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成功有方法-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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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这需要一种精神。
实录2
微创：创业者都是不稳定分子
企业：微创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创业者：常兆华
微创公司创始人常兆华出生于1963年，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政治运动中度过的，在那个不崇尚学习的年代，孩子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但是常兆华却有读书的爱好，为了得到一本可看的书，没有自行车，他愿意步行五六个小时去借。乡亲们都知道他——一个爱读书的小男孩。
子承父业是当时的社会常态，作为矿工的儿子，常兆华能够选择的人生道路实在不多。不愿向命运屈服的他，暗暗为自己的人生谋划着出路。他酷爱读书，自认擅长写大字报，“我可以当作家，在家里写作也挺好的。”就在他规划未来的时候，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出现了。1977年的一天，学校门口贴出告示：“全国恢复高考，大家可以自愿报名参加考试。” 在政治运动的10年里，高考被废止，屈指可数的大学生都是被推荐去上大学的。而这些人中要么是三代贫农，要么是干部子弟。常兆华两边都不靠，所以从未奢望过自己可以上大学。当他得知“大学可以随便考，谁考都可以”的时候，“整个人都变了”，他可以选择不做矿工、不当作家，他可以选择过他自己想要的生活。当希望的大门被打开，人生就拥有无限可能。
面对未知与不确定，有些人因恐惧而退缩，有些人则因渴望而探索。常兆华是后者，当400多名学生中有390余人选择考中专的时候，那五六个选择考大学的学生中就有常兆华。其实，这种选择风险巨大，蓄积了10年的高考力量在1978、1979年被集中释放，几百万高考大军拥到一座独木桥上，而15岁的常兆华只是一个初中生，高考成功的几率很小。那又是什么促使常兆华作出这种冒险的选择呢？
对常兆华来说，有一种生活是他无法忍受的——今天就可以看到10年后的样子。他喜欢做的事情是“充满不确定性，有点想象力，有点看不见的东西”。这种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欲望正是他每一次人生转型的根本动力。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他的一些选择——放弃国内的安稳生活去美国留学；放下学者的身份在美国创办Cryomedical Sciences Inc。公司；辞去美国上市公司ENDOcare Inc。的副总裁一职回到上海创办微创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
＇18＇第18节：企业实录（3）
1987年，常兆华获得博士学位，当时全国的博士生为数不多，他完全可以凭借过硬的专业背景寻求一份体面的工作。但是
面临国家的定向分配工作，他陷入了对程式化生活的恐惧中，所以他寻找继续学习深造的机会。当他得知可以凭借个人的努力出国学习时，他又被“震撼”了，就像当年参加高考一样。他迫不及待地想抓住这个机会，看一看外面的世界。经过一番努力，常兆华申请到了纽约州立大学生物系博士学位的全额奖学金，于是义无反顾地去了美国。
在美国读书的日子，虽然辛苦，可是成绩斐然。这期间，常兆华在国际科技期刊上共发表论文40多篇，而实验室里其他同学一般只发表了六七篇左右。后来，母语为非英语的常兆华，可以做到一字不改地在美国学术权威杂志——《显微镜》、《美国物理》上发表自己的论文。起初，他还乐此不疲，陶醉于学者的身份中。直至撰写论文对他来说变成了重复劳动，失去了挑战性。所以当他的导师Baust先生提出要创业的时候，常兆华又找到了新的兴奋点，与导师一起创办了Cryomedical Sciences Inc。公司。公司中由常兆华开发的几种产品，救治了几万名绝症患者的生命，那种满足感决不是发表几篇论文能够替代的。从此，他坚定地认为“发一文不如救一命”。
常兆华经历了Cryomedical Sciences Inc。公司从小到大的全部发展过程，他也逐步完成了从工程技术顾问到首席科学家再到公司副总裁的蜕变。所以，当他再去美国上市公司ENDOcare Inc。做副总裁的时候，已经游刃有余，而且生活富足。但最终他为何放弃优裕的生活，而选择回国重新创业呢？除了性格使然之外，还有一件事情最终促使他下定决心回国创业。当时，国内一家医疗器械公司花费600多万美元从美国购置10套早已经被淘汰的医疗器具产品。这件事不仅激发了常兆华的民族自尊心，也向他展示了一个潜力无比的巨大市场。凭着商人的敏锐嗅觉，1998年，常兆华在张江成立了微创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
