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 作者: 张耀杰-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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笱�生逃难，发令的有　道理，批评的也有道理，不过这都是些字面，并不是精髓。……说一句老实话，　那就是并非因为古物的‘古’，倒是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后，还可以随身带着，　随时卖出铜钱来。大学生虽然是‘中坚分子’，然而没有市价，假使欧美的市场　上值到五百美金一名口，也一定会装了箱子，用专车和古物一同运出北平，在　租界上外国银行的保险柜子里藏起来的。”
1932年就开始准备的古物南迁，是在易培基的主持下进行的，吴景洲曾经　劝告说：“古物一出神武门，责任即重，问题多，闲话也多。我们最好不做此事！　”　易培基的答复是：“大敌当前，国家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都不应该考虑这些问　题，推卸责任！”由此可知，鲁迅采用化名批评“故宫古物”的迁移，其实就是在批　评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易培基。曹聚仁的“鲁迅从来没有骂过易培基”的说　法，应该改写为“鲁迅从来没有用自己的真实姓名点名骂过易培基”才算准确。
故宫文物运抵上海后不久，在权力斗争中与李石曾、吴稚晖、易培基等人　结下私仇公怨的汪精卫、张继等人，通过最高法院检察署署长郑烈公幵发难，　控告易培基、李玄伯、吴景洲、萧蘧等人盗取故宫文物，致使易培基于1933年　10月15日主动辞职。1933年12月30日，易培基受到通缉，只好躲避到天津　和上海的租界区度过余生。1937年9月22日，易培基去世，终年57岁。
关于易培基的为人，早年与他同在湖北方言学堂读书、后来又一直在故　宫博物院共事并且一起被牵扯进故宫盗宝案的吴景洲（瀛〉，在《故宫盗宝案　真相》中写道：“他是我的总角之交，是一个最不世故的人。他自己说是乡下人　做大官，这话倒也十得八九，所以不讨人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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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洲的儿子吴祖光，在《故宫盗宝案真相。序》中给出的却是完全不同　的另一种评论：“父亲的受冤受害，完全是由于为了他的一个‘同患难而观点　各异、亲而不信的总角之交’引起的。从人情而言，他的自幼相交的同窗好友　易寅村先生乃是一个薄情负义的朋友……
易培基究竟是如何“薄情负义”的，吴祖光并没有举出事实证据。有趣的　是，负责通缉易培基和吴景洲的最高法院检察署署长郑烈，就是著名剧作家　曹禺的第一任妻子郑秀的父亲。抗日战争期间，吴祖光与曹禺夫妇曾经在四　川江安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毗邻而居。到了　1957年反右派时期，曹禺针对“右　派分子”吴祖光又展开了言辞激烈的政治批判。
注释：
①《鲁迅回忆录》散篇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806页。
②《校务维持会代表周豫才先生致欢迎词》，见《女师大周刊》第118期，1926年1月18日。
③晶清、青方笔记《学生自治会代表许广平先生演说辞》，见《女师大周刊》第119期，　1926年1月25日。
④《两地书》原信五十九，见《两地书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93页。
⑤《倪墨炎书话》，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页。
@#迅1927年12月9日致章廷谦信，《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03页。
⑦《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52页。胡适去南京参加全国教育会　议的时间是1928年5月17日，此前他在1928年3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蒋梦麟有信来，说要　办浙江大学文理科，要我去办哲学与外国文学两门。我回信辞了，荐通伯任外国文学，哲学　请他自兼，请单不庵帮管中国哲学的事。”由此可以断定，此信的写作日期应该是1928年5　月29日。“裴子”即与汤尔和、马叙伦、蒋梦麟关系密切的浙江同乡邵裴子。
⑧《陈布雷先生文集》，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355页，
⑨吴景洲：《故宫盗宝案真相》，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27页。
⑩《鲁迅全集》第4卷，第477页。
？吴景洲：《故宫盗宝案真相》，第73页。
？吴祖光：《故宫盗宝案真相^序》。
《新青年》杂志的“复活”与终结
