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东全传-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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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英美封杀 贱价卖星光行（2）
霍英东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有些感慨地说：“我以前同你讲过，我从来没有负过任何人，但不少与我合作的人都有负于我。‘星光行’的事，我记得当时我有两个方案，一个是我借钱给其他股东，支持他们，不要卖‘星光行’，第二个方案是发行A、B股，起码这块地本身就很有价值。”
停了一下，霍英东又继续说：“我历来做生意，真是太公道了，总之帮人发达，除了珠城大厦、‘星光行’，西环煤气公司的那块地盘也是一样。那时是1967年，地产萧条得不得了，卖煤气公司那块地，总数是600多万，但其他人只凑了90万就不出钱了，我就自己出钱，找屈洪畴会计师来，发行A、B股，尽量保持他们的利益。历来，朋友碰到困难，我都是完全帮他们，其中何鸿燊、汤于翰等人是最典型的例子……”
“这些事，你不讲，外人不可能知道。”我说。
霍英东不以为然：“不是的，他们都知道的，只是不说出来而已。”
言归“星光行”事件，事实上，霍英东当时确实曾有意独资买下星光行，因为他仍然看好香港未来的地产市道。至于后来放弃，原因是：他很清楚，若自己独资购下星光行，英、美方面也绝不让自己有好日子过。
英资公司乘人之危
这时，英资的置地公司窥准机会，找到霍英东，提出以3750万港元收购星光行。置地是香港最大的外资地产公司，其母公司怡和以贩卖鸦片到中国起家，是香港最大的英资公司之一。
在地产市道一片萧条的情况下，3750万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价钱。为减少损失，霍英东于是同意以这个价钱卖给置地。
谁知，置地在收购过程中，节外生枝，提出一个新的收购方案：置地先付清霍英东投资的750万和汇丰的1000万港元贷款；其余2000万，则以承诺票据形式结算。
“只写一张Promisory Note，这个条件不合理！”霍英东不同意这种付款方式。
但置地很清楚，霍英东在英、美联手“迫害”下，已没有任何办法，所以一味坚持以承诺票据结算。
20多年以后，当霍英东再次向我提起这宗不公平的买卖时，仍然愤愤不平：
“世上哪有这样岂有此理的事？你向我买物业，我将物业转名过户，你却来一纸票据结算。价钱多少是小事，但我觉得，这是史无前例的耻辱！”
断臂贱卖星光行
“我就算卖，也不能卖得这样低声下气！”霍英东打算与置地停止交易，另找买家——即使价钱低也无所谓。
其实，以霍英东当时的名望和关系，要找一个买家并非难事。但是，即使把星光行卖给自己选择的买家，霍英东仍然有一个顾虑。原来，霍英东当时有两家设在珠城的戏院，所放映的电影都是向美国的米高梅、霍氏等8大电影公司购进的；若美国继续向他施压，则戏院的片源就有问题，两间戏院就难以生存，而其它问题也可能接踵而来。
于是，霍英东先透过律师，写一封信给美国驻港领事，查问若自己出售星光行后，星光行是否从黑名单中剔除。美国领事答复：先要看买家是谁。很明显，美国和英国都不希望星光行落入亲中人士手中。
到此，霍英东很清楚了：若星光行不卖给置地，自己以后可能还会遇上很多麻烦。
再三权衡之后，霍英东壮士断臂，被迫收下置地的那纸承诺票据，出售星光行。
却说置地买下星光行的不久，香港局势趋于平静，地产市道也逐渐复苏，到了1970年，中区地王竟以2。58亿港元成交，创当时香港和世界地价的最高纪录；而星光行也在短短时间内全部租清。置地乘人之危，大赚一笔，而霍英东却损失惨重，事后还不时扼腕长叹！
逐渐淡出香港地产市场
在星光行事件中，霍英东虽然受了重挫，损失惨重，但那完全是因为英美两国的“政治迫害”所致，并非他的投资失策。霍英东是一个商业奇才、投资高手，这是人人公认的。
星光行事件之后，霍英东仍然看好地产市道的前景。霍氏集团的一位职员对我说：“当时，霍老板交待我买一百几十个地盘回来，但不用自己公司的名，是用我的名。那些地盘在报纸上登出来，中环一带的是200多元1英尺，湾仔50元左右1英尺，有些地盘甚至一分钱不要都有人愿意转给你，因为政府逼住地主交地价。但我没有拿回来。不然的话，以后把
一些地盘转卖给新鸿基、长实，就发大财了！”
