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东全传-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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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流言很令人吃惊……”
“是空穴来风，还是另有原因？”
“完全不是，一点事也没有，一传开以后，对公司业务有些影响，有些人不敢同我买楼……”
“为什么会传开，是港府真有这个意思？还是其它原因，比如对手想打击你？”
“其实都不是。对手没有这个力量。传闻对我的打击很大。当时，香岛人最怕的不是坐牢，而是被递解出境。香港政府对待一些人的王牌就是这一招了。”
自《驱逐不良分子出境条例》颁布后，在短短三四年间，被港英当局驱逐出境的约有100人，其中较为轰动的是：港九纺织业工会副主席楼颂平（1949年11月），香岛中学校长庐动（1950年1月），电车职工会主席刘法和职员李文海、植展云（1950年2月），电车职工会副主席欧阳少峰（1950年3月），港九工联会副主席兼海军船坞产业华员职工会主席麦耀全（1950年7月），九龙船坞劳工联合会主席麦河志（1950年7月），车华三院秘书陶开裕（1950年10月），海军船坞产业华员职工会主席甄雄（1951年2月），电影工作者马文森、刘琼、狄梵、齐开韶、舒适、杨华、马国亮、沈敦和港九纺织染业总工会九龙支会主任冼佩玲、书记姚坚（1952年1月），教育工作者吕冈等12人（1952年3月），香港电车职工会13名职员（1952年6月）。这些人大部分是在凌晨时分被抓走，随即被押送出境。
“当递解你出境的传闻传得满城风雨时，你怕不怕？”我问霍英东。
“肯定害怕。”据说，有一段时间，一听到这些传闻，霍英东就害怕得全身发抖。
“几十年过去了，到现在是否知道传闻从何而来？”
“真的不知道。但我告诉你，香港的谣言真是好厉害，好吓人。好像廖宝珊银行、恒生银行、广东信托银行，有人乱讲几句，整间公司就出现危机。对这种事，我自己并没有任何办法解决。到今天70多岁了，也不知怎样讲。一个谣言，真是可以造成严重后果，有些人甚至连命都没了。”
第十四章谣言四起 传被递解出境（2）
说到这里，霍英东突然转谈其它问题。他说自己也不知道这些谣言从何而来，这很难让人置信。他应该对造谣者有所猜测，但可能不便讲出来就是了。
谣言据说是行家散布
为了多了解一些有关这段往事的情况，那天和霍英东交谈结束后，我又找来霍氏集团的老职员凌汉伟，向他旁敲侧击。以下，就是我与他的谈话内容——
“为什么当时会传霍生被递解出境？”
“我猜可能与朝鲜战争生意有关。霍生在朝鲜战争时做的生意，内地和香港的看法并不相同。”
“是港府真的有所表示要递解他出境，还是有行家搞鬼？”
“霍生都说连他都不知道。”
“港府有没有警告之类的话，或者与他打过什么招呼？”
“这个问题，那就要霍生本人答复你了。我记得，当时有人还问我：‘你们那间公司稳不稳阵？’”
“买家对霍生的公司的信心有否动摇？”
“有些担心，所以我们登报纸澄清此事。这件事还是我经手的，应该还有报纸可查。”
“按照你们当时的分析，谣言从何而来？”
“这个霍生也搞不清楚……我估是空穴来风，可能是朝鲜战争时候支持内地，给别人这样的联想。”
“朝鲜战争时期，或以后，港府有无与霍生就他的朝鲜战争时向内地运送物资的事谈过、接触过？”
“这个我就不很清楚了，应该是没有谈过这个问题。”
凌汉伟对这个问题也不是很想谈，所以我们的谈话到此便匆匆结束。
后来，我又向一些人了解此事。据说，这些谣言的出现，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一些地产商人有意散布的。有人说，霍英东当时可能无意间得罪了一些同行。比如有地产商因资金周转不灵而向霍英东借钱，但霍英东快人快语，说什么：“原来你经济这样困难，欠人那么多钱，付那么多利息，那不等于一日不见一两间楼……”诸如此类的无心快语，可能令一些行家反感，行家因而散布这个谣言，希望霍英东亦没有好日子过。
如果这些传闻源自港英当局，那可能是与霍英东在朝鲜战争时与内地方面有贸易往来有关；那么，港英当局传播这样的传闻又有何动机呢？这在外人就不得而知了。
如果这些传闻源自港府的说法属实，那么港府又一直没有采取实际的递解行动，这则可能有以下三个原因：一、霍英东的行为只是违背联合国的禁运决议，并没有触犯香港现行的法律；二、霍英东是土生土长的港人，在港生活时间远远超过10年了，而《驱逐不良分子出境条例》对居港满10年以上者有较多宽容和豁免的指引；三、霍英东在往后的日子里“明哲保身”，能进能退，逐步缓和了与港英当局的关系。