《新青年》杂志最初是依托上海群益书社出版发行的，群益书社为此承担　了很大的商业风险。随着八名北大教授及职员的集体加盟和轮流编辑，陷人　困境之中的《新青年》杂志得以“复活”，并且很快创造出品牌效应。拥有“金字　招牌”的《新青年》同人开始寻求经济独立，同人内部也一再出现分歧与裂痕，　最终导致一度辉煌的《新青年》杂志在内忧外患中画上句号。
一、《青年杂志》的创刊
据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中回忆，陈独秀依托民间出版机构自　主创办杂志的想法，可以追溯到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据我大叔回忆，　民国二年，仲甫亡命到上海来，他没有事，常要到我们店里来。他想出一本杂　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叫我认真想法。我实在　没有力量做，后来才介绍他给群益书社陈子沛、子寿兄弟。他们竟同意接受，　议定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二百元，月出一本，就是《新青年》（先叫《青年杂志》，　后来才改做《新青年》〉。一
与此相印证，陈独秀也在致章士钊信中表白说：“仆本拟闭户读书，以编辑　为生。近日书业，销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搁笔，静待饿死而已。杂志销　行，亦复不佳。人无读书兴趣，且复多所顾忌，故某杂志巳有停刊之象。《甲寅》　杂志之运命；不知将来何如也。”②
^文栽《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5月上半期，原标题为《〈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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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没有力量做”的汪孟邹是陈独秀的同乡好友，他于1913年春天到上　海创办亚东图书馆，原本是陈独秀的创意。亚东图书馆在初创阶段没有接受　陈独秀想要创办的杂志，却于1915年5月接受了章士钊（字行严，笔名秋桐〉主　编的《甲寅》杂志。章士钊为此专门在上海各报发布《秋桐白事》：“仆以孱弱之　躯，旅居海外。去岁夏间，同志数辈，创作《甲寅》杂志，属仆主任其事，社务丛　脞，益以屡病，出版愆期，至用惭歉。今为分工之计，以印刷、发行两事析与上　海亚东图书馆代为理治，仆只任编辑一部，心一意专，庶可期诸久远。自后凡　属印刷、发行事项，请向上海接洽；其有关于文字者，则直函日本东京小石川区　林町七十番地甲寅杂志社编辑部交仆可也。”
与此同时，亚东图书馆也在上海各报刊登了“《甲寅》第五期预告”：“自后　凡蒙爱读诸君惠购，请直向敝馆接洽。其一切收款、发报等事，皆由敝馆完全　负责。”③
《甲寅》杂志由于发表反对袁世凯的《帝政驳议》而遭受禁邮，加上章士钊　奔走于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在出版1卷10号后陷人停顿。袁世凯于　1916年6月6日去世之后，亚东图书馆在上海各报同时刊登了两则广告。
其一是《爱读〈甲寅〉者鉴》：“本杂志自去年九月被禁，国内不能邮寄，读　者无从购买，共和恢复以后，购者纷纷，销数骤盛。现在自第一号至第十号，　所存皆已不多，爱读诸君，尚希从速购取。每本实价大洋四角。外埠另加邮费　五分。”
其二是《甲寅杂志社启事》：“癸丑〖1913年）战役既毕，袁氏尽其力所能及，　钳制国人，使之噤伏。秋桐先生旅居日本；愤民意之不伸，创作《甲寅》杂志，援证　事理，力辟奸邪，一时中外风行，袁氏震骇；帝制议起，通令禁止销售。先生亦适　于此时归国，从事义举，海陆奔驰，无暇执笔，今兹政局粗定，国事之有待于言论　者甚多，先生拟将经手事件厘清终结，即便赓续为文。出版有期，再行布告。
《甲寅杂志社启事》只是亚东图书馆的一厢情愿。时任两广都司令部秘书　长的章士钊，已经成为直接参与权力分配的政治明星，他先在上海家中与方方　面面的名流政客反复磋商，随后于1916年7月21日前往北京魏家胡同的大宅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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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代表已经通电辞职的两广都司令、西南军政府总裁岑春煊，与继任总统黎　元洪、内阁总理段祺瑞商谈善后事宜，同时与各派政治势力保持联络。
到了　1925年，已经分道扬镳的国民党元老臭稚晖，在《章士钊一陈独秀一　梁启超》一文中回忆说：“今日章先生视《甲寅》为彼唯一产物。然别人把人物　与甲寅联想，章行严而外，必忘不了高一涵，亦忘不了陈独秀。见独秀两个名　词，尚以为是个绝世美男子。后我在《新青年》发起时晤到，正如韩退之所状苍　苍者动摇者的形貌，令我叫奇。唯时黎元洪由副总统升任大总统时代的内阁，　即定于上海霞飞路章先生的宅内。陈先生就像演赤壁之战，章先生充做诸葛　亮，他充作鲁肃。客到之先，客散之后，只有他徘徊屏际。”⑤
