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风云[美]-第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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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新工业的兴起。汽油将从煤、空气和水中生产出来。”内政部乐观地宣称汽油可以产自煤或油页岩，成本是每加仑十一美分——说这话时，汽油的批发价格是每加仑十二美分！　　　
　　　　在石油工业里，更现实的和普遍的看法是，合成燃料充其量还是刚冒头。但是，1947年后期，由于冷战加剧，内政部号召实行另一个曼哈顿规划：一个庞大的轰动性的一百亿美元的计划，该计划在四至五年内能够每天生产两千万桶合成燃料。但事实上，在杜鲁门政府管理之下，对这方面的研究只批准了总数为八千五百万美元的经费。随着时间的推移，成本的估计越来越高，到了1951年估计从煤里炼出汽油的成本要高于常规汽油的市价三倍半。可以取得的廉价的外国石油不断增多，从而使合成燃料不合时宜和太不经济。进口的石油扼杀了合成燃料。合成燃料因而假旗息鼓了三十年，直到为了应付进口石油一度中止而急忙复苏起来。　　　
　　　　紧接着战后的几年里，技术开展了国内新的领域的探索和发展。在钻探方面达到了比以前深得多的进程，从而增加了生产。更有创新意义的是近海生产的发展。远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经营者在圣巴巴拉附近的码头进行钻探，但是油井每天的产量仅一至二桶。二十世纪初的二十年内，在路易斯安那和委内瑞拉的湖泊中开始固定平台钻井。三十年代，钻井者进入紧靠得克萨斯和路易斯安那的沙滩的浅水处，可是没有什么成就。他们只是从陆地跋涉了一段距离的浅水而已。可是进入近海，进入墨西哥海湾看不见陆地的较深水域是另一码事了。这个举动要求产生一个新的工业。一位俄克拉何马的独立经营者克尔一麦吉毅然冒险，而这个险是非常之大的。那时还没有建筑固定的钻井平台及其操作的技术。再者，关于这样一些重要事务的基本知识，如天气（包括飓风）、潮汐和洋流等，不是粗浅，便是无知。　　　
　　　　由于规模很大，克尔一麦吉的管理部门加以推论，认为与那些大公司较量，要获取美好的“真正第一流”的近海面积没有很大希望和机会。但是，就墨西哥湾的近海井址来说，却没有什么竞争。实际上，许多别的公司都认为近海开发简直是不可能的。克尔一麦吉把设备一块一块组合起来；1947年10月的一个晴朗的星期天早晨，在离路易斯安那州海岸十英里半的第32区段，钻工们钻出了石油。　　　
　　　　第32区段的那口井是属于里程碑性质的事件，其他公司随着跟上克尔一麦吉，也干起来了。然而近海勘探的建设并不像所期待的那样迅速，部分原因是费用问题。一口近海的油井比一口在岸上同样深的油井要多花五倍的钱。同时发展也不得不放慢，因为联邦政府和那些真正持有这大陆架的国家之间发生剧烈的斗争。当然，它们斗争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谁将获取税收和岁入，而这件事务在1953年前是得不到解决的。　　　
　　　　鉴于合成燃料十分昂贵和近海开发只是刚开始，那么不用进口石油的话，还有其他什么可供选择的办法呢？有。这个答复可以在晚上用眼睛看到——在得克萨斯连绵不断的公路两旁，可以看到从平整的平原上向上喷射的明亮的标枪似的光柱。那是天然气，过去一直被认为是石油生产的一种无用和麻烦的副产品，因为没法加以处理都被烧掉。天然气是石油工业的孤儿，只有极小部分被利用，大多数在西南地区。可是这个国家看来拥有巨大的天然气贮藏，至少在住宅取暖和在工业方面完全可以代替石油，因此或可代替煤。但是它缺乏市场，因此在能源基础上，天然气的售价仅仅是从同一口井中产生出来的石油成本的1　／5。天然气要供人使用并不需要复杂的工程步骤。问题是输送：如何把它送到人口众多和大工业集中的东北和中西部的市场上去。那意味着需要长距离的横贯一半国家的管道，所谓长距离在这项工业里迄今为止一直是指一百五十英里。不过，商业上的论据，把对于国家安全的关心和对外国石油的倚赖状况结合在一起，是咄咄逼人的。在国防部长福雷斯特尔所赞同的判断里，众议院装备委员会宣称增加天然气的使用“是为了降低国内石油消耗而立即可行的最迅速最便宜的方法”，所以应当使钢材“优先于其他拟议中的用途供给生产天然气管道之用”。　　　