虽然，“谣言止于智者”，霍英东被递解出境的传闻半年之后就消除了，但此事却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阴影，笼罩、困扰着霍英东的后半生；直到今天，霍英东的心里还没有完全摆脱掉这个阴影。这件事，对霍英东的性格变化造成极大的影响，从而波及他的事业；某些时候，它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霍英东对一些商业活动的选择和决策。所有这些，在以后的章节中还将谈及，这里暂且不表。
第十五章中流砥柱 反对搞大联合（1）
李康节等人拉来港澳两地的一些人搞“大联合”公司，霍英东为了息事宁人，违心地拿出一些本钱入股。不久，地产低潮，陈德泰陷入困境，霍英东每晚陪他上飞鹅岭散心；接着，廖创兴银行发生挤提，廖宝珊请求霍英东出面相救，但他爱莫能助……
与汤于翰合作地产生意
被递解出境的传闻只困扰霍英东半年，他的地产生意并没有大受影响，他仍然大战地产行业。经蟾宫大厦之后，1956年，霍英东在铜锣湾同时兴建希云大厦、礼云大厦和加路连山大厦。这三栋大厦的地盘上原是教会的旧楼，霍英东经别人介绍，向教会买下这些地盘，拆掉旧楼，另起新楼宇。
介绍霍英东向教会买下这些地盘的，是汤于翰、陈云裳夫妇。汤于翰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是上海中比镭定医院的院长，是癌症专家。其妻陈云裳是三四十年代中国和香港的电影皇后，曾主演《木兰从军》、《云裳仙子》、《一夜皇后》、《家》、《月儿弯弯照九州》等电影。在1939年的中国十大明星选举中，她名列首位，第二名是胡蝶，第六名是周璇。40年代后期，汤、陈夫妇离开上海到香港后，汤于翰继续执业当医生，而陈云裳则在家相夫教子，绝少涉足影坛。
20世纪50年代初期，霍英东的母亲刘氏曾找汤于翰看病，霍和汤因而结识，并时有往来，成为朋友。以致霍英东踏足地产行业后，两人还合作搞地产生意。据霍英东说，“最早是在1954、1955年，我和汤医生第一次合作。那时我们在尖沙咀金巴厘道买一幅地，地价是180万，先交一成订金，即18万元，我出一半，汤医生出一半，剩下的160多万港元就全部由我一个人支付。我们在那里合作兴建了一些小楼房，赚了不少钱。”
之后，霍、汤两人还多次合作经营地产生意，而汤于翰也因此成为香港医学界首屈一指的富豪。但是，正所谓“合久必分”，由于在地产生意方面的利益有冲突，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兴建半山嘉慧园时，霍、汤两人相互间产生误解，友情大不如前，合作关系亦告终。
霍英东与汤于翰因合作做生意而产生误解，反目成仇，其中谁是谁非，外人无从知道，但霍英东每次对自己的过去自我评价时，总是提及汤于翰。有几次，他这样说：“对自己的过去，我问心无愧。所以，你那次问我给自己打多少分，我说不止100分，因为我总是帮人发达，每一个与我合作过的都发达，何鸿燊、汤医生……个个我都帮过，其中汤医生只出了9万元，但最后他赚到上千上亿元。但是，从来没有人帮过我，只是我帮别人发达……”
却说霍英东，他一鼓作气，在1957年，又建成东庐大厦、礼加大厦和礼希大厦。这些楼宇，都是采用卖楼花方式推销，结果都被买家抢购一空。
“我卖了四方街、香槟大厦和蟾宫大厦之后，震动香港。起初，关启明他们发展的侨丰大厦，开始学我们卖楼花，接着又用同样方法发展尖沙咀的海景大厦。”谈起这些陈年往事，霍英东仍然意兴盎然，“从此，香港地产界变得疯狂起来，个个不要本钱，登报纸卖楼花，就收买家的钱，利园山、九龙仓、渣甸货仓、尖沙咀、土瓜湾等地盘被人抢购，陈德泰买了不少纱厂地盘，廖宝珊大量购入西环一带的地皮，张谨记买百乐新街……个个争着抢地盘。”
为了鼓励地产商兴建楼宇，缓解市民住房紧张的困局，港府在20世纪50年代也拍卖不少官地，供地产商竞投。霍英东是地盘拍卖场上的活跃分子，经常是一个人独立竞投。
地产界盛行“食饼仔”
随着地盘拍卖会频繁举行，地产界出现了一种俗称“食饼仔”的现象。所谓“食饼仔”，其实就是地盘拍卖过程中的一种投机行为。一个曾经多次参与“食饼仔”的地产商对此这样解释：“比如港府要拍卖一幅地，A可能是独力竞投，B可能也是独立竞投，C可能是几个人合作竞投，有实力的就独资，没实力的就几个公司合伙叫价，D根本无心买地，却也来凑热闹参与竞投。这幅地本来1000万才可以投得，没有这1000万的人，一般不敢叫价，因为若真的投到，拿不出钱来怎么办？于是，有人就找后援，姨妈、姑姐也叫出来。
