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 作者: 张耀杰-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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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6月2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就孙逸仙夫人去中　国参加今年7月举行的孙逸仙葬礼问题，给她发电报，说明她在这种情况下完　全有自由进行她认为需要进行的活动，同时说明我们并不认为自己可以对她　施加压力”。
由于孙中山的遗体安葬仪式被推迟，宋庆龄并没有于1928年7月返回国　内，而是于同年年底，返回莫斯科与苏联朋友一起欢度圣诞节。
1927年11月14日，联共（布）中央联席全会决定，将党内反对派托洛茨基、　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在12月2日至12日召开的联共（布〕15次代表大会上，又　决定将加米涅夫等75名“托…季联盟”骨干分子开除出党。随着托洛茨基派在　权力斗争中失败，整个苏联逐渐陷人恐怖之中，共产国际被重组，莫斯科中山　大学被解散，大批由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派往苏联的留学生，被强制流　放甚至秘密处死。与宋庆龄有过密切交往的越飞，也于1927年11月17日自杀　身亡。曾经在国共合作时期主导过中国的国民革命及北伐战争的鲍罗廷，注　定要成为革命失败的“替罪羊”，不久便失去自由直到死在狱中，再不能履行　他离开中国时许下的要与宋庆龄等人共同总结中国革命失败教训的诺言。一　心想寻求苏联共产国际的政治支持和道义援助的宋庆龄，因此陷入被动之　中。1928年7月28日，中共派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陈宽，在共产国际六大十　五次会议上发言时，还极力攻击了孙中山和宋庆龄：
最近一期的《工人画报》（责任编辑是明岑贝尔格同志广由于疏忽大意，　我们却替国民党捧了场。这期杂志的封面上，印有“第三党”头面人物之一孙　中山夫人（宋庆龄）的肖像。在照片背面有引自孙中山《建国方略》的语录，而　孙中山的学说是反对阶级斗争的，现在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
现阶段的中国革命已是苏维埃革命，中国革命早已不是遵循孙中山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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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而是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不断得到发展的。恪守孙中山精神的继承　者们，无论是蒋介石之流的右派，还是宋庆龄、邓演达这样的左派，这些人恰　恰相反，他们应该是中国劳动群众无往不胜的革命过程中的失败者。
正是由于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普遍存在的“左”倾错误路线，国际反　帝大同盟于1928年12月在德国柏林召开会议时，作为该同盟名誉主席并且居　住在柏林的宋庆龄，没有得到参加会议的邀请，而是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团专门从莫斯科选派黄平、余飞参加会议。黄平在会议发言中，除了谈反帝问　题之外，还根据当时的“左”倾理论，公开表示“国民党左派是比右派更危险的　敌人，因为他们还能欺骗群众”。会后，黄平等人到康特大街的中国饭店吃饭　时；恰好遇到宋庆龄；他视同路人，连上前打个招呼都不肯。
1929年4月，宋庆龄在临时秘书黄琪翔陪同下，从德国启程经苏联回国，　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孙中山葬礼。回国途中，宋庆龄在苏联发表《关于不参与国　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为自己再一次访问苏联埋下伏笔。
同年9月21日，参加过孙中山的奉安大典的宋庆龄，乘法国轮船离开上海。　前来送行的孔祥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说：孙总理奉安后，曾寄一照片至法　国，交某公司制铜像，定价10万元，已付定洋2万，近驻法代表来电，谓该公司所　制之像，与原照略有走样，故孙夫人躬往料理，孙夫人或将长住法国。
事实上，宋庆龄此次出国的目的地不是法国，而是德国的柏林和苏联的　莫斯科。1929年10月，她在法国马赛登岸后不久，就再次来到了柏林。
四、牛兰案的营救活动
1931年7月23日，宋庆龄的母亲倪桂贞病逝于青岛别墅，宋庆龄在回国奔　丧途中再一次访问苏联，于8月13日回到上海。
据胡兰畦回忆，7月下旬她陪同宋庆龄经波兰抵达莫斯科，苏联外交部长　李维诺夫的夫人和加伦将军夫妇到车站迎接，宋庆龄随后与苏联领导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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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会谈。当天晚上，宋庆龄和胡兰畦换乘西伯利亚的东行列车回到中国。