陈独秀自1914年赴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期间，高君曼及两个　孩子留在上海，由汪孟邹代为照顾。1915年6月，陈独秀和易白沙结伴回到上　海，与妻子儿女同住在上海法租界嵩山路南口吉谊里21号。汪孟邹在《梦舟日　记》中记录了陈独秀当年的行踪：
6月20日：“晚间为志孟、白沙洗尘。”
6月22日：“下午赴叔潜等通俗图书局开会之约，回家已六钟有零。”　6月23日：“上午十一钟到子寿宅，会议三家合办之事。终以分别筹款为　主。回家已五钟。”
7月4日：“在子寿处晚饭后，往志孟宅上谈事，将十二钟方返。”　7月5日：“子寿来，告以《青年》事已定夺云云。”⑥
“志孟”就是陈独秀。汪叔潜是通俗图书局的老板和安徽籍国会议员。上　海群益书社的老板陈子沛、陈子寿兄弟是章士钊的湖南同乡。“三家合办之　事”指的是拟议中的由三方联合从事文化出版事业。
汪原放的父亲汪希颜，是章士钊1902年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读书时的校　友，陈独秀是到南京拜访汪希颜时认识章士钊的。汪希颜于1902年夏天病逝　于南京，章士钊、陈独秀与他的弟弟汪孟邹成为终生不渝的好朋友。汪孟邹之　所以在章士钊与陈独秀之间做出厚此薄彼的抉择，正是基于《甲寅》杂志“一　时中外风行”的“金字招牌”。他的一个“竟”字，既透露出利用湖南人章士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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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甲寅》杂志拓展业务的生意经；同时也反衬出湖南人陈子沛、陈子寿兄弟　借助陈独秀另创品牌的过人胆识。
1915年9月15日，在章士钊撇开《甲寅》杂志奔走于国家大事的情况下，陈　独秀联合群益书社适时推出了自立门户的舆论阵地《青年杂志》。
二、《青年杂志》与《甲寅》杂志
章士钊在《甲寅》杂志的《本志宣告》中，明确提出“吾人”今后“惟一的觉　悟”是“政治的觉悟”，强调要用“条陈时弊，朴实说理”的办法批评时政，阐发　“政治根本之精神”。《青年杂志》以“本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社告》，为了尽　可能地吸引读者和作者，表现出的却是锋芒内敛和平易近人的低姿态：“国势　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　以修身治国之道。……本志以平易之文，说高尚之理。凡学术事情足以发扬青　年志趣者，竭力阐述。冀青年诸君于研习科学之余得精神上之援助。”
只拥有200元编辑费的陈独秀，在《投稿章程》中开出的是当时较高档次　的稿酬标准：“来稿无论或撰或译，皆所欢迎。一经选登奉酬现金。每千字自二　元至五元。”按照张宝明《从知识经济学的视角看〈新青年〉启蒙情怀的生成》　的说法，《新青年》的广告经营意识是一卷一个变化，甚至每号都有一个细小　的考量。第1卷的1号至6号一直保持着首“告、社告）尾“程〃（投稿章程〉的　格局。1号有《通信购书章程》，2号之后又有了除上海之外北京、新加坡等75　个“书局”、“书馆”、“学社”、“书庄”之类的“各埠代办处”。⑦
在没有树立起品牌形象之前，创办初期的《青年杂志》是甘心以《甲寅》杂　志的姊妹刊物的面貌出现的。《青年杂志》的“时评”、“政论”、“诗”、“译介”等　栏目，大都是从《甲寅》杂志直接复制过来的。《青年杂志》借以招徠读者的“通　信”，更是《甲寅》杂志的核心栏目。
《青年杂志》出版第1卷之后停刊6个月，1916年9月出版2卷1号时，正式定　名为《新青年》。随着袁世凯的倒台，北京政府对新闻出版事业的管制相对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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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曾经被袁世凯明令通缉的章士钊，不仅恢复了国会议员的身份，而且摇身　一变成为政治明星。在这种背景之下，陈独秀在“通信”栏中通过真假难辨的　读者来信，一再宣传《甲寅》杂志与《新青年》之间密不可分的传承关系。
在2卷1号“通信”栏中，刊登有以“贵阳爱读贵志之一青年”落款的读者来　信：“记者足下。近年来各种杂志。非全为政府之机关。即纯系党人之喉舌。皆　假名舆论以各遂其私。求其有益于吾辈青年者。盖不多觏。唯《甲寅》多输人政　法之常识。阐明正确之学理。青年辈受惠匪细。然近以国体问题，竟被查禁。而　一般爱读该志者之脑海中，殆为饷源中绝。（边远省份之人久未读该志矣。；）饥　饿特甚，良可惜也。今幸大志出版，而前之爱读《甲寅》者，忽有久旱甘霖之快　感。谓大志实代《甲寅》而作也。……闻足下有云‘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　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见第1卷第1号通信栏答王庸　工君文中。〉此言深合一般人之希望。祈坚持此意，一贯到底，则幸甚矣。”
在2卷2号“通信”栏中，署名王醒侬的读者表示说：“独秀先生大鉴。前于　《甲寅》四号中。获读大文甚佩。顷承友人赠以《青年杂志》一册。敬悉主撰者　为足下。言正理确。益世匪浅。……《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