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风云[美]-第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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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山下太郎述说了那次谈话的情况，他父亲是一位企业家，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为南满铁路雇员在满洲修建出租房屋而发了财。战后，他除了在日本经营企业，也在政治上建立了一大批很好的关系。山下太郎抓住了他儿子提到的主张，凑成了一个财团——后来称为阿拉伯石油公司——筹措资金并获得了日本政府的赞助和支持。整个事业必须临时凑起来；参加的公司中没有一家对石油工业具有什么重要的经验。
缺乏经验并不使那些大石油公司和西方政府担忧，它们担忧的是日本人由于急切地想闯入石油工业会犯下弥天大罪——英国外交部称之为“真正冲破‘50％对50％’的协定”。马太的交易无疑使用了关于“合伙关系”的辞令在“平分”协定上加了一块遮羞布。如果“平分”协定无法保持神圣不可侵犯（至少在原则上），那么公司与政府之间的稳定关系又可能有什么基础呢？然而除了无视这项原则以外，又有其他什么办法使像日本那样的新来者——缺少参加这局游戏的老手们所拥有的财政力量——能够进入中东呢？
日本人开始先同沙特人谈判，后者坚持要日本先一次性付给各种名目的大笔款项。但是日本是十分缺少资本的国家，日本的那个集团也没有必要的资金来付款。沙特人于是建议减低必要的先付款项的数目，如果日本人在收入方面肯少拿些，即低于50％的话。经过大量来回商讨以后，日本人同意拿44％，沙特阿拉伯人拿56％。此外，如果打出了石油的话，沙特人要在公司中获得股份。
当关于这些条件的信息在英国和美国的公司里传开时，警钟就敲响了。中东关系的整个结构也许要受到威胁。但是能干些什么呢？伦敦和华盛顿应向日本人提出抗议吗？一位官员说，“外交部内的感觉是，直接与日本人交涉不会得到多大好处。日本人很可能把这种方式认为是一种暗示，表明他们是相当聪明的，其结果也许使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认为他们的‘非平分’交易在大量的外交辩解中间并不表示什么。”
能否说服日本政府撤回对这个计划的支持？相反，日本内阁却再次证实它赞同这项计划。至于沙特人，他们对这项协议也很高兴。沙特国王于1957年10月初打电报给科威特的埃米尔说，“我们同那个公司之间已经在原则上达成一项协议，”还加上一句说，日本人正在等候科威特的邀请。埃米尔回答说，“我们两人无疑十分关切保护我们两国的利益，如真主愿意的话，我希望我们在努力同一家好公司建立联系方面取得成功。”不久以后，科威特也同阿拉伯石油公司签订协议。科威特先让沙特人去进行交易，这种谨慎立即获得效益；沙特人已经赢得收入的56％而科威特却又提高了一个百分点，赢得了57％。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沙特人改正了这个差别。
阿拉伯石油公司于1959年7 月开始近海钻探，并于1960年1 月第一次发现石油，为此沙特和科威特政府在那个公司中获得了10％的股票份额。由于阿拉伯石油公司并不掌握它自己石油的任何出路，日本的通商产业省吩咐日本各个炼油厂在按比例的基础上接受石油，名之为“国家计划”。有一段时期，阿拉伯石油公司以日本为例外，因为日本仍然是一个非常缺少资本和前阶段生产技术的国家。日本大部分仍旧倚赖在战后岁月里发展起来的系统，其基础还是通过大公司之手运来石油。但是阿拉伯石油公司确实为日本提供了一个独立的石油来源，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它提供的数量近乎日本的总供应量的15％。
即使是美国人……
不论他们是哪个国籍，想要进入中东这个争吵圈子从今以后必须付出更高的代价，并须遵守新的先例——即使是美国公司也不例外。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好久以来一直在后悔在1932年大萧条到了底谷时把它的委内瑞拉生产的石油卖给了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现在，在五十年代后期，印第安纳标准公司决定它也必须成为美国公司大扩张活动中的一部分，并对它的股东说要重新到海外去寻求“有利可图的经营机会，不论机会在哪儿”。老呆在家里太危险了。
