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风云[美]-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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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它们也越来越对日本产生疑虑。
“我们要不要信赖日本？”
1923年，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海军助理部长的富兰克林。罗斯福，针对当时的情势，写过一篇题为“我们要不要信赖日本？”的文章。编者在介绍此文时评论说：罗斯福“在其大部分任职期间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在准备对日作战”。罗斯福在文中写道：“早在1914年的各种事件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别处之前，美日战争是最能使预言家们打赌的事。其紧迫性开始是被认为理所当然的。”而现在——他在1923年说——战争很可能变成一种军事对峙；于是，“各种经济因素便会成为决定性因素。”不过罗斯福仍以一种明确的肯定语气回答了“我们要不要信赖日本”这个问题。日本已经发生变化。它正在履行其国际义务；它一直遵守英美在战后确立的军事秩序；且在太平洋地区，“日本与我们之间，在无限的将来，似乎存在着足够双方分享的贸易空间”。
确实，在整个二十年代，罗斯福的分析证明是正确的。日本具有一个能起作用的议会制度。1921年华盛顿海军裁军会议杜绝了日本、美国和英国之间在太平洋可能出现的海军竟赛。其后，日本将其安全建立在与英、美两国合作的基础L。但是那种合作没有超过二十年代。日本军方，特别是陆军，终于控制了政府，日本开始在东亚走上帝国扩张的道路。在此过程中，它图谋把西方各大国从它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排除出去。
这一决定性的转变出于多种因素。大萧条和世界贸易崩溃给日本带来巨大的经济困难，增强了它因原料贫乏和国际市场萎缩所产生的虚弱感。同时，陆军和社会上的重要阶层则陶醉于极端民族主义，道德败坏，傲慢无礼，迷信日本文化、帝国制度和“皇道”的优越性，所有这一切，再加上一种想法，认为其他大国正在蓄意想把日本贬为二等国家而否认它在亚洲应得的权益。固然赞成延长与美、英两国签订的海军条约的滨日雄幸首相在1930年2 月的选举中大获全胜，但在几个月后，反对派卷土重来，那时有一名对日本与美、英合作感到愤懑的青年在东京的一个火车站上枪击滨口。滨口从未完全康复，于1931年去世，合作精神也随之消亡。一股借助于“暗杀统制”的极端民族主义新狂热占了上风。日本还在满洲建立新的傀儡国，即所谓的“满洲国”，以中国废帝溥仪为傀儡。当国际联盟谴责日本在满洲的行动时，日本傲然退出联盟，开始走上自己的道路——一条最终导致毁灭的道路。
亚洲新秩序其后数年内，东京大肆宣扬它负有一种“使命”和“在东亚特殊责任”的主张，日本政界中充满了阴谋、思想运动以及各种把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民主视为软弱和衰亡之源的秘密团体。为天皇战死沙场被认为是无比高尚的行为。然而，到三十年代中期，日本军队中仍有一些人在集中注意力于如何进行现代战争这个更为实际的问题。他们散布一种总体战的理论，谋求建立一个“国防国家”，为那种严峻的不测事变而在国内开发和利用所有的工业和战争资源。那些军官们认真评论或研究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把其失败归咎于德国在经济上的软弱性——德国原料的相对缺乏以及它无力顶住协约国的海军封锁。他们沮丧地承认，日本的国力还远远不如德国。确实，日本面临着一个独特的供应问题。它几乎没有石油资源。虽然石油在日本的能源总和中居于不太重要的地位，仅占能源总耗量的7 ％左右，但它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却是显著的。大部分石油用于军事和航运。到三十年代末，日本只生产其石油耗用量的10％左右，其余都靠进口——80％来自美国，10％来自荷属东印度。但是美国在亚洲奉行政治和经济上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便与日本的帝国主义野心大相径庭。由于美国极有可能崛起成为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对手，因此一旦交战，日本从哪里获得其军舰和飞机所必需的石油呢？