如今，即将海外上市的上海微创必将拥有更加磅礴的探索动力。
实录3
桑迪亚：有感情，才有创业的持续激情
企业：桑迪亚医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创业者：王晓川
在出国旅游、学习已是平常事的今天，很多年轻人可能永远无法理解上一代留学生的郑重其事。
师从著名理论化学家、教育家唐敖庆先生的王晓川最初的理想是做一名像唐先生那样的校长。1949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唐敖庆先生谢绝了导师的挽留，冲破重重阻力，踏上报效新中国的归途。“唐先生回国时的条件比我们现在差远了。”王晓川坦承自己受恩师影响很大，“据说当时北大、清华都想要唐先生去。但周恩来总理跟他讲，国家最需要你们的地方是东北。结果他二话没说就和一批老教授去了东北。”这位吉林大学的老校长一直鼓励自己的弟子能到国外深造以更好地报效祖国。1983年，王晓川获得一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再由美国大使馆主持的考试中
以第一名的成绩出国访问、学习。
桑迪亚的首席运营官唐明1982年留美，和王晓川是芝加哥大学的校友。唐明至今仍记得这位老大姐当年引来美国FBI的“惊人之举”。初到美国的王晓川享受联合国的每月980美元资助。当她了解到由教育部出资的留学生每月只领取410美元生活费的时候，觉得自己得到的太多了，应该为国家做点什么。王晓川想起在吉林读书时，写好了程序要赶到北京去上机调试，就倡议享受联合国资助的同志们捐钱给国家购买计算机。她带头每月捐出480美元，并为此事专门与国家有关部委联系。敏感的FBI找到王晓川了解情况，当得知她不过是一名每月只领900多美元生活费的穷学生时，啼笑皆非地感慨：“你们这些中国人啊。”
的确，美国人很难理解这些“异乡人”对自己祖国的感情，甚至没出过国的“乡亲”也很难理解他们的心情。“出了国你才会真正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旅居美国20年的王晓川体会尤其深刻，“美国发生什么事，你不会太关心。而自己国家发生什么事，你不可能无动于衷”。有灾难时，像大兴安岭的森林大火，王晓川踊跃捐款；有喜庆时，像聂卫平在中日围棋赛中首次
＇19＇第19节：企业实录（4）
战胜日本围棋选手，王晓川更是牵头发起捐助，募集一万多美金捐赠围棋协会。
20世纪80年代末完成学业的王晓川、唐明等人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如愿回国。但祖国的山河始终是游子魂牵梦系之地，影响着他们每一次的人生选择。
王晓川在找工作时曾拒绝了一家大公司的邀请，只因圣地亚哥的另一家公司提供的职位
有可能到亚太地区发展。
唐明也是如此。芝加哥大学的宇宙化学的专业地位全世界首屈一指。读博士期间，唐明在陨石里发现了太阳系形成以前的物质，这在当时的宇宙化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他在权威杂志《自然》上三次发表了四篇相关论文。全球主要报纸和电台都作了报道，其中《纽约时报》在第一版报道了这个消息。然而，声名鹊起的科学“新星”宣布转学MBA。几乎所有的老师、同学和朋友都极力劝他放弃这一“愚蠢至极”的决定，警告他大陆的学生学了MBA在美国没有优势，工作都找不到。
唐明另一个同样令人不可思议的决定是，进入福特中国总裁培养计划的他毅然辞职。“过几年你就可以做到我的位置了。”当时的福特中国总裁惊讶地挽留。“我下过乡。下过乡，你懂吗？”对福特在中国的策略深感失望的唐明知道总裁永远不会理解，“赚钱多少、职位高低对我们现在真的不重要。我就是想做点对中国有价值的事情”。
很难想象，落后的农村和贫苦的农民给唐明的震撼有多么巨大，我们能看到的只是这个1975年下乡的高中毕业生在人生道路上的取舍。他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宇宙化学家的名望，选择攻读MBA，投身经济和管理；他放弃了近在咫尺的福特中国总裁的高职，选择创业，渴求人生价值和理想。唐明淡淡的一句心声，也许是最好的诠释——“如果我能为国家做点什么事，我觉得这辈子挺值的。”
实录4
复旦张江：理想主义者的胜利
企业：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创业者：王海波
这无疑是一群理想主义者。1996年创业伊始，他们就立志自主研发新药。虽然，那时只有六七个人，区区三百余万资金。在以“烧钱”著称的生物医药行业，他们可以说是赤膊上阵。十年风雨，大浪淘沙。包括美国在内，生物医药概念从喧嚣而复低潮，起起落落。企业一批批应运而生，又一批批难以为继，最终倒闭。无论外界如何甚嚣尘上、风雨飘摇，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却矢志不渝，苦心呵护着他们的理想之灯——做自己的药。
“往回说，都是故事，都是编的。”复旦张江的创始人、董事会主席王海波笑谈。然而，透过如烟往事，一群理想主义者的鲜明个性历久弥新。
