慌地购买石油，促使油价直线上涨”。　　　
　　　　由于世界性石油需求向着现有的石油供应极限节节上升，市场价格超过了官方的牌价。这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变化，事实上标志了二十年来的剩余局面已经终结。在那样长的时间里，市场价格反映的是长期供过于求的情势，因此市价低于牌价，刺激着石油公司和政府之间的不愉快关系。但是，现在情况翻了过来，石油出口国家肯定地不会再被人置之不顾了，它们也再不会看到在牌价和有利于石油公司的市场价格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了。　　　
　　　　石油出口国抓紧时机力图修改它们的参与计划和回购协议，这样可使它们能够获取价格上涨的更大份额。对此，利比亚最为放肆。1973年9　月1　日，即卡扎菲政变四周年纪念日，利比亚把尚未接管的石油公司的51％经营份额收归了国有。尼克松总统对此作出反应，亲自警告说：“没有市场的石油，如多年前摩萨台先生知道的，对一个国家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但是，严厉的警告根本没有起到预想的效果。这不仅因摩萨台与卡扎菲相隔已有二十年，而且在市场情势方面也有着显著的差别。当摩萨台将莫伊石油公司收归国有时，在中东其他地区正在开发大量新的石油生产能力；但当今1973年，已没有多余的生产能力，市场肯定看好，而且供不应求。利比亚在销售适合环境保护需要的低硫石油上根本不存在困难。　　　
　　　　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激进派——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开始争取修改两个被设想为神圣的文件——德黑兰协议和的黎波里协议。到1973年春夏之际，其他石油输出国见到公开市场上飞跃上涨的油价，也趋向于修改协议。它们提到通货膨胀的上升和美元的贬值，但与其他任何情况相比，更重要的是石油价格方面发生的情况。从1970年至1973年，石油市场价格翻了番。石油输出国每桶石油的收益上升了，但在保持高价的市场上，石油公司方面的收益部分也在增加。这一现象与石油输出国的目标和思想明显相反。本来预期石油公司分得的利益应该下降的，但现在却是上涨了。亚马尼在1973年7　月对阿美石油公司总经理说，以1971年德黑兰协议为基础的价格制度“现已运转失常”。在9　月，亚马尼准备发表称颂德黑兰协议的讲话。这个协议，他说，“不是明存实亡就是正在消亡中。”他接着又说，假如石油公司不合作制定一个新的价格协议，那么石油输出国“就将独自行使我们的权利”。正当石油经济在起着变化时，围绕它的政治也正在起着变化——而且是令人注目的变化。　　　
　秘密：萨达特的赌博　　　
　　　　1970年纳赛尔死后，当萨达特开始执政时，许多人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而且断定他可能维持不了几个月，甚至几个星期。但这位埃及新总统被大大低估了。“纳赛尔留给我的遗产是十分可怜的，”他在过后这样说。按他的观点，他所继承的国家，在崇高的泛阿拉伯主义美丽辞藻下，在政治上和伦理上都已破产了。埃及人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中取得了胜利。从这一次胜利产生的过大野心和自信心已经化为灰烬；尤其1967年战争失败的后果使国家陷入经济崩溃的境地。萨达特没有领导从大西洋延伸到波斯湾的统一的阿拉伯国家的野心。作为一个埃及的民族主义者，需要他集中精力的不是泛阿拉伯主义的幻想，而是埃及的重建。　　　
