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设计在童年-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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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我发现女儿的书包里总有几本流行小说，我对女儿说，你还是少看那些东西吧，那些书看了没什么用，从现在开始，你只能看经典作品，因为看通俗作品对提高思维能力、英文水平意义不大。以后不允许书包里再出现那些书，只能是名著。
这是我定下的规矩，她勉强答应，不过，看起来不服气，后来，她这样写道：
爸爸似乎什么都要从我手里夺走。他开始不让我看书，总是想给我布置别的什么任务。我很沮丧。我天生就有一种反叛的性格，我认定，我没有理由听他不合情理的指令。
我开始假装做数学作业，而实际上是在读书。我坐在卧室的书桌前，爸爸通常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报纸。我总是在书桌的抽屉里放一本书，然后偷偷摸摸地打开抽屉看书，只要听到外面有什么动静，就急忙关上抽屉，装作是在做数学题。
这个骗局一直演到我上三年级的那个夏天，虽然发生了几次他进屋来我正好把抽屉关上的惊险场面，却从来没有在“现行”时被捉获。
使我的这一骗局能够一直上演的唯一理由是因为我总是能按时完成数学作业。我约束自己，只要看了20页书，就一定要做十几道数学题。这样，我学会了快速地解数学题。爸爸从未发现我能那么快地做题，因为我仍然装作还是以前的速度。这样，剩下的时间就是我自己的了。
暑假来临，我高兴至极，我知道，这意味着我将有足够的时间阅读。我更容易耍爸爸啦，因为他早8点上班，晚5点下班。在这一段时间，我大可轻易地看一整天书。
爸爸早上8点一走，我就起床。不过，我总是暗示他，我可能会起得比较晚，这样我又有了多下来的几个小时可以看书。虽然爸爸妈妈认为我很懒，睡得太多了，我无所谓，也不想说明，因为我实在觉得看书比改变他们对我的歧见重要得多。
我对这种不诚实感到内疚，但还是不能摆脱。我只是想，至少要能够做一件自己最喜欢的事情。我对于要被人看管感到非常难受。在那一段时间里，我也感到很奇怪，为什么这个骗局一直没有被揭穿。因为一直以来，只要我做错了什么事，爸爸总是会发现并指出的。
后来，也就是几年前，我才发现，其实爸爸对我的这个小诡计了如指掌。事实上他早就开始侦察我。因为他猜我一定有什么事瞒着他。那时，他什么也不说，他知道我的反叛心理。如果我知道他让我看书，我也许会中断看书的热情。
一直到了几年前，当我告诉他那些年的往事时，他才说出真相。他听我说起那些诡计时，笑着对我说，他早已什么都知道了。我想到这么多年来一直被蒙在鼓里就觉得好生气。只有中国的父母才会策划出这样的勾当。在好的美国家庭里，父母认为诚实是父母与孩子关系的重要因素。
如果对孩子的要求过分、不切实际、不合情理，孩子就难免做出不诚实的表现，这也是我发现以后自我反省并立即纠正的原因。
记得我小时候，父亲也常逼我多练数学习题，他给我准备了练习本，要求我每次做练习前写上当天的日期以备他检查。我父母周末外出时把我搁在家里，给我布置的任务还是做数学题。我常常不按他的要求做，而是在页首写上日期，将以前做过的数学题随便抄下几页，就去邻居家里玩，估算时间差不多，赶在他们到家以前躺到床上装睡。
那天，是个周末，我外出前，看到女儿正在做代数练习。也不知怎么了，我走到停车场上就站住了，心想女儿会不会也像我小时那样蒙她爸。我坐进车里，开车绕了一小圈，又回到原处，下了车走回自己的公寓楼下。
我住的是二楼。通往二楼的楼梯上方有一块水泥板。我上了几层楼梯，双手抓住这块水泥板，一个引体向上，跳了上去，再侧身翻过一堵隔墙，就上了我家二楼的阳台。我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往屋里望，高倩正悠然地看着小说。我观察了一会儿，不发一点儿动静，悄悄地循原路撤离阳台，轻轻地跳回地面，再“噔噔噔”踏上楼梯，到了家门口，敲着门高叫：“高倩，开门。”等了一会儿她把门打开，面色略显尴尬。我告诉她忘了带东西才折回来，闭口不问她刚才在干什么。
她又坐回到书桌前认真地做起了数学习题，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我也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随便拿一样东西离家出门。
“合理”的高标准要求（2）
