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风云[美]-第1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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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得不到反响更愈益加重忧虑和混乱。会不会每个月都要进一步增加削减量？会不会有新的国家受到石油禁运？会不会有国家从“中立国”转到“优惠国”，甚至“最优惠国”的名单上来？——这意味着阿拉伯人为回报这些国家的良好行为而给予更多的石油。同时，又会不会有其他国家发现自己受到更严厉的惩罚？　　　　　
　　　　另外，还有一件很不可靠的事情。石油输出国最终是根据收益来考虑问题的。1967年，当它们发现石油禁运使它们的收益下降了，它们便从石油禁运退了回来。费萨尔国王吸取那次教训，因而至少在1972年一整年，他不愿采用石油武器。但是，现在每桶石油的价格在直线上升，石油输出国尽管减少数量，仍能增加它们的总收入。它们可以少卖一些，但仍能赚得更多。看在收益上，它们可能决定持久性削减产量，永远不让恢复原来削减了的石油来供应市场。这将意味着长期性的石油短缺，旷日持久的忧虑以及甚至更高地价格。　　　
　在加油站的恐慌抢购　　　
　　　　造成恐慌价格的蹊径莫过于难忘的1973年最后几个月的石油供应形势的作用了。其作用力的组成包括：战争和暴力行为、削减石油生产、石油禁运、石油短缺、急需石油的消费者、无法摆脱进一步削减产量的恐慌以及阿拉伯国家不再恢复原来产量的可能性等等。到处弥漫着恐慌和不安的气氛，结果促使大家都想通过自我奋斗去取得所需的石油。无论石油公司还是石油消费者都像发狂似地在寻找另外的石油供应，它们不仅为着当前的需要，而且也为将来进行储备以防发生石油短缺或其他不可预测的需要。这种恐慌的抢购意味着给市场增加额外的需求。石油购买者可说是不顾一切地哄抢，到处钻营，只要是石油，什么样的都要买。一位没有可靠石油供应来源的独立炼油商说，“我们竞买的不只是石油，我们是在为我们的生存而竞争。”　　　
　　　　石油的公开竞买促使油价进一步上涨。伊朗石油的牌价按10月16日协议规定为每桶5。40美元。到11月，尼日利亚的一些石油价格达到每桶十六美元以上。12月中旬，伊朗为了检测石油市场的能力，决定举行石油公开大标卖，出价惊人，高达每桶十七美元以上，比10月16日以前的价格增长了六倍。当时，在谣言充塞、受人巧妙操纵的尼日利亚石油标卖市场，一家日本贸易公司——缺乏购买石油的经验，在要协助解决日本石油供应的压力下，并与其他八十家左右的石油公司进行竞争——出价达到22。60　美元一桶。当出价公布时，这家贸易公司没有发现有出更高价的买主，然而这笔交易没有完成；但在那时，谁也无法知道这个底细。有传说还有比此更高的出价。　　　
　　　　石油禁运及其后果引起的冲击影响，通过工业国家的社会组织向四面八方延伸开去。罗马俱乐部的悲观观点似乎已被证实。看来，舒马赫已确实成为一个预言家。他悲叹石油需求的惊人增长速度的危险性和唯中东是赖的风险，他的这番话现在证明是正确的。无约束的增长速度和“越大越好”的哲理思想曾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占支配地位的信条。现在，舒马赫这个几十年来默默无闻的人，在1973年及时出版了他的《从小得美》这本书，他要成为那些向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流行的“越大越好”哲学挑战的人们的代言人。现在，在他以后的岁月里，这位往昔的煤炭战士和能源预言家，成了他所在时代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的书名和含义——“从少得多”——在石油禁运以后，成了环境运动的一句时兴话。舒马赫在世界各地都被捧为名人。英国女王授与他高级英帝国勋爵并邀请他在白金汉宫午餐，他还曾与菲利普亲王一起共用便餐。舒马赫向世人宣告，“该结束欢宴来处理真正的问题了，”但是，接着他问，“要结束的是谁的欢g　呢？”　　　
