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 作者: 张耀杰-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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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卷2号“通信”栏中，署名王醒侬的读者表示说：“独秀先生大鉴。前于 《甲寅》四号中。获读大文甚佩。顷承友人赠以《青年杂志》一册。敬悉主撰者 为足下。言正理确。益世匪浅。……《甲寅》杂志说理精辟，其真直为当世独一 无偶。昔被查禁，今出版与否尚不可知，……独惜吾辈青年，失此慈母也。继续 之任，不得不望于大志负之。”
2卷5号“通信”栏中，陈独秀在写给吴又陵（吴虞〉的回信中，专门谈到自 己在《甲寅》杂志担任编辑的经历：“又陵足下，久于章行严、谢无量二君许，闻 知先生为蜀中名宿。《甲寅》所录大作，即是仆所选载，且妄加圈识；钦仰久矣。 兹获手教并大文，荣幸无似。《甲寅》拟续刊。尊著倘全数寄赐分载《青年》、《甲 寅》；嘉惠后学，诚盛事也。”
2卷6号“通信”栏中，正在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读书的叶挺表示说：“记 者足下。空谷足音，遥聆若渴。明灯黑室，觉岸延丰。足下之孤诣，略见于《甲 寅》。渴慕綦岁。呜呼，国之不亡。端在吾人一念之觉悟耳。足下创行《青年杂 志》，首以提倡道德为旨。欲障此狂波。拯斯溺世。感甚感甚。”
在3卷3号“通信”栏中，另有“安徽省立第三中学校学生余元浚”的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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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秋桐先生之《甲寅》出版，仆尝购而读之，奉为圭臬。以为中华民国之言论 界中当为首屈一指，不谓仅出十册，而秋桐先生遽以国事故，不克分身及此， 仆当时为不欢者累月。然不料继《甲寅》杂志而起者，乃有先生之《新青年》。 《新青年》仆于今岁始得而读之，乃知为《青年杂志》之改名。但不识彼时先生 亦主任该志否。若然，则仆弃此不读而终日为无谓之欷嘘，仆之运诚啬矣。先 生之言论风采，曾于《甲寅》杂志见其一斑，其为一般人士所公认者，似不劳仆 再为赞誉。……黑海溟沉、神州梦熟、于秋桐先生外、望先生有以共拯之。”
陈独秀在回信中写道：“惠书督励，至为感愧。《青年杂志》，即《新青年》之 前身，二者皆所主撰。吾国教育，方始萌芽。方之欧美，犹未及万一。即此万一 之萌芽，其成分十之八，仍属科举之变相。旧文教之延续，居其十之一有五。其 真正近于欧美教育者，仅少而几于无有。甚愿国中教者学者，速速发心体会欧 美文明教育之果为何物。否即教育日渐扩张，去欧美之文明仍远也。独秀。” 在此之前，已经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还在致胡适信中介绍说： “手书并大作《文学改良刍议》，快慰无似。……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 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甲寅》准于二月 间可以出版，秋桐兄不日谅有函与足下，《青年》、《甲寅》均求足下为文。”⑧
这里所说的《甲寅》，已经不是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的《甲寅》杂 志，而是于1917年1月28日在北京创刊，由章士钊、李大钊、高一涵、邵飘萍等 人负责编辑的《甲寅》日刊。同年7月，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在日本东京停 留期间读到《新青年》3卷3号，在日记中写下了读后感想：〃《新青年》之通信栏 每期皆有二十余页（本期有二十八页〉。其中虽多无关紧要之投书，然大可为 此报能引起国人之思想兴趣之证也。”⑨
三、《新青年》的“复活”