傍晚回家后，我仔细检查她的习题本，发现她倒是规规矩矩地按书中的习题顺序一直做下来，没有像她老爸小时候那样投机取巧。看来为了能看她自己想看的书，她很注意效率。
这件事使我反思我对女儿的要求是否适当。其实当我在阳台的窗缝里看到她在看书时，随着瞬间的震惊，接着就是一阵忏悔。
我一直以为我和女儿的思想交流很充分，她是乐意只看经典文学作品的。我忽略了她毕竟还是八九岁的孩子，有她的朋友圈子，圈里的话题当然不会是古典文学。她们之间的话题自然是电视、电影、影星、歌星、名人名流，还有男孩女孩。让她与流行图书隔绝无异于让她和朋友没了共同语言。
高倩自己从小有很高的抱负，然而，阅读通俗读物无论如何都是符合儿童的心理需要，是合情合理的。她的愿望被我制止，成为硬性的不合理规定，她就只好秘密对抗。
我很庆幸有这个“知”她的机会，我也是从小长大的，自己的经历帮我悟到孩子的心理。
几天以后我借机和她谈起看书的事情。我说：“其实爸爸以前说只许看经典文学是不对的，现代文学作品里也有很多是可以看的。现代作品离现实更近，描述的就是身边发生的事情，读起来有如身临其境，与同学们可以交流的话题也更多。”
我只字不提对她的突击“侦察”。好多年以后，我才告诉她，笑她的诡计早已被我识破，只是没有揭穿而已，气得她直捶我的背。
通过这事使我感悟到家长对孩子高标准、严要求的同时，也要给他们一定的活动空间。对孩子的要求应该合理，不合理的牢狱式的管教只能束缚孩子的身体却不能束缚他们的思想。相反的，他们会以谎言欺骗和其他不当的方式对抗。
在孩子的教育过程中，很重要的是要知道孩子在想什么，在干什么。如果不清楚孩子的动向，对孩子有针对性的教育是谈不上的。了解孩子的思想行为，随时进行合理的调整，使之更切合实际，是很重要的。
为孩子创造机会
一学期的中文学校结业了，我自己编印的中文学校校刊让学生们和女儿写的中文文章有了发表的地方。我创造的这个机会对孩子学中文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992年大学城的留学生们创办了一个中文学校，这可能是中国留美学生办的最早的中文学校之一。次年，我应邀当上了校长。我决定扩大招生，另加舞蹈班、美术班和竞赛数学班。大学城里人才资源丰富，我没费什么劲就找齐了教师，其中不乏正在攻读博士、硕士学位者。他们个个都表示不在乎报酬，其淳朴真挚，让我感觉回到了雷锋时代。
教美术的女老师已获艺术硕士，教舞蹈的老师曾在体育院校学艺术体操，“讲故事”班的老师是北大毕业的博士生。我还请了声望非常高的施教授，让他教授“竞赛数学”。
施教授来美前是浙江大学数学系的教授，1978年起就与“数学竞赛圈”打交道， 1990年第三十一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在北京举行，他应邀为中国国家集训队办讲座、选拔选手，并为该竞赛命题以及做竞赛期间的裁判。我请他教五至七年级学生的数学，只“一顾茅庐”，他就欣然出马。这个班最多时共有14个孩子，其中有两位后来在全美数学比赛中进入前100名。当年这个班里的学生，后来不乏上哈佛、斯坦福、麻省理工、加州理工的。有的大学毕业后到麻省理工、哥伦比亚、伯克利、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还有在华尔街投资银行工作的。
中文学校暑期班开张了一个多月，我就忙着张罗举办一个结业典礼和出一本校刊。这本校刊可能也是祖国大陆旅美学人办的最早的中文学校校刊。
我布置各班老师请学生给校刊投稿，学生们听说自己的“作品”能够“出版”，兴致和热情非常高。你写一篇，我写一篇。家长也不甘自己的孩子示弱，极力鼓励孩子参与，这也算是中国特色吧。学生、家长通力合作，没几天时间，我就收集到了足够编一本校刊的稿件。我又四处征集广告，凑够了印刷费用。接着，请美术老师设计封面、封底，我自己设计了所有的版面。孩子们的错别字和语法错误都保留了原样，这样可以真实地反映他们学习的过程。每篇作品旁边还配了作者的照片，显得很生动。
女儿嫌手写中文麻烦，用中文软件打字，以《我亲爱的中文学校》为题，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这期校刊上。到了秋季班结业，她特意手写了另一篇文章，以《另一个可爱的地方》为题，发表在第二期校刊上。中文学校为孩子学习汉语言文学创造了条件，我创办的校刊对孩子们使用中文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也刺激了女儿学中文的积极性。
另一个可爱的地方
↑ 发表在中文学校校刊上的作文（12岁）
珍惜、欣赏孩子的成果（1）
——从日记到出书