1958年，它同伊朗很快地达成了原则上的协议——只是印第安纳标准公司也必须先付一笔非常之大的红利。国王最近同他的妻子离婚，因为她不能向他提供他所谓的“后嗣”，也就是一个能继承他的儿子。这是他在同一个来访者谈话过程中说的。在那个来访者看来，国王似乎由于离婚而成为“一个情绪上站在十字路口的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处在敏感脆弱的心境里的人，一个孤独的人，几乎没有一个真正亲密的朋友而且与他有关联的人也很少，现在他正在把自己更深入地投入到工作中去。”这是一个大好机会，把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的这笔交易转变为国王寻求地位和同财团、大石油公司斗争过程中的另一个里程碑。毕竟印第安纳公司不像意大利的新来者；它是一家很巩固和很受人尊重的美国公司，也是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的一个继承者——最著名、最突出和技术最先进的公司中的一家。为了强调这笔交易的重要意义，国王个人坚持要求印第安纳标准公司的董事长弗朗克。普赖尔飞到德黑兰来签署协定。
国王在第一次会议开头就发表了一篇出人意料的演讲，使普赖尔有些慌乱。国王说，“你们知道——我们不是阿拉伯人。我们是雅利安人，我们同你们是一个种族，我们有伟大的历史。我们有强大的自尊心。”
印第安纳公司董事长回答说，“哦，是的，我们知道，陛下。”
国王的自尊得到了抚慰后，讨论的其余部分就很顺利，双方随即签署协定，这使其他石油公司更为恼怒。印第安纳标准公司不像意大利碳化氢公司那样，它在波斯湾内哈尔克岛以南的一块近海油田开始发现大量石油。为了奉承国王，油田以古波斯王大流士的名字命名。以后不久，国王重新结婚，他的新夫人为他生了一个男孩，他的“后嗣”现在看来是有保证了。
纳赛尔在上升伊朗国王针对大石油公司已经建立的地位所进行的维持民族尊严的运动中，并不是单枪匹马的。在整个中东，民族主义在渐渐加强，趋向顶点，而纳赛尔是它的推动力。苏伊士运河事件对他来说是一个大胜利，证明一个中东国家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公司和西方政府的强权上，是能够取胜的。他已经消除了摩萨台失败的耻辱。现在，一项出名的技术创新——价格便宜的晶体管收音机正在把他的激动人心的声音传送给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穷苦大众，使他到处都被视为一个英雄。
1958年，纳赛尔头上又加了桂冠，那就是埃及终于迷惑了苏联，使持勉强和怀疑态度的苏联提供资金来建造阿斯旺水坝。同年，作为纳赛尔的呼吁的一个重大象征，叙利亚联合埃及共同组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似乎是他的泛阿拉伯主义梦想实现的第一步。表面上的合并不祥地把两个支配中东石油运输路线的国家——埃及有苏伊士运河、叙利亚有沙特和伊拉克两条输油管——凑在一起。至少在理论上，纳赛尔有条件可以单独地威胁石油供应或者甚至实实在在地掐断大部分供应。为了反击英国驻伊拉克大使所谓的纳赛尔的“钳制”，接着就进行了关于赶快建设通向波斯湾以及法奥港出口终点站的伊拉克输油管的议论。但是当时这个地区的形势以及伊拉克本身的形势每况愈下，看来要走向一场全面大灾难。
三年来，纳赛尔一直在进行恶毒的宣传战，指向伊拉克和哈希姆王朝成员，这个王室是英国支撑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把它安置在巴格达新产生的王位上的。1958年7 月，策划政变的军官对他们的部队讲了一个牵强附会的故事说，他们曾接到命令要开到以色列去缴械。这个故事足以使士兵们起来支持反叛。随后发生的政变触发了暴力和野蛮行动。人群涌上街头，高举纳赛尔的大幅肖像，随着人群的是一些蠕动着的活狗，它们代表伊拉克王室。国王费萨尔二世本人被冲进王宫的部队砍去了头。王太子被枪杀，他的手足被砍掉，插在尖铁上，在全城示众，他的尸体被肢解，连同苦于其他官员的尸体一起在街上拖曳而过，然后挂在国防部的阳台上。亲西方的首相赛义德化装成一个妇女想逃出城市，被人认出，当场被暴徒吊死。他的尸体也在街上拖曳而过，然后来了一辆卡车在尸体上来回开动，压到无法辨认为止。
巴格达新政府立刻要求大幅度修改伊拉克石油公司的特许开采权。巴格达的恐怖的政变使得该地区的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胆战心惊；纳赛尔主义看来注定要在中东成为最高统帅。