《甲寅》杂志的编辑和撰稿人，大部分都是湖南和安徽籍人士，只是由于 章士钊的全国性影响，才俨然表现出大家风范。限于陈独秀当年的个人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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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创阶段的《青年杂志》几乎是安徽人的地方刊物。在有名有姓的19位作者中 间，陈独秀的文章最多，共10篇文章、4篇译文；其次是高一涵，共7篇文章、2篇 译文；再其次是易白沙，共发表5篇重要文章。其他作者包括汪叔潜0篇文 章广陈嘏〈5篇译文〉、彭德尊〔1篇文章〉、李亦民〈3篇文章、6篇“世界说苑”）、 薛琪瑛〔4篇译文广谢无量〖2首五言古诗〉、刘文典（丨篇文章、2篇译文广汝非 〈2篇译文〉、方澍0首五言古诗〕、孟明〖2篇译文〉、潘赞化〔2篇文章〉、高语罕 （淮阴钓叟，2篇文章〉、李穆0篇译文〉、谢鸿〈2篇文章〕。其中的陈独秀、高一 涵、刘文典、谢无量、易白沙，都是从《甲寅》杂志转移过来的。谢无量虽然是四 川人，但4岁时随在安徽任知县的父亲迁居芜湖，他自己在安徽公学任教期间 与陈独秀等革命党人建立了密切联系。易白沙是湖南长沙人，长期在安徽教 育界从事革命活动，辛亥革命时期曾与高一涵等人策划起义。除此之外，其他 撰稿人大都是陈独秀的亲朋好友。高一涵是安徽六安人，与陈独秀有师友之 谊。刘叔雅（文典〉是合肥人，在安徽公学读书时接受过授业教师刘师培、陈独 秀的影响。潘赞化是桐城人，自1902年起一直是与陈独秀并肩而行的同学加 同志，1916年与传奇女画家潘玉良结婚时，陈独秀是唯一嘉宾。高语罕是寿县 人，清末时是陈独秀任总会长的“岳王会”的外围组织“维新会”的成员，后来 经陈独秀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并且与陈独秀一起秘密发展高一涵为中共党 员，再后来他又与陈独秀一起成为“托洛茨基派”的代表人物。专门从事文学 翻译的陈嘏；原名陈遐年，是陈独秀的兄长陈孟吉（庆元〉的长子。
《青年杂志》从2卷1号起改头换面为《新青年》，封面上开始出现“陈独秀 先生主撰”的醒目提示。此前的《社告》也被两份《通告》所替代。
通告一写道：“本志自出版以来；颇蒙国人称许。第一卷六册已经完竣。自 第二卷起，欲益加策励，勉副读者诸君属望，因更名为《新青年》。且得当代名 流之助，如温宗尧、吴敬恒、张继、马君武、胡适、苏曼殊。诸君允许关于青年文 字皆由本志发表。嗣后内容，当较前尤有精彩。此不独本志之私幸，亦读者诸 君文字之缘也。”
通告二写道：“本志第二卷第一号起，《新闻读者论坛》一栏，容纳社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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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不问其‘主张’ ‘体裁’是否与本志相合。但其所论确有研究之价值，即皆一 体登载，以便读者诸君自由发表意见。”
前者以“名流”相标榜，后者以“互动”相吸弓丨，从而将杂志的“研究”性和 “新闻”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新青年》杂志虽然不断扩大作者群，却没有改变以安徽人为主体的地方 性刊物的格局。直到4卷1号演变为由北京大学的六位教授轮流编辑的同人刊 物之后，才真正成为全国性的著名期刊，并且直接开启了以普及推广白话文 写作为第一目标的新文化运动。正是基于这一事实，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 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写道：“民国七年一月《新青年》复活之后，我们决心做 两件事：一是不作古文，专用白话作文；一是翻译西洋近代和现代的文学名 著。那一年的六月里，《新青年》出了一本‘易卜生专号’，登出我和罗家伦先生 合译的《娜拉》全本剧本，和陶履恭先生译的《国民之敌》剧本。这是我们第一 次介绍西洋近代一个最有力的文学家，所以我写了一篇《易卜生主义》。在那 篇文章里，我借易卜生的话来介绍当时我们新青年社的一班人公同信仰的 ‘健全的个人主义’。”⑩