8月18日，倪桂贞在上海万国公墓宋氏墓地与丈夫宋耀如合葬，棺材上覆　盖着国民党党旗。蒋介石“在赣剿赤匪，军务倥偬，一时无暇来沪”，本来准备　“派张群代祭”，在宋美龄的催促下，最终还是赶到上海“克尽半子之礼”。葬礼　结束后，蒋介石、孔祥熙与宋氏家族共进午餐。
同一天，宋庆龄收到美国作家德莱塞、棱因等31人发来的电报：“迫恳女　士关于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及其夫人之逮捕事件予以援助，免除不良待　遇，及求得释放。”
第二天，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克拉拉“蔡特金来电：“因为你是伟大的孙逸　仙理想的真实的承继者，我希望你会努力的援救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的秘书局　工作人员。”德国罗弗莱赫儿教授等10多名文艺家也联名来电：“在以下署名　的艺术团体中的作家，迫切的恳求女士对于被逮捕的泛太平洋同盟秘书之恶　劣情况有所减除，及求得他的自由。”
8月20日，德国版画家珂勒惠支教授与10多名妇女界人士联名来电：“最　紧急的恳祈你去援救被逮捕的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及其夫人的释放。”法　国著名作家罗曼丨罗兰等人，也于当天发来电报，请求宋庆龄营救牛兰夫妇。⑥　8月21日，宋庆龄致信杨杏佛：“请告诉史沫特莱勿将外文稿发表，因我要　亲自重写。至于牯岭和南京之行，由于我将处理某些报告，已打消此意。”
8月24日，上海主要的英文报刊《字林西报》，刊登宋庆龄与共产国际成　员、德国《法兰克福报》美籍记者史沫特莱的访谈记录《与史沫特莱谈话》，其　中重申了她自己的政治立场：“我的政治见解仍然和我1927年所陈述的相同，　那时我在离开中国以前曾在武汉发表了我的声明。”
史沫特莱能够登门采访，显然是第三党秘密党员杨杏佛积极联络的结　果。应该说，推动宋庆龄直接从事营救政治犯活动进而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　盟的，并不仅仅是牛兰案，同时还有第三党领导人邓演达于几天前的被捕及　几个月后的遇难。
1930年5月，邓演达从印度经香港秘密回到上海，租住在保定军校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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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同学任援道家里，地点是法租界的愚园路愚园坊20号。8月9日，邓演达借用　音乐家黎锦晖在上海法租界萨波赛路的公寓，以宴客名义召开改组“中华革　命党”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到会代表来　自十个省区，其中包括黄琪翔、章伯钧、朱蕴山、季方、郭冠杰、李世璋、郞兰　甫、潘震亚、杨树松、黎明、江董琴、杨逸棠、王枕心、罗任一、张资平、万灿、谢　树英、李毓九、詹显哲、王人旋、漆其生、黄慎之等30多人。会议选举产生中央　干部会成员25人。其中总干事邓演达；组织委员会主任郑太朴；宣传委员会主　任章伯钧，军事委员会正主任黄琪翔、副主任季方，民运委员会主任李世璋，　财务委员会正主任季方、副主任罗任一；侨务委员会主任彭泽民。在会议通过　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中，邓演达明确提出要“造成一支以黄埔学生为中坚的　革命军”，以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我们的政治主张》送到各家报刊后，只有日文报纸《上海日报》和《上海　新闻》摘要刊登，并且把“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简称为“第三党”，第三　党的名称由此载人史册。
同年11月，邓演达利用担任过黄埔军校教育长的身份，在第三党中组建　专门策反国民党军队的黄埔革命同学会，由黄埔军校毕业生余洒度为临时召　集人，陈烈、黄壅负责组织，俞墉负责宣传。经过大半年的努力，黄埔革命同学　会的加人者和同情者达到5000多人，占全部黄埔毕业生的一半还要多。蒋介　石的嫡系部队第十八军军长陈诚，不仅从十八军公积金中每月缴纳5000元党　费，还主动邀请陈烈、施方白、庄明远等人到第十八军任职，先后争取师长罗　卓英、周至柔、旅长萧乾以及团营长60多人加入第三党，计划在江西临川的清　江地区发动起义。
邓演达对于蒋介石造成的更加直接的威胁，是他与十九路军统帅陈铭枢　以及国民党元老蔡元培之间的秘密结盟。他们计划利用蒋介石调十九路军从　江西进攻广东的机会，占领东江和闽南一带，然后由蔡元培领衔发表倒蒋通　电。用陈铭枢的话说：“我同邓计议好后，即同蔡元培联系，立得同意，他并派　其秘书杨杏佛到吉安我军中密商。……其时，我认为蔡元培有政治威望，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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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群众基础，我有军事力量，我三人合作计划实现，定可另开一新局面。这一　密计的时间，大约是在八月上旬，距我到江西时还不到一个月。”⑦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先发制人，委派他的铁杆亲信王柏龄及陈群、杨虎　等人，悬赏30万元缉拿邓演达。1931年8月17日下午4时，由于叛徒陈敬斋的出　卖；邓演达在出席上海愚园路起义干部训练班结业仪式时，被租界当局逮捕。　在随后几天里，黄埔革命同学会的负责人余洒度、陈烈、徐会之、余墉、罗任一　等数十人相继落网，由淞沪警备司令部押往南京。为了维护自己在黄埔军校　学生中的绝对影响力，蒋介石采取对邓演达从严、对黄埔学生从宽的政治策　略，于1931年11月29日向侍卫长王世和下达密令，由王世和派人把邓演达枪　杀于南京麒麟门外的沙子岗。