几乎所有大学校园里的年轻师生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尽管年纪不尽相同，甚至是师生关系，却因为志同道合而成为朋友，经常一起坐而论道、指点江山。王海波、苏勇、李军等复旦张江的创业者亦是如此。他们都是不安于平淡的老师和学生，一直尝试着将自己的科研成果和经验，乃至创造性的经营管理理念应用到实践中去。“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群志存高远的热血青年离别时相约，尽管现在各奔东西，有朝一日，大家要重新聚首，做一件真正想做的事情，实现自己青春的梦想。
其实早在1990年，王海波和苏勇就参与了杭州某基因药物公司的筹建，负责部分技术工作，研制出国内第一个基因工程产品——GCSF（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现在仍被广泛应用于癌症患者化疗后的恢复治疗。苏勇后来加盟该公司负责技术，并出任总经理。
1993年，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在洗衣粉用碱性蛋白酶项目上积累一定资金后，计划向农药、兽药行业转型。王海波与李军受邀参与创办，王海波担任公司总工程师，负责技术实施和研发。当时研发的一些产品，至今仍是这家已是A股上市公司的主要赢利产品。
但王海波最后还是回到了学校。“这6年，基本是国外有什么东西，我帮他们把技术问题解决掉。对企业和社会来讲是有价值的——中国总是要有人做东西给老百姓用么。”王海波却不满足于此，“不确定的东西对我来说是最大的诱惑”。做科研出身的王海波毅然离开了这家公司，继续寻找能真正做新药的机会。
＇20＇第20节：企业实录（5）
机会毫无征兆地来临了。当王海波接到浦东新区关于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报告的课题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将改变自己人生轨迹的课题。1995年，浦东新区在制订发展规划时，列出了一批软科学研究课题，以利于科学决策。其中关于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方面的课题委托复旦大学来承担，王海波担任课题负责人。“浦东应该建成产业化高地和技术创新的高地，这样才能形成一种‘势’，吸引大量的资金和大批的才俊，近悦远来。” 课题完成后，相关建议引起了浦东新区领导的共鸣。浦东新区认为可以实践一下，就力邀王海波亲自挂帅，付诸实施。
“浦东的领导比较有远见，比较有水平。”多次商谈，引为知音，王海波至今仍由衷赞许，“这也许就是支撑我们走过创业最初那段日子的信念源泉”。
“当时确实是想在未来可能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做些尝试。看有没有可能，找出一点别人没碰到过的东西。我一直比较喜欢做这样的事。”如果说创业之初只是模糊的“做新东西”的青春梦想，那么十年创业路使创新成为复旦张江的品格。
如今赫赫有名的“张江药谷”当时还很荒芜。没有公共汽车，没有地铁，甚至没有出租车，只有几辆城郊结合部的破旧中巴车在园区边缘的龙东大道上匆匆经过。整个张江高科技园区已经开发的面积，也不过3平方公里左右。三四条宽窄不一的水泥马路，马路旁边除了一排小树之外，几乎杂草丛生，间或有附近农民种的各色蔬菜，科技孵化园区内也只有孤零零的几座建筑。在其中一幢楼的六楼，有一间20多平方米、几乎是毛坯房的简陋办公室和一间40多平方米的实验室。1996年11月11日，复旦张江从这里开始了创业之路。
“以国际前沿技术为着眼点，以拥有完整知识产权的技术为核心，以技术发展为先导，产业化适时跟进；市场定位面向世界。”尽管怀着宏伟的创新梦想，复旦张江首先面临的问题同所有创业公司一样——如何生存？王海波坦言：“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时挺冲动的，感觉是可以做成的事情，但实际做起来却很难。”
实录5
普元软件：创业的机会在变化的市场中
企业：普元软件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创业者：刘亚东
1995年，刘亚东和田溯宁、丁健从美国归来一起创立亚信，后来刘亚东又先后担任亚信的执行副总裁、首席运营官（COO）。1998年，刘亚东从亚信退出。3年后，他重新出山，和此前同为亚信高层，曾担任过副总裁、首席技术官的黄柳青共同创立普元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310万美元。
而他瞄准的是构件化。
他认为，各个国家面临的问题完全不一样。在企业管理已经比较稳定和成熟的时候，写软件，尤其是写企业管理类的软件，其关键是如何能够用计算机技术来解决企业管理中面临的流程自动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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