　　　　匮乏的时代已在眼前，前景再说也是暗淡的，那就是：经济失去增长的势头、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国际金融制度可能陷于极度混乱；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无疑将遭受重大倒退。在战后的年代，持续的经济增长曾对社会的凝聚起着粘结剂的作用；现在我们有充分理由来疑虑，经济失去持续增长的活力会对工业国家的民主制度产生怎样的影响？长期存在的经济问题是否就意味着两次战争期间的国内冲突的重现？在过去的历史上，其后果是非常可怕的。而且，世界上首要的超级大国和国际秩序的担保人——美国，现在已被少数几个小国迫陷于守势地位，丢了脸。当今的国际体系是否就要解体了呢？西方的衰落是否会意味着不可避免地引起世界的混乱呢？至于消费者个人，他们开始要为价格的高昂、自己的钱袋和生活方式的中断而发愁，他们担心时代的末日就将来到。　　　
　　　　石油禁运对西欧和日本的心理影响是不可言喻的。如若中断供应将立即把它们推回到丧失一切和匮乏的痛苦战后年代。它们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获得的经济成就，突然间似乎都变得朝不保夕。在西德，当经济部长开始承担石油供应的分配任务时，他几乎立即发现自己为火急万分的工业部门发来的电传文件湮没了。首先是甜菜制糖工业发来的告急电，当时，它们正处于生产的季节性高潮。如果中断燃油供应二十四小时，生产作业就将全部停止，食糖将在各条管道里晶化。由于恐惧德国的甜菜制糖工业要停顿下来，并恐惧市场得不到糖的供应，因而炼糖厂很快得到了足够的燃油分配。　　　
　　　　在日本，石油禁运更成为一次破坏性的打击。由强劲的经济增长树立起来的自信心被突然粉碎了，一下于重又出现了对经济脆弱性的担心。日本人问着自己，这是否意味着不论他们尽到怎样的努力，他们仍将回到贫穷的老日子去呢？石油禁运引起的担忧触发了一连串市场商品的恐慌，使人回忆起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曾动摇过日本政府的激烈的“米荒暴乱”。出租汽车的司机举行了愤怒的示威游行，家庭主妇急忙抢购囤积生活洗涤剂和卫生纸，有些人甚至囤积了两年以上的需要量。卫生纸的价格涨到原价的四倍，就像石油价格一样，已不受政府的控制。因而，在日本，石油的短缺伴随着引起一场卫生纸的短缺。　　　
　　　　在美国，石油供应的缺额打击了认为美国资源无限富饶的基本信念。这种坚定无疑的信念深深地生根于美国人的性格和经验感受之中；甚至直到1973年10月，有很大一部分公众还不知道美国在进口石油。但无情的是，几个月后，美国的驾车人看到汽油零售价已逐步上涨了40％，尽管他们对原因还是不懂。没有其他价格的变化能像汽油那样有着明显的、即时的和起着内在作用的影响。驾车人不仅要付更多的钱才能装满他的油箱，而且，他们经过加油站常常每天都要见到一次油价上涨。随着联邦能源局约翰。索希尔所称的“石油供应临时节减措施”公布施行，汽油短缺的现象变得更为强烈，出现了更为有名的“汽油排队”情况。　　　
　　　　这些“汽油长队”成为石油禁运最明显的标志和美国人对石油禁运最直接的感受。就在石油禁运开始以前，由于市场的石油供应日益紧张，美国推行了一项石油分配制度，它的用意是要对全国的石油供应实行平均分配。但现在却一反原意被曲解为保证汽油不得从供应充分的地区转移到欠缺的地区去。由于传闻和谣言蜂起，美国人成了他们自己对商品恐慌的牺牲品，但他们不是为的日用洗涤剂或卫生纸，而是汽油本身。过去，汽车驾车人乐意在量油器指示油箱告尽时才去加油，但是现在忙着要“灌满”他们的油箱，哪怕只是买一美元，这样使得买汽油的长队越排越长。这是出于深谋远虑，谁也不想冒明天没有汽油的风险。在有些加油站，规定只在每周某日出售汽油，或者择日向汽车牌照号码末尾为单数或偶数的驾车人出售汽油。驾车人排队要等一或两个小时，引擎不能熄火，他们心中的火气也越来越大，有时他们烧去的汽油比可能买到的汽油还多。在全国许多地方，汽油站竖起了“对不起，今日无汽油”的告示牌，与往昔汽油剩余的年代常见的打折扣广告的“汽油战”告示牌相对照，真是恍如隔世。禁运和由此引起的石油短缺是今日与美国的过去突然的断裂，而这番经历将严重地损害到美国人对未来的信心。“把石油价格的上涨与牛肉价格的上涨相提并论”　　　
　　　　理查德。尼克松想设法恢复那种信心。在＊月初一次讨论能源问题的内阁会议上，一位内阁成员建议关掉公共建筑物上的灯光。这位注重法律和公共秩序的总统指出：“可是你得要雇用更多的警察。”尼克松心里所想还有更为重要和深远的方面。1973年11月7　日，他向惊恐不安的国家发表有关能源问题的总统重要演说。他提出了一整套建议。市民们应调低他们的温度调节器和实行合伙用车。他将要求主管部门放宽环境标准的规定，暂停公用事业由燃煤转向燃油，并成立能源勘探和发展局。他要求进行一项巨大的全国性计划——能源自立计划。他说，“让我们以阿波罗精神和曼哈顿计划的决心把它确定为我们国家的目标，到七十年代终了时，我们的能力将发展到足以满足我们自己的能源需要，而不需依赖任何外国的能源供应。”但是，要求如何实现他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尼克松表达得还很不充分。这一计划在技术上需要有很多新的发展，要有大量的钱，而且要在环境论的新路上作一个急遽的转向。他的僚属告诉他，到1980年做到能源自立的目标是不可能的，并建议他不要宣布这一目标，这样做是非常不明智的。但是，尼克松拒绝了僚属的意见。因为能源问题当前不仅是一场危机，而且是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　　　