12月19日，谢树英在杨杏佛陪同下来到宋庆龄寓所，代表第三党请她出　任该党的领导职务，被她以“我暂时不能出来”为借口予以拒绝。尽管如此，宋　庆龄还是于悲愤中用英文写下一份《宋庆龄之宣言》，交给谢树英拿去发表，　其中严正表示说：“国民党以反共为名来掩饰它对革命的背叛，并继续进行反　动活动。……但是，忠实的、真正的革命者却被有意地百般拷打，以致＇至＇于　死。邓演达的惨遭杀害就是最近的例子。……我坚决地相信，只有以群众为基　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　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
牛兰，本名雅科夫^马特维耶维奇^然德尼科，又名保罗，鲁埃格，“牛兰”　只是他在中国从事秘密情报工作期间所采用的许多化名中的一个。他原籍波　兰，出生于乌克兰，是苏联契卡（克格勃的前身）的工作人员，此前曾在共产国　际南洋局工作。1930年，共产国际东方部在上海设立远东局，他奉调来华，在　远东局联络部负责管理秘密电台、地下交通及其经费。他的另一个相对公开　的身份，是红色工会国际分支机构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秘书。1931　年6月15日，英国巡捕根据共产国际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后的供词，在上　海公共租界逮捕了牛兰和妻子汪得利。两人被捕时随身携带有多国护照，并　且在上海拥有多处住所，从而引起租界当局和国民党当局的高度重视。同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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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0日，他们被中国政府引渡并且在上海高等法院第二法院受审。8月14日由　上海警备司令部押送南京。
牛兰夫妇被捕后，苏联共产国际在充分调动国际著名人士公开声援的同　时，还由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局驻上海站负责人哈尔德丨左尔格、中共中央　联络员及中央特科负责人潘汉年，迅速制定营救计划，不惜一切代价予以营　救。在左尔格、潘汉年等人的幕后指挥下，被推到前台直接与国民党当局打交　道的，是宋庆龄、史沫特莱、杨杏佛、蔡元培、伊罗生等人。
1931年12月，宋庆龄专程前往南京会见蒋介石，提出以遣返留俄的蒋经　国作为释放牛兰夫妇的交换条件，遭到蒋介石的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宋庆　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接连发起宣传攻势。
1932年7月1日，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罪”提起公诉；认定牛兰受共产　国际指挥，有“赤化”中国的计划。牛兰夫妇于第二天开始第四次绝食，抗议中　国政府拒绝他们聘请外籍律师出庭辩护。
7月10日，潘汉年在汉口路老半斋菜馆以请客为名，邀请上海文化界著名　人士柳亚子、田汉、郑振铎等人，商讨营救牛兰夫妇。第二天，经左尔格出面联　络，由宋庆龄、杨杏佛、史沫特莱、斯诺、伊罗生等32人组成的上海牛兰夫妇营　救委员会，在四川路开设办事处，并于当天发表英文宣言：“我侪与欧美各国　之著作家、医学家、法学家、科学家、艺术家、教育家及政治家，凡关心牛兰夫　妇案者，共同联络，为人道正义及不可侵犯之政治自由权，而请求应准牛兰夫　妇之请求，将案移沪，或将其全部释放。此种请求须立时应允。今日为牛兰夫　妇在南京绝食之第十日，世界最高思想所系之二人生命，国民政府视之如儿　戏；牛兰夫妇果因绝食而死，任何歉意，任何理解，皆不能涤此污点。我侪欣然　与世界营救总会合作，以达成功。”
8月19日，江苏高等法院判处牛兰夫妇死刑，并援引大赦条例减为“无期　徒刑”。8月25日，宋庆龄、蔡元培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身份，“请求特赦牛兰夫　妇”，没有得到国民党当局的正面回应。
1932年11月2日，宋庆龄向外国报刊发出一封英文专函。11月3日，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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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日报》以《宋庆龄之新志愿》为题，转述了其中的内容：“孙夫人函外报，　谓社会仅知营救陈独秀，而不提其同时被捕之十一人，更未追论恐怖时代被　牺牲之斗士。予现拟参加组织一团体；专以保护及营救所有政治犯，及清共时　被牺牲者为职志。予盼中外知识阶级及友朋参加是项运动。”
在同一天的北平《民国日报》中，还刊登有陈独秀案的一则消息：“沪公安　局冬晨，将共犯陈善甫、饶志陆、纪维芳、李荣生、苏正梅、吴俊臣、吴陈氏、刘　志福、刘防芳、陈王氏、朱彩弟十一人解京，即交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