　　　　埃及将它的国民生产总值的20％以上投入军费开支（以色列紧跟在后为18％）。在这种情况下，埃及的经济还能获得发展吗？萨达特需要结束与以色列的长期冲突，摆脱外交上的僵持局面。他需要有某种程度上的稳定与和解，但经过几年一无成果的谈判和讨论，他得出结论，只要以色列还留在苏伊士运河东岸，这种希望是不可能出现的。以色列几乎没有要求谈判的动机，而他也不可能从弱者和蒙受耻辱的地位出发来进行谈判；当整个西奈还在以色列手中时，肯定不可能。他还得做一些使自己有分量的事情。他行动的第一步是巩固他在国内的地位，保证他在国际问题上有放手处理的权力。他清洗了埃及的亲苏分子；接着，在1972年7　月撵走了傲慢的苏联军事顾问，人数达两万之众，虽然他还继续接受苏联的军事供应。尽管如此，萨达特没有得到西方，尤其是美国，作出他所期望的反应。　　　
　　　　在1972年底至1973年初，萨达特作出他的重大决定。他将诉诸战争，这是他为达到政治目的的唯一出路。“这是萨达特的想法，在事前简直没有一个人了解，”亨利。基辛格后来这样说，“萨达特的目的其实不全在争夺领土，为的是挑起一场改变当时各方面已经冻结的态度的危机——从而打开谈判的道路。这一令人震惊的行动可能会使双方，包括埃及，都能显示出某种灵活性，而当以色列认为自己具有军事优势和埃及为战败耻辱而气馁时，要出现这种灵活性是根本不可能的。总之，他的目的与其说是军事上的，不如说是心理上的和外交上的。”　　　
　　　　萨达特的决定是精心设计，故意作出来的，他正在按照克劳塞维茨的名言行动：战争是政治以其他方式进行的继续。然而，他同时是怀着深深的宿命论的观点作出他的决定的。他知道他在冒险。当已露出战争可能爆发的口风，甚至一般人已在谈论时，事态并未被认为非常严重，尤其将作为战争对手的以色列认为是这样。但是，到1973年4　月，萨达特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已经开始并在为发动埃一叙联合进攻制订战略计划。萨达特的秘密——他准备战争的细节和实际情况——被严格保密。除埃及和叙利亚最高指挥部以外，沙特阿拉伯费萨尔国王是了解萨达特内情的少数几个人之一。那意味着在即将到来的冲突中石油将处于中心地位。　　　
　出了鞘的石油武器：费萨尔改变了主意　　　
　　　　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阿拉伯世界各国就一直在谈论着采用尚未清楚地定名的“石油武器”，来达到针对以色列的各种目标，包括整个地消灭以色列到迫使它放弃领土。但是，当充裕的阿拉伯石油似乎在无限量滚流的时候，它还不足以提供为最后的斗争手段，这一事实使武器的使用常常对不上茬儿。得克萨斯、路易斯安那、俄克拉何马——这些州能经常而迅速地向世界石油市场投放额外的石油。但是，一旦美国的生产率达到100　％，美国的石油生产像一位老战士，就再不能起来抵御石油武器的进攻了。　　　
　　　　在七十年代初期，由于市场出现供不应求，阿拉伯世界的各种人物变得更为鼓噪，要求使用石油武器来达到他们的经济和政治目的。但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不在其中。他对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仇恨并不亚于其他阿拉伯的领导人。他肯定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有接管中东的阴谋；他对纳赛尔和尼克松两人都说过，以色列是激进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真正后台老板。然而费萨尔却不改初衷，拒绝使用石油武器。1972年夏，在萨达特为政治需要号召控制石油供应时，费萨尔很快表示强烈反对。这不仅毫无用处，他说“连作这样的考虑也是危险的”。政治和石油不能纠缠在一起。沙特阿拉伯在1967年战争中，就从自己切身经验看到了这一点，当时它削减石油输出，除了使自己的收益和市场遭受损失外，毫无所获。费萨尔相信，任何切断石油供应的行动都不会使美国受到影响。因为，在1985年以前它还不需要阿拉伯海湾的石油。他强调说，“因此我认为应拒绝考虑这个建议，在现时讨论这个问题，我看是无益的。”　　　