　　　　1947年，“大英寸”和“小英寸”的大大小小的管子——战时匆忙制造出来的将石油从西南运至东北的管子——都卖给得克萨斯东运公司并移作天然气的输送管。同年，在南加利福尼亚煤气公司的母公司太平洋照明公司所主张的规划里，洛杉矾同新墨西哥和西得克萨斯的天然气田连结起来了。由艾尔帕索天然气公司所拥有的那条输气管有了一个译名，叫做“最大英寸”。到了1950年，州与州之间的天然气输送量达到二万五千亿立方英尺——几乎是1946年的两倍半。如果没有这些增加的天然气的话，美国每天将多消耗几十万桶石油。　　　
　　　　到了那时候，新的石油秩序已经建立起来了，其中心为中东；在这个秩序里，各家石油公司都在以疯狂的步伐运行以满足市场迅速增长的需求——在美国，1950年消耗量比1949年猛增12％。石油将证明是受人喜爱的燃料，不仅在美国，西欧以及后来的日本也都如此，它提供了推动二十年惊人的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能源。战后的石油秩序，其形成是为了迎合新的政治和经济现实，是一个伟大的成功。到了1950年，已经很清楚，工业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战后马上产生的深怕跟不上需求的忧虑。相反，正如那一年七月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一次对形势的分析所描述的，“看来在将来，能供应给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中东原油也许会大大地超过需要。”对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是这样，那么对其他大石油公司也是这样。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这个预测不过提示在未来的年月里，石油工业会面对大规模的石油过剩。同时，即使这个石油新秩序已开始在产生巨额利润，但是就这些利润如何分配这个问题的剧烈斗争已经在爆发之中。　　　　　　　　
　22、平分：石油新交易　　　
　　　　1950年美国财政部代表在伦敦与英国官员进行商议。在讨论过程中，美国人提到关于沙特阿拉伯石油政策的某些发展情况，其结果肯定会影响整个中东。有一位美国官员吐露说，“沙特阿拉伯政府最近曾对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提出一些惊人的要求。这些要求包括了一个批准石油开采权的政府所能想得到的所有要求。”然而，不管以什么形式，所有要求都归纳为一件事：沙特人要从石油开采权上取得更多的钱。一大笔更多的钱。　　　
　　　　这种要求并不只限于来自沙特阿拉伯。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初期，各石油公司和各国政府之间就战后的石油秩序所赖以维持的财政条款问题，时断时续地进行频繁的斗争。中心问题是如何分配所谓“在自然资源的经济学中那一笔不容易处理而又很重要的钱”——租金。斗争的特征各国不尽相同，但是每一个国家中那些发动斗争者的中心目标是一致的：把石油公司和征税的石油消费国国库的岁入转移到石油输出国国库里去。不过，钱并不是利害攸关的唯一争执。还有权势问题。　　　
　　　　地主与租户　　　
　　　　约翰。梅纳德。凯因斯有一次说过，“讲实际的人认为自己远远不受任何理智作用的影响，他们通常是某些过去的经济学家的奴隶。”谈到石油，这个“讲实际”的人不仅是凯因斯脑海中的商人、实业家，也包括国王、总统、首相和独裁者在内，还有石油和财政部长们。伊本。沙特和当时的其他领袖们以及一直存在的各个君主，都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一个难以置信地发了大财的证券经纪人李嘉图的奴隶。（李嘉图还在威灵顿大败拿破仑于滑铁卢时赚了一笔大钱。）　　　
　　　　李嘉图出身是犹太人，是贵格会教徒，后来成为下议院中有学问的议员；他是现代经济学的始祖之一。他和他的朋友及智敌托马斯。马尔萨斯共同构成亚当。斯密的后继的一代。　　　
　　　　李嘉图提出过那个后来为民族国家同石油公司之间的斗争提供框架的概念，就是与正常利润有些不同的“租金”这个概念。他的个案研究涉及粮食谷物，但也可应用于石油上。李嘉图说，假定有两个地主，一个地主的田地比另一个的更肥沃。　　　
　　　　他们两人都以同样价格出售谷物。但是田地肥沃的地主的成本比那个田地不那么肥沃的地主的成本要低得多。也许后者得到利润，不过前者不仅得到利润，还获得一笔大得多的收入——地租。他所得的报酬——地租——出自他的田地的特殊质量，不是出于他的心灵手巧和辛苦劳动，而是独特地出于自然赐给他的丰富遗赠。　　　