而霍英东自己，并没有因为在星光行事件中受挫而偃旗息鼓，他在地产市道仍然疲软时，还是把大量资金押在地产上。1968年，他斥资发展康宁道24号第一期工程；1969年，发展维多利亚大厦、康宁道48～52号第二期工程、铜锣湾道82号工程；1970年，斥资140万买下薄扶林沙宣道33号豪宅，并发展钵仑街124～128号工程。然后，又将资金投放于轩尼诗道、天后庙道一带的物业。
但是，由于港英政府有意“封杀”霍英东的发展空间，所以1967年之后的霍英东，虽然也在地产市场有些投资，但与1967年之前在地产界纵横叱咤的势头相比，根本不能同日而语。霍英东迫于无奈，已经改变投资策略，以退为攻，步步为营，并逐渐淡出香港的地产市场。
第二十七章英美封杀 贱价卖星光行（3）
事实上，经过1967年的地产低潮之后，当时在香港，霍英东仍然可以说得上是手头资金最为充裕、实力最为雄厚的地产商之一。也就是说，他从那时起，逐渐淡出地产市场，“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相反，当霍英东逐渐淡出香港地产界之时，香港一些华资地产商却乘势而起。“六七”后，一些英资财团对香港前途缺乏信心，没有作长远发展的打算，因而未能充分利用其拥有的庞大土地和雄厚财力自行发展，而是倾向于将土地出售。一些华资商人，如郭得胜、李兆基、李嘉诚、胡应湘、郑裕彤等，乘机大战地产市场，并大有斩获，业绩斐然，财富剧增，成为香港地产行业的中流砥柱；连同原有的华资集团，到了70年代初期，华资地产商已强大到足以与英资分庭抗礼。而霍英东，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郭得胜、李嘉诚、李兆基等人，兴建一个又一个屋村，大发其地产财。
不少人因此感叹说：“若不是港英政府与美国政府联手施‘政治迫害’，则当今香港十大地产商之首，极有可能是早在五六十年代就执地产业牛耳的霍英东！”
港府不让霍英东发展货柜码头
除了在地产业等限制霍英东不断坐大之外，港府似乎还想在其它有发展前景、经济效益很好的行业上，限制霍英东的发展。
据霍英东自己所述，他曾经是香港最早介入货柜码头经营的人士之一。
“那大概是1968、1969年，那时，世界货柜运输业刚刚兴起，香港也顺应这个潮流，要在葵涌发展货柜码头，于是划出葵涌的几幅海边地皮来发展。我和董浩云那时对此都有兴趣，但顾虑也是有的。我担心把码头搞起来后，没有船来停泊，而他却担心搞货柜船之后没有码头停泊，所以最初他不想把自己的货船改为货柜船。”有一次，在对我谈起与董浩云的关系时，霍英东主动提起这段并不太为人所知的往事。
“那时，港府推出葵涌一、二、三、四号四个货柜码头项目，最大的那个码头，也就是现在的一号码头，最早是由我一个人独力投得的。我虽然没有货柜船队，但我当时计划以私人公司形式经营公众码头，我没有船，但可以让所有的货船来停泊，就像机场公司一样，自己没有飞机，航空交通就交由航空公司，我只提供码头场地……”
“那后来为什么又不做了？”我问。
“不是自己不想做，困难虽然有，但自己当然有信心，比如我和政府签合同供应全港的海沙，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出现过没有沙的情况。港府当时节外生枝，要我担保，每年至少要有20万个货柜箱在码头停泊，才能让我做。其实，当时，整个香港也没有20万个货柜箱。”
“港府为什么会提出这个要求限制你？”
“我当时对港府说，就当我是向政府买幅地盖房，盖了房之后，有无人住是我的事。又如我盖写字楼，你无理由要求我要保证有多少人来租用才给我发展。我是一个投资者，我投资建起了码头，有无货柜箱，是我自己的事，蚀本也是我自己蚀，不关政府的事。”
“说到底，政府是不想给你发展？”
“这是没理由的，港府是出一些难题，不让我做。所以，我干脆放弃了，后来港府转给了几个做货柜船的公司经营……”
而霍英东得而复失的葵涌第一号货柜码头，后于1972年5月建成启用。
货柜运输业发展迅速，并很快就成了世界运输业的主流；香港也正是凭着拥有吨位大、服务一流的货柜码头等优势，在20世纪70年代一跃成为世界海运中心之一。
货柜运输业自兴起之后，在短短20多年间，虽然几经沧桑，其间又曾受到海运业出现大萧条的世界性危机的严重冲击，但货柜码头经营至今仍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
霍英东因港府的歧视，失去了发展货柜码头的机会，也可以说是失去了一盘可能让他财源广进的大生意。
如果不是因为港府的歧视，说不准，霍英东在继五六十年代成为香港“地产大王”之后，又有可能再成为货柜码头行业的巨头。