　　　　费萨尔的小心翼翼不仅有经济上的理由，同时也有政治上的理由。在阿拉伯半岛的南也门，不久前，英国国旗还在亚丁海港上空飘扬，现在建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在半岛的其他地方，也还有马克思主义的游击队在进行战斗。1969年，阴谋小集团推翻了利比亚的君主统治和苏丹的文职政府；沙特阿拉伯则揭露了在一些空军军官中组织的一起阴谋计划。费萨尔害怕激进主义在整个阿拉伯世界蔓延开来，对君主统治的正统性进行挑战。因此，他拒绝把它列入议事日程。他知道，他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战略关系上与美国有着紧密的联系，这对他的王国是至关重要的，不仅为着王国的繁荣，也为着王国的安全。很难指望对与自己的生存有着如此重要关系的政府采取反对和好战的行动。但是，到1973年初，费萨尔在改变他的主意。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的一部分在石油市场上。比预计的时间早得多，中东石油，不是美国石油，已经成为提供最后斗争手段的一大资本。尤其沙特阿拉伯已成为所有石油用户包括美国在内的边际供应者；美国对海湾的依赖不是如广为预言的那样，要到1985年才出现，而是在1973年就出现了。最后，沙特阿拉伯取得了得克萨斯曾经保持过的那种地位。这个沙漠王国现在是向全世界供应石油的自由生产国。在万一发生危机的情况下，美国已不再能为供应它的盟国而增加生产了；而且，美国自己也终于难以自保了。在供需平衡上的作用，使得沙特阿拉伯愈来愈举足轻重。它在世界石油出口额中所占的比重迅速增大，从1970年的13％增加到1973年的21％，而且其增加的势头还在继续。它的平均产量，在1973年7　月达到每日八百四十万桶，比1972年7　月的生产水平——每日五百四十万桶超出62％，产量还在继续提高。阿美石油公司正在进行满功率生产，事实上，它为满足意想不到的蜂拥而来的需求已高速度地提高了生产。有人断言，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为防止油田受到损害，并使生产能力可能有更大的发展，沙特阿拉伯将不得不削减石油生产。　　　
　　　　此外，在沙特阿拉伯有一种不断增强的看法，感到他们现在赚得的收益多得无法花了。两次美元贬值，使拥有大量美元储备的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在财政存款上遭受突然减值。利比亚和科威特对石油生产施加了限制。科威特石油大臣用修饰的措辞问道：“生产并出售更多的石油以换取没有保证的纸币，这有什么意义呢？石油是我的面包、黄油和实力，为什么生产它来换取到下一年就要降值百分之多少的纸币呢？”也许，有些沙特人也在提出，他们的国家应该同样这么做，大大削减它的石油生产。　　　
　　　　石油市场的这些变动情况恰好同重大的政治情况的发展相一致，使阿拉伯石油武器的潜能与日俱增。费萨尔跟纳赛尔多半是疏远的，他把纳赛尔设想为要颠覆传统政权的激进泛阿拉伯主义者；至于纳赛尔的继承人萨达特则纯属两路人物，他是埃及的民族主义者，他正在试图消除纳赛尔的许多政治遗产。萨达特通过伊斯兰会议与沙特人关系已变得非常亲密；而费萨尔也同情萨达特力图摆脱令人窒息的熊的拥抱——纳赛尔与苏联的同盟关系。没有沙特的支持，萨达特可能被迫要回到与苏联结盟的原状，而俄国人将因此可能利用一切机会来扩大他们在整个地区的影响，这与沙特阿拉伯的利益恰恰背道而驰。到1973年春，萨达特在与以色列，也许包括西方在内的一次对抗中，强烈地迫使费萨尔考虑使用石油武器来支持埃及。在自己的王国和整个阿拉伯世界，费萨尔也感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愈来愈大的压力。他若被认为对“前线”国家和巴勒斯坦人的支持是三心两意，而不是直截了当的，其后果他是担当不了的。沙特的财产从石油设备开始，将要冒被游击队袭击的危险。1973年春，一群武装分子袭击了塔普莱恩输油管在黎巴嫩酉顿的终点站，摧毁了一座油库并使其他一些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