这个问题已经引起日本陆军和海军之间的严重分歧，这对于日本政策的演变和导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陆军集中关注满洲、华北、内蒙古和来自苏联的威胁。海军则根据“北御南进”的理论，注视着荷属东印度、马来亚、印度支那和太平洋中若干较小的岛屿，以便为帝国提供一条获取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的安全通道。不过，陆军和海军在主要目标上是一致的：以“在皇道基础上共荣共存之精神”重建亚洲——一个置于日本控制下的亚洲。
三十年代初，满洲事件发生后不久，日本政府谋求对石油工业确立控制权，为其自身的需要服务。两家西方公司——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在日本的分支机构“太阳”公司，以及新泽西和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在远东的联合组织“标准一真空石油公司”，掌握着国内60％的市场，其余则分别由大约三十家日本公司掌握，它们从几家美国产油公司进口石油。在希望改善其市场地位的日本商界支持下，军方在1934年使“石油工业法”获得通过，此项法律授权政府控制进口，制定具体公司的市场股份配额，确定价格和实行强制性收购。外国公司则被要求在正常商业活动之外保持六个月储备。所有这一切的目的显然是要建立日本自有的炼油工业，降低外国公司的作用，并为战争作准备。同时，日本还在其新殖民地满洲建立石油垄断权，旨在排斥西方公司。
外国公司意识到它们正在受到排挤。美、英两国政府也反对日本新的限制石油政策。但如何作出反应呢？华盛顿、纽约和伦敦之间进行着关于完全或部分禁运的对话；作为报复，这种禁运将限制对日本的原油供应。1934年8 月，亨利。德特丁和沃尔特。蒂格尔前往华盛顿会晤国务院官员和石油管理部长哈罗德。伊基斯。石油专家们建议，只要作出禁运的暗示，便可“吓唬”日本克制自己。他们希望此话传到东京，或许会导致日本改变政策。1934年11月，英国内阁认可外交部的立场，对日本石油政策“采取尽可能的最强硬抵制”，包括政府支持有组织的民间禁运。可是，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却表明美国不支持这种行动。这便是当时有关禁运会谈的结局。同时，各石油公司与日本政府之间的压力和紧张继续加剧，直至1937年夏季。那时日本的情况突然发生变化。
“隔离地区”
在1937年7 月7 日晚至8 日凌晨的几小时内，北京附近芦沟桥的日本军队和中国军队之间发生两次情况不明的冲突。由于后来几周内敌对行动升级，中国国民党采取了对抗立场，反对向日本再作让步。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声明：“若再失寸土，实为对中华民族罪不可恕。”然而日本人方面却断言中国人必须受到惩罚，对中国军队必须予以“彻底打击”。8 月14日，在首次冲突刚过一个月不久，中国人轰炸了上海的日本海军驻地。日本终于对华作战。
日本立即加紧努力，使其经济立足于全面战争。它也开始迅速缓和与外国石油公司之间的关系。政府不愿冒石油供应中断的危险。同时，国会为批准动员的立法而召开的一次特别会议，通过了“合成石油工业法”。它订立了一项为期七年的计划，目的在于到1943年生产出一种基本上是从煤块中提炼出来的合成液体燃料，其产量要相当于日本在1937年全年消耗总量的一半。这一目标不但野心勃勃，而且是非常不现实的。
从一开始，美国的官方政策和公众舆论就支持中国，认为它是中日战争中遭到侵犯的受害者。但是美国依然十分受到孤立主义的支配。自从当时不过是一位前海军助理部长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撰写“我们要不要信赖日本？”一文以来，十四年已经过去。现在，身为总统的罗斯福，既为国内的政治所束缚，又为国外的恶性发展而感到沮丧。在1937年10月的一篇演讲中，他首次模模糊糊地提出想要建立“隔离地区”的主张，以防止“全球性非法行为的蔓延”。在日本空袭停泊在扬子江中的四艘美国船舶之后，他曾私下对阁僚们解释说，他的所谓隔离，就是“采取经济制裁措施而不是宣战”。但是，中立法和普遍的孤立主义情绪使总统的想法难以付诸实施。
然而，由于日军袭击中国平民的报道开始增多，美国人的反日情绪变得更加强烈。1938年，在报纸和新闻片报道日军轰炸广州之后，民意测验表明绝大多数美国公众反对继续向日本出口军用物资。但罗斯福政府既害怕采取过于强硬的立场会伤害日本温和派，又担心干扰美国对付纳粹德国似乎更为紧迫和严重的威胁的力量。因此，政府仅仅采取“道义上的禁运”，禁止对日本出口飞机和飞机发动机。由于缺乏立法权威，国务院便发函给美国制造商，要求他们不出售这类物资。华盛顿还对日本和德国之间日益增强联系的影响感到惊慌；日德两国在1936年签订了表面上反苏的“反对共产国际条约”。但日本抵制德国要求进一步接近的压力，东京向柏林解释说，主要由于日本在必需的原料特别是石油方面依赖美国和英帝国，所以它“暂时还不能公然采取民主国家反对者的立场”。