石油是正在兴起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焦点。自从五十年代初以来，半官方所谓的“阿拉伯石油专家”一直在中东举行会议和进行接触。开始时主要的议题是对以色列的经济战：对这个新的国家实施石油封锁，并通过黑名单、骚扰、没收等威胁手段迫使国际石油公司执行。可是，随着时间的消逝，议程扩大了。虽然埃及不是一个石油出口国，纳赛尔却利用这些会议直接卷入石油政治里去。他图谋煽动和制造舆论，不断强调和推敲主权问题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并且对波斯湾的石油和海湾国家施加他的影响。于是就形成了这么一种情况：“穷人”以“富人”的资金来谋求地位的改善。1957年春在埃及举行的“阿拉伯石油专家”秘密会议上，代表们建议设立国内炼油厂以增加炼油量，建立一支阿拉伯油船队以及铺设通往地中海的阿拉伯输油管。他们还讨论产生一个阿拉伯的“国际团体”或“国际财团”来管理中东的石油生产、增加岁入和同石油公司的力量抗衡。那个小组强调有必要培养阿拉伯的技术力量以便向大公司挑战，打破它们的神秘性。
在那次会议上，民族主义和对抗的强烈情绪的矛头越过了大石油公司而指向西方国家。沙特阿拉伯的阿卜杜拉。塔里基宣称，石油是“阿拉伯人挥舞的最强大的武器”。代表们日益感到自己的力量，似乎为了庆祝，他们抽出时间去观看和庆祝苏伊士运河在埃及的绝对控制下重新开放后第一艘油轮通过的情景。那艘船载的石油是为保罗。格蒂从中立地带运出来的。
可是代表们关于成立一个财团或石油输出国的组织的谈论仍然是初步和不成熟的，他们过分关心的仍然局限于阿拉伯世界。要使议论成为现实，还需要有其他主要产油国尤其是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参加，而且还需要一个能起催化作用的人——胡安。帕勃洛。佩雷斯。阿方索。
胡安。帕勃洛。佩雷斯。阿方索1948年，把“50％对50％”原则编入法典以后不久，委内瑞拉新的民主政府被一次军事政变推翻了，控制权落入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上校这个野蛮、腐败的独裁者之手。在他的政权下，石油生产以十分迅速的步伐上升，到1957年产量已经加倍。对佩雷斯。希门尼斯的支持逐渐消失，他的政权于1958年1 月倒台，重新让给委内瑞拉的民主势力。这个新政府的许多领袖原是四十年代民主政府中的著名人物，后来成为流放和佩雷斯。希门尼斯监狱中的老手。新的总统是罗米洛。贝坦考特，他曾是1945年革命军人集团的头头。在他被放逐的年月里，他不仅是佩雷斯。希门尼斯的善辩的反对者，也是国际石油公司的激烈批评者；他说，这些大公司与“独裁制密切关联”，曾把委内瑞拉变成一个“石油工厂”，这种情况典型地反映了戈梅斯独裁者的黑暗时代。
可是，贝坦考特和他的同事们已经从1948年的政变中得到了教训：在民主的政治派别中，需要保持联合和团结，不应排斥其他党派和利益集团。在头几年中，新政府必须同来自右和左的包括共产主义游击队的攻击作斗争。由于艾森豪威尔的政府对佩雷斯。希门尼斯表示友好，委内瑞拉国内存在着很大的反美情绪。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于1958年访问委内瑞拉时，他的车队在从机场驶入加拉加斯途中遭到一群愤怒的暴徒的袭击，险遭不测，几乎受伤甚至身亡。1960年，贝坦考特自己也受到暗杀的袭击，座车被炸，严重烧伤。1948年的那次政变仍然历历在目，所以贝坦考特现在谨慎行事。不论他以前曾对石油公司大肆抨击到什么程度，他现在需要它们了。正如他自己说的，他和他的同事们“都不是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者”。贝坦考特在处理石油问题时向一个人请教，那人就是佩雷斯。阿方索。虽然佩雷斯。阿方索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且确实是一个细心和讲究实际的分析家，他也是一个严峻而自信的道德家，其所怀的热诚不是政治家而是知识分子所有的热诚。一个同他一起工作的委内瑞拉人说，“他的决心坚强如钢，可是他说话温柔而且是近乎苦修式的人物。”
佩雷斯。阿方索生于加拉加斯一个富裕的家庭，他曾在美国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医学，后来回到加拉加斯攻读法律。可是后来他家破产，沉重的负担落在佩雷斯。阿方索肩上，因为他作为长子，觉得应对他的十个兄弟负责。这整个经历深深地震动了他；嗣后信奉节约和计划性成为他的性格的一个部分。他于1932年结婚时已经是一个不信国教的新教徒，不墨守成规而有严格的判断力，1932年结婚时他拒绝由一个他认为无能和腐败的加拉加斯法官来主持婚礼，而是和他的妻子去乡下找了一个当地的法官主婚。戈梅斯政权结束后，佩雷斯。阿方索与贝坦考特协力工作，在众议院内以反对党的石油工业专家的身分出现。从1945年起，他先在革命军政府内、然后在民主政府内担任开发部部长。在这个岗位上，他开始对1943年的法律中的不足、不当之处进行修改来保证委内瑞拉真正能得到利润的50％以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