“ 好啦，开投了，假如A、B、C、D四方竞投，从500万开始叫价，600、700万，叫到差不多的时候，当中就会有人即场商量：‘不如我们投回来再投过啦！’于是大家来了妥协，某方叫到750万时，另外三方就不叫价了，750万成交。”
“之后，A、B、C、D四方随即找个地方坐下来，重新把这幅地拿出来竞投。好了，再次叫价，叫到900万时，C、D不叫价了，只剩下A和B。900万和750万之间的差价150万，四方平分，每方分得30多万；接着，A和B再竞投，A叫价950万，B可能就放手了，这幅地最终由A以950万投得，而950万与900万之间的差价50万，再由A和B平分，每方分得25万。”
“整个过程，就是大饼分小饼，你吃一块，他吃一块，大家都有好处。A以较便宜的价钱投得地盘，其余三方也得到利益。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比如A、B、C、D是一伙的，但突然有个E出来，E老是去顶，叫高价，把地价顶高，结果最后投得地盘的人就要出高价钱了。”
第十五章中流砥柱 反对搞大联合（2）
既然“食饼仔”对每一个竞投者都有好处，那他们何乐而不为呢？霍英东说：“那时，
几乎每一个地产商，都或多或少参与‘食饼仔’，此风极之盛行。连廖宝珊，最初不参加‘
食饼仔’集团，老是叫价，顶那些人顶得很厉害，但最后也加入。”
但是，此举却使地盘的拥有者得不到一个合理的价钱。港府的不少官地在拍卖时也被地产商联手“食饼仔”，而使得成交价偏低，政府库房收入因此大为减少。
“这种事，最初没人理，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事，后来政府发现不对头，说这是不合法的，要加以限制，竞投时，不允许台下的地产商讲话、商量，并且搞到几乎要抓人……”霍英东回忆道，“我记得，当时我还就此事对港府讲：‘其实很简单，政府可以不公开拍卖，不给喊价，用暗标竞投，就不会有饼仔食。’但政府可能认为用暗标竞投，地价投不到这样高，结果还是喊价，还是‘食饼仔’。”
霍英东把地产界搞得沸沸扬扬，地产因而成为香港一种新兴的行业，不少人因此也跃跃欲试，以期像霍英东一样在短时间内赚得钵满盘满。一些人甚至想与霍英东“埋堆”（粤语合伙之意），与他在地产行业分一杯羹。
不赞成搞“大联合”
大约是1956年，即霍英东卖完希云大厦、礼云大厦、加路连山大厦的时候，李康节等人主动找上门来，对霍英东说：“霍生，你做地产生意很赚钱，不如我们一齐玩啦！”
据一些知情者说，李康节当时与霍英东并不相熟。他是上海人，原是搞建筑的。他看到霍英东经营地产赚大钱，于是想与霍英东“埋堆”，一起做地产生意，但苦于与霍英东并不相熟。后来，他联络了霍英东的一些朋友，包括朝鲜战争时曾与霍英东做过运输生意的那些人，一起找霍英东，希望与霍英东合作。
霍英东认为跟李康节等人合作，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于是宛然谢绝了他们的要求。
李康节又想出一个方法，搞“大联合”，把港澳两地的一些商家联合起来，合组一间公司发展地产。他能说会道，结果游说了澳门富商何贤等人加入。霍英东自然也在李康节极力游说之列。霍英东虽然不赞成“大联合”的做法，认为“大联合”会引发很多问题，但最后
还是拿出一些钱入股。
由港澳两地多个商人组成的联合公司由李康节掌管。公司以北角为基地，大量抢购北角的地盘，其中购得的最大一幅地盘就是香港电灯公司的电厂；并在短时间内，采用售楼花方式，发展丽宫大厦等住宅楼宇。
霍英东虽是联合公司的股东，但对这间公司的生意，一直采取不闻不问、不理不睬的态度，从未介入其中，好像自己是局外之人，任由李康节发展。其实，霍英东当初答应入股联合公司，一是给何贤和一些曾和自己做过运输生意的朋友一点面子，二是息事宁人，免得别人再来打自己公司的主意。
纵观霍英东的发家史，我们可以看到，霍英东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迅速在地产界冒起，并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确立自己在地产界、工商界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是因为他顺应社会需要，匠心独运，大胆创新，以一个个“创举”为自己带来滚滚财富；另外，霍英东独特的处世方式，也是他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