于是日本陷入了无以自拔的矛盾之中。它想减少对美国特别是石油的依赖，因为它的舰队和空军所用的燃料大多来自美国。日本担心这种依赖会在战时削弱自己。但是，东京的安全幻想，以及它为争取自主所采取的步骤，也就是为实现“共荣圈”所进行的野蛮扩张，恰恰为导致与美国交战创造条件。确实，在三十年代末，对华战争在供应需要方面实际上增加了日本对美国的贸易依赖。使情况更为复杂的是，外汇紧张使日本更难偿付进口货款。这就迫使它对国内经济的物资供应采取严格限制，包括对石油和其他燃料实行定量供应，从而削弱了它为建立战争经济所作的种种努力。捕鱼船队原是日本食品的主要来源之一，也奉令停止使用石油燃料，代之以纯粹依靠风力来行驶！
到1939年，美国旗帜鲜明地反对日本的行动。可是，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依然希望在强硬的反击和姑息迁就之间寻求一个中间立场，因为前者可能会在太平洋地区导致一场严重危机，而后者只会鼓励日本进一步侵略。日本对中国平民的狂轰滥炸——尤其是记者西奥多。H。怀特（白修德）发表在《时代》杂志的文章中称之为“空袭恐怖史上的里程碑”的1939年5 月轰炸重庆——震惊并进一步激怒了美国的公众舆论。诸如“美国不参与日本侵略委员会”等各种团体积极开展禁止一切美国对日出口的运动。有一本小册子说：“日本提供飞行员，美国提供飞机、汽油、石油和炸弹，对中国的不设防城市进行狂轰滥炸。”1939年6 月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报道说，有72％的公众赞成对日本的战争物资实行出口禁运。
然而，在罗斯福政府内部却对如何作出最佳反应展开了紧张而尖锐的辩论，其中包括实行直接经济制裁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却对此可能产生的后果提出警告。他从东京报告说，日本宁可丧失一切，也不愿看到自己的国家向西方列强低声下气而丢脸。格鲁在1939年秋季返回华盛顿时，两次会见了罗斯福总统，后来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如果我们一旦开始对日实行制裁，我们就必须制裁到底，结果可以想象是发生战争。我还说，如果我们切断对日本的石油供应，而那时日本感到它无法从其他商业来源获得足够的石油以保障其国家安全，那么它极可能派遣舰队去占领荷属东印度。”
总统回答道：“那时我们就能轻而易举地截击它的舰队了。”
格鲁是在预测未来而不是在评论1939年秋季有燃眉之急的政策。还没有实行石油禁运的计划。虽然罗斯福讲了一些，但他仍不愿冒对抗的危险。可是，石油问题正在两国之间成为一个关键性的争端。
早在一年前的1938年9 月，海牙有两位美国商人一起坐在收音机旁，闷闷不乐地收听最新消息。其中一人是乔治。沃尔登，他是新泽西和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远东联合企业标准一真空石油公司的负责人；另一位是“矮子”劳埃德。埃里奥特，标准一真空石油公司在东印度产油部的总经理。时值慕尼黑危机，欧洲似已濒临战争边缘。但英、法两国刚刚向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要求作出让步，以保全内维尔。张伯伦首相的所谓“我们时代的和平”。但对于专心致志地收听那天关于希特勒演讲的广播报道的沃尔登和埃里奥特来说，战争显然不仅在欧洲，而且在亚洲都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当亚洲爆发战争时，他们深信日本会进攻东印度——用埃里奥特的话来说，“这仅仅是一个何时和如何的问题罢了。”
在海牙的那天晚上，沃尔登和埃里奥特开始规划一旦日本入侵东印度时该怎么办。两人毫不迟疑地制定出他们的新计划。首先，所有在东印度的德国、荷兰和日本雇员在忠诚方面如有疑问，都必须予以解雇。打算准备销毁标准一真空石油公司的炼油厂和油井——但宁可公开行事，作为对日本的一种威慑。到1940年初，撤离计划也进展顺利。沃尔登对东印度标准一真空石油公司的当地职员指示说，如果美国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公司“应当全力合作”，并“停止从世界各地运入由公司控制的一切资产”，尽管那种资产中有许多不属于美国的管辖范围。他宣布：“停止从荷属东印度装运货物，尽管日本海军可能会企图夺取那里的资产，也不管事实上美国政府由于国内反对‘为标准石油公司而战’的呼声，或许不想保护美国在荷属东印度的利益。”
第一个回合——日本的前进和美国的抑制东京越来越担心来自美国的石油和其他供应会被切断，于是制订出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