　　　　尼克松解除了原来总揽能源大权的约翰。洛夫的职务，他的任期在石油禁运前就已满期，代之以财政部副部长威廉。西蒙。尼克松向内阁宣布西蒙的新职务时，他将之与第三帝国的军火巨头阿尔贝特。斯佩尔的地位相比拟。尼克松解释说，假如不给予斯佩尔对德国政治机构的最后发言权，德国可能早就被打败了。这一比拟使西蒙感到有点狼狈，但是，尼克松还继续说，西蒙将具有“绝对的权威”。但是在破碎的、有争论的华盛顿，肯定不会有这种权威的。这位新的能源巨头发现自己被卷进了国会的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没完没了的意见听取会，几乎不得停息。有一次，他接到国会通知，匆忙离开正在进行的会谈，赶去参加这样的意见听取会，并又很快赶回来以便结束和两位副州长的谈话。当他坐进汽车时，脑袋撞破了头皮。虽然西蒙的创口需要缝针，但委员会主席不愿推迟意见听取会。这样，这位能源巨头接受询问整整坐了五个小时，他头上的创口沁着鲜血。在汽油长蛇队存在的几个月里，情绪是那样的紧张，甚至西蒙的妻子也放弃使用任何记有他丈夫名字的赊账卡。　　　
　　　　能源局抵制了不断要求实行汽油配给的呼声。最后，因鼓噪得越来越响，尼克松下令印制了配给券以备使用。他说，“这些配给券可能得暂时保藏起来。”尽管他的政府在继续制订政策和方案，但尼克松本人在对危机作出反应时需要深思熟虑。他的助手之一罗伊。阿什给他写了一份备忘录，建议他要非常谨慎。阿什说，“我要极力劝告，在下个月或以后两个月，不能让基于目前石油的实际紧缺情况造成的压力受到赶时髦和时事刊物歇斯底里的严重干扰，导致产生不必要的、甚至结果相反的能源政策。我怀疑，在几个月以后，我们再来回顾能源危机，可能会有点像我们今日估量牛肉价格问题那样，是政府要不断考虑的一个日常问题，而不是一场总统的危机。”在这份备忘录上，尼克松写了两条批语：“完全正确，很有意义。”但是，对公众来说，在汽油价格上发生的问题远远超过牛肉的价格问题。作为美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现在看来将处于危险之中了。　　　
　　　　这要责怪谁呢？许多人认为，石油工业界要对石油禁运、短缺和价格上涨负责。在石油公司本身以外，尼克松政府成了怨恨的另一个重要对象。在12月初，舆论分析家丹尼尔。扬克洛维奇为提请总统注意，交给黑格将军一份备忘录。这是他应财政部长乔治。舒尔茨的请求，针对公众刚出现的恐慌征兆而写的。扬克洛维奇说明，人们“愈来愈害怕国家的能源已经消耗殆尽。再加有许多情况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公众的不稳定心态，这里混杂着误传的消息、不信任、混乱和害怕”。而那些结合在一起的情况包括水门事件，对石油工业界的不信任（认为它们在利用汽油短缺为借口，不正当地提高石油价格），对工商业的信心普遍下降，以及认为尼克松政府“太倾向于大企业的利益”。扬克洛维奇又说，水门事件“使公众对国家现状的情绪普遍低落”，作为一项直接的结果，公众对国家情况表示满意的民意调查，已从1973年5　月的62％直线跌落到1973年12月底的27％。　　　
　　　　显然，对削弱了的政府来说，由于水门事件，它更有必要去做出一些具有积极作用的事来。但是，尼克松主宰的白宫为设法解决石油危机每迈出一步，丑闻就跟踪而来，不仅引使公众，而且引使政策制订者不断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国务院燃料能源局主任史蒂文。博斯沃斯回忆说，“由于水门事件，存在着普遍瘫痪的感觉。国会被水门事件迷住了，行政部门不能摆脱水门事件的困扰，而白宫则进行自卫。在部门之间，对任何问题都很难作出政治上的决策。除基辛格以外，华盛顿就不存在真正的决策机构。”　　　
　　　　正如基辛格常说的，“水门事件就像一只九头蛇那样的妖怪。”看来，他是唯一能排除这只“妖怪”干扰的人。他努力坚持外交政策，包括涉及石油问题的外交政策，使之不受水门事件的影响；但是国内的能源政策就没有这样的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