　　　　石油是另一宗自然的遗赠。它在地质学上的存在与凑巧居住在藏有石油的那块土地上面的人民的身份和作为之间毫无关系，或者与在发现有石油的那个地区上占支配地位的政权的性质毫无关系。这宗遗赠也产生地租，它的定义可以这样说，一方面是市价，另一方面是生产成本加上对附加费用的补贴（运输、加工和分配）和一些资本报酬的津贴，地租就是这两者之间的差额。举例来说，四十年代后期，石油售价为每桶2。50美元左右。在得克萨斯，有一个含硫的低产油井经营者也许在他生产出来的石油上只得到十美分的利润。但是在中东，生产一桶石油的成本只需费二十五美分。扣除五十美分来支付诸如运输等其他费用，再在2。50美元一桶的石油上打十美分的“利润”，这样仍旧可以留下一个很大数目，即每桶中东石油可留下1。65美元。这个金额就构成地租。生产上升数量乘以地租，钱就非常迅速地累积起来了。至于谁——东道国、石油公司或向之征税的石油消费国——将获得那些地租而且获得多少呢？对于这个有争论的基本问题没有一致的意见。　　　
　　　　各方都有合法的要求。东道国对埋在地底下的石油持有主权。然而这些石油要等到外国公司冒险投入资本和雇用专业人员去开发、生产和在市场上销售之后才有价值。实质上，东道国是地主，石油公司不过是租户，作为租户它当然要付双方同意的地租。但是，如果经过租户的承担风险和作出的努力，发现了石油，地主的财产的价值从而大大地提高了，租户应当按原先的条款付原来的地租呢，还是地主应当提高地租呢？石油经济学家M。A。阿德尔曼说，“这是石油工业中的重大分歧：发现了一宗丰富的石油就意味着有一个不满足的地主。地主知道租户的利润远远超过继续生产所需要的费用，就要求得到一些地租。如果他得到了，他就会得寸进尺地要求更多的地租。”　　　
　　　　战后为了地租面进行的斗争不完全限于经济方面，也是一场政治斗争。对地主——生产石油的国家——来说，这斗争与主权、国家的建立和反对“外国人”的强有力的民族主义主张等主题交织在一起，因为“外国人”被认为是在“剥削”这个国家，窒息它的发展，不让它取得社会繁荣，也许在败坏这个国家，以及傲慢自大俨然像“主人”一样以“优越者”自居。“外国人”还被视为彻头彻尾的殖民主义的体现。他们的罪恶还不止于此；他们还在吸干地主及其后代的“无法替代的遗产”　　　
　　　　和天赐奖赏。当然，石油公司的看法与之完全不同。它们已经冒了险和紧张得透不过气来；它们情愿在这里而不是在别处投入资本和力气；它们签订了花费很大劲儿进行谈判才得到的合同，获得了某些权利。把原来没有价值的东西使之具有价值。　　　
　　　　它们需要对所冒的风险予以补偿——它们还钻了一些没有油的井。它们认为自己受到贪心不足、掠夺成性和不可信任的地方当局的欺压，而不认为自己在“进行剥削”　　　
　　　　；它们的哀呜倒是：“咱们给人抢了。”　　　
　　　　这个斗争还另有政治的一面。对工业世界中石油消费国来说，能得到石油是一个战略性的奖赏，不仅对它们的经济以及它们的发展能力至关重要，而且也是国家战略的一个中心和必要的因素——日后也将渐渐成为税收岁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在直接征收消费税方面和刺激全面的经济活动方面都有好处。对生产国家来说，石油意味着力量、影响、重要性和地位——这一些以前都是缺乏的。因此，这是一场金钱在其中标志着力量和自尊的斗争。这就是为什么斗争往往那样地剧烈的缘故。在这个史诗性的竞赛中，第一条战线是在委内瑞拉开始的。　　　
　　　　委内瑞拉的例行程序净化委内瑞拉的戈梅斯将军的专制独裁于1936年结束了，那是由于这个独裁者的死亡（其他一切办法都失败后，这是唯一的办法）而实现的。　　　
　　　　戈梅斯留下一个烂摊子；他把委内瑞拉看作是独家所有，一个私人的大庄园，为了他自己的富有而加以经营的财产。人民中大多数始终贫困如洗，而这个国家的石油工业却发展到全国总的经济命运都有赖于它的地步。戈梅斯还招来一片广泛的反对声。在戈梅斯手下，军人们受到屈辱的对待；他们薪俸很低，没有地位，还必须抽出一部分时间去照看独裁者自己的无数牛群。同样重要的是在民主左派中所掀起的反对浪潮，其中心活动表现在后来出名的“1928年的一代”——加拉加斯中央大学的学生在1928年反叛戈梅斯。当然那时候他们失败了，他们的领袖不是人狱带上六十磅重的脚镣，便是流放或者被戈梅斯送到内地疾病丛生的原始森林去同筑路工一起劳动。“1928年的一代”的许多成员死去了，不是这样便是那样地成了戈梅斯恐怖统治下的牺牲品。那些幸存者成了改革者、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核心，他们在戈梅斯死后设法重新进入委内瑞拉的政治生活。委内瑞拉的“1928年的一代”　　　
　　　　最后掌权时，它提供了在全世界重新明确石油公司与生产国家之间和地主与租户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