高倩根据中国40天寻根之旅的见闻感想，写出了300页的文稿。我珍惜她的劳动结晶，把文稿装订成“书”给朋友们分享，并设法正式出版。这大大激励了她的写作热情，对她进一步奋发努力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992年底，我们出国6年之后，酝酿第一次回国探亲。
对高倩来说，这是热望已久的寻根之旅。她出国时还只有5岁，来美这6年间，在我们有意识的反复提醒下，她对中国故乡还保留不少认识和童年的记忆。6年来，我对她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培养，已使她成为一个感情丰富的女孩。
一谈起回国，高倩总是兴奋不已、迫不及待。我利用她这种急切的心情，跟她讲条件：这次回中国，一路上要写日记，把每天的活动都记下来，回到美国以后，把它整理成文，打印装订成册，留做永久纪念。我们达成了“协议”，回美国后，要写个长达三五十页的总结报告出来。
我要求她把日记整理成文，既是为了让她了解中国，也是为了锻炼她的思考和写作能力。
她显得非常兴奋，写作对她来说不是一件难事。文学作品的熏陶、童年记忆中的亲人、寻根的渴望和对祖国的向往，交织成她炽热的激情——只要能够去中国，她就很高兴！我把她的胃口吊得高高的。
那时候，笔记本电脑还很稀罕，我毫不犹豫地为她买了一台，让她带在路上写作。
回到美国后，她一开始写作，就一发不可收。通常是每天开始写作之前，先看看她的笔记本，有时查一查资料，甚至到图书馆借书参考，接着就在电脑上劈里啪啦打个不停。她写前面几页的时候，打印出来还让我看，我读了以后不断地鼓励她，也和她讨论其中的内容。不过，几天以后，她就不让我看了。她认为，在写作过程中，如果有人对她写的东西说三道四，会产生干扰。她认为，应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思想、感觉和风格来写，那才能真正体现出自己。她的性格是既开放活泼又十分倔强的，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肯让步。无可奈何，我只好按捺住好奇心，耐心等待。
终于，有一天她说可以让我看了，打印出来有80多页。那个晚上，我一口气读完，兴奋得睡不着觉，凌晨两三点钟翻身起来，找出我在这趟旅行中拍摄的三四十卷照片，从中挑出与她所写内容相关的，又把她写的日记打印出两份，凌晨三四点出门，开车往24小时服务的复印中心而去。到了复印中心，我把照片插到相应的章节中，再配上一张高倩站在圆明园废墟上的照片作封面，装订起来，很像是本“书”。
回到家时天已快亮，第二天早上，送一本到我的朋友小陈家，另外带一本到办公室，给我的同事彼康博士和桑坦德博士看。
两三天之后小陈跑来，进门就喊“出版，出版，快出版！”他是学海洋气象的博士生。他把稿子给一个美国学生看，那学生虽然学的是海洋科学，却在一边写博士论文一边写小说。据说他把那册子一口气看完，就对着小陈大喊：“出版，出版，够出版水平了！”难怪小陈进了我的家门就喊。高倩在一旁微笑，她说在中国的时候，就想到要出版自己的日记。
有几位中国留学生告诉我，这本小册子他们是彻夜不眠地读完的。当时互联网还没有普及，留学生出国几年没有回国，通过高倩的日记，渴望从一个侧面了解当时的中国。
在美国出版女儿的英文日记，多遥远的事！我没有多大的信心。可是，高倩每天放学一回家，就聚精会神地在电脑前写作，到了1993年底，她已经打出了300页的文稿。如果不能出版，肯定会打击她的积极性。
我到书店买回几本有关出版的书，《如何快乐出书》、《作家市场》等。不看不知道，一看心情就沉重了。原来美国出书不容易。在美国想出书的人成千上万，《作家市场》里列出的4 000多家出版社中，书稿的接受率大多只有10％多一点。
我要求高倩把稿子再润色一下，可是她说，不能再改了，如果年复一年地改，感觉就不一样了，就不是十一二岁人的思想了。她说得也蛮有道理。到了1994年初，抱着碰碰运气的想法，我给在旧金山的中国书刊社（China Books & Periodicals； Inc。）挂电话。
接电话的王编辑是个中国人！他让我把全稿寄过去。我赶忙回家打印出书稿，用快递寄往旧金山。想不到，第二天下午两点，王编辑就挂电话来：“我们已决定出版高倩的书，你什么时候来签合同都行。”
真是不可思议！我迫不及待地买了机票。
旧金山和休斯敦有两小时时差，到达旧金山机场时，天还未亮。6月初夏，旧金山凉意沁人。我躺在宽敞冷清的候机厅椅子上，等着天亮以后乘车去出版社。身着单衣的身体贴在冰冷的椅子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