第二十八章文莱开港 震霆小试牛刀（1）
“六七”之后，霍英东与20多家外国公司竞争，一举夺得文莱开港的大工程。他派刚学成归来的大儿子震霆到文莱，主持这个工程。4年之后，文莱最大的深水港口和货柜码头终告完成，在文莱的经济发展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投得文莱港口工程
20世纪60年代后期，霍英东曾搬过两次家。1955年，他已从蓝塘道搬到铜锣湾的希慎道；1967年，他搬至山顶的普乐道2号居住；到了1970年，又乔迁到沙宣道33号，并一直在
这里定居至今。
饶有趣味的是，曾有风水学家黄文超把霍英东的隐退与他沙宣道33号豪宅之风水联系起来，因为霍家是在1970年迁入此，刚好与引退之期相近。
该风水学家称，“霍宅大门正值‘山气’气运，故有泉石之意向。霍宅在此峦头（宅外环境）理气当中，自然是退守归隐的意向最强。但外局理气却利名声，故虽隐，然而亦见名声。此为霍宅之总构格局。”
“六七”，可以说是霍英东事业上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前，霍英东战意甚勇，叱咤风云；在这之后，他处事低调，生意方面几乎是只守不攻。
霍英东于“六七风暴”之后逐渐淡出香港，但在另一个国家却异军突起。
1968年初，星光行事件之后，霍英东带领400多人和一支船队，从香港出发，浩浩荡荡地开进文莱。这支船队由工作船和运输船组成，船上载着汽车、机器设备、填海工具和生
活用品。原来，这是霍英东旗下的有荣工程公司，要到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兴建港口工程。
文莱是东南亚的一个小国，面积只有5000多平方公里，但石油、天然气和森林资源极之丰富，石油储量、年产量居东南亚第三位。60年代的文莱，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小国家。
1967年，为了加强对外经贸，把本国的石油、天然气和橡胶等资源大量出口到其它国家，文莱政府决定在首都斯里巴加湾兴建一个大型货柜码头和一个现代化的深水港。这是文莱经济建设中的一个关键性重大工程，故而文莱政府把工程向全世界招标。
霍英东旗下的有荣工程公司，自50年代中期起，一直从事填海造港、市政设施建设等工程，其间曾到荷兰治理港口；而在香港，“有荣”承建的工程则数不胜数。得知斯里巴加湾港口工程向世界招标，已经对香港地产业意兴阑珊的霍英东，跃跃欲试，也下标竞投。当时，参与竞投的外国公司有20多个，竞争激烈，最后霍英东的“有荣”脱颖而出，一举中标。据称，这是香港建筑公司第一次在国际上与外国同行竞争中击败对方。
让儿子挑起重担
这次，霍英东除了带领400多人的工程队开往文莱，还把大儿子霍震霆也带上。那时，霍震霆刚刚从美国南加州大学学成回来。
霍英东虽然出身贫寒，读书不多，中学没毕业就因战乱而辍学，但他深知读书的重要，故他的子女都接受良好的教育，几乎所有的子女都到国外念书。霍震霆幼年时在香港的名校
——圣士提反学校读书，后到英国的NORMANDALE SCHOOL 和 MILLFIELD SCHOOL两间学校求学，之后又就读于美国南加州大学。
霍英东把震霆带到文莱，是把统筹、管理开港工程的重任交由他承担，希望他从中学到做生意的本事。
“你的第一课在斯里巴加湾上，在你处理港口工程的第一天开始。”霍英东语重心长地对震霆说，“接受现代教育固然很重要，但我始终相信一个人必须在实际中才能成熟，其中刻苦耐劳至关紧要。”
一天下午，在香港中华游乐会的西餐厅里，我和霍震霆交谈时，也谈到他主持文莱开港工程的往事。
霍震霆平时不爱说话，也不爱抛头露面，除出席一些体育场合外，极少参与社交应酬，给人的印象是极为低调，不像一些富豪第二代那样喜欢抛头露面。他梳着大分头，发式几十年保持不变，平时总喜欢戴有色眼镜，神情冷峻，深不可测，一副冷酷形象。不怒自威，一股震慑力从眉宇间散发出来，挥之不去，比父亲霍英东更具威严气色。
他平日不苟言笑，但一旦谈起他感兴趣的问题，话匣子一打开，往往会海阔天空、滔滔不绝。
“其实，在此之前，我就已经很想到文莱一游。我在英国读书时，认识一些文莱留学生，他们全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其中有一位回国后 在政府的什么工程部当官。他们曾多次邀我到那里游玩。想不到，第一次去文莱不是去旅游，而是负责那么大的工程。”谈起他踏进社会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