用“复活”来区别由陈独秀一人主编的《新青年》和由六位北大教授轮流 编辑的同人刊物《新青年》，并不是胡适的个人意见。周作人在1945年的《红楼 内外》中并不十分准确地回忆说：“《新青年》本来名叫《青年杂志》，是极平凡 的一种学生读物，归陈独秀编辑后始改名，经胡博士从美国投稿帮忙，成为文 学革命的先锋。”@
1918年10月5日，直接参与《新青年》创刊及发行工作的汪孟邹，在致胡适 信中提供了更加真实的信息：“廿九号复书已悉一是，仲甫仍未来讯，盼念之 至。……《新青年》过期太久；炼亦深不以为然。但上海印业、商务、中华不愿代 印，其余民友各家尚属幼稚，对于《新青年》以好花头太多，略较费事，均表示 不愿。目前是托华丰，尚不如前之民友。炼今日代群益向民友相商；子寿之意 如可如期，决不惜费，奈民友竟一意拒绝，使人闷闷，拟明日更至别印所接 洽。”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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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印证，钱玄同此前也在日记中写道：“至大学授课三小时。《新青 年》四卷一号已寄到。居然按】311。15之期出版，其中所用新式圈点居然印得很 像样子，可喜可喜。”⑩
由此可知，与白话文写作相配套的“新式圈点”的印刷问题，在当时确实 是摆在群益书社和《新青年》同人面前的一个难题，同时也是《新青年》“复活” 的重要标志之一种。
四、“金字招牌〃的形成
《新青年》形成具有社会号召力和市场号召力的“金字招牌”，是4卷1号 “复活”之后的事情。借用汪原放的话说：“《新青年》愈出愈好，销数也大了，最 多一个月可以印一万五六千本了〈起初每期只印一千本〕。”
比起汪原放的事后回忆，汪孟邹在致胡适信中另有更加真实的文字记 录：“仲甫去职，已得他来讯。旧党当然以为得势，务望兄等继续进行，奋身苦 战，不胜盼念之至。《新青年》四号起决就北京印订，与子沛函亦已阅悉，子沛 今日已函复矣。
在落款时间为1919年4月23日的另一封信中，汪孟邹又写道：“阅《新申 报》，知《新中国杂志》将要出版，甚以为喜。敝馆愿任上海总经理之事，不识可 否？条件如何？请速函达。如以为可，请将敝馆刊入末页，以便买客周知为荷。 近来《新潮》、《新青年》、《新教育》、《每周评论》销路均渐兴旺，可见社会心理 已转移向上，亦可喜之事也。各种混账杂乱小说销路已不如往年多矣。
《新青年》准备从6卷4号开始在北京“印订”，足以证明在以北京为中心的 北方地区和以上海为龙头的南方地区“销路均渐兴旺”。6卷5号扉页以群益书 社名义发布的广告《〈新青年〉一至五卷再版预约》，就是该刊已经形成“金字 招牌”的重要标志。
1919年10月5日，《新青年》同人在胡适家聚会，决定由陈独秀收回主编 权。随后的6卷6号在封二刊登极其醒目的《本报启事》：“凡与本报交换的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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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等，请寄北京北池子箭杆胡同九号本报编辑部。各报与本报交换的广告， 请寄上海棋盘街群益书社本报发行部。敬求注意！ ”在同年12月出版的7卷1号 中，还刊登有《〈新青年〉编辑部与上海发行部重订条件》的合同文本：
一、自七卷一号起，印刷发行嘱上海发行部办理。
二、中国北部约每期可销一千五百份，由发行部尽先寄与编辑部分派，以 后如销数增加，发行部应随时供给。
三、以后发行部当担任每期至少添印二百五十份。
四、编辑部担任如期交稿。
五、发行部担任如期出版。
六、发行部每期赠送编辑部一百份外，并担任编辑费一百五十元。但编辑 员于所箸稿件仍保留版权。凡《新青年》刊载之小说、戏剧，如发行部欲另刊单 行本，其相互条件由著作人与发行部商定之。著作人亦可在别处另刊单行本， 但承认发行部有优先权。
七、此上各条以第七卷为试行期。第八卷以后，应否修改，由编辑部与发 行部商酌定文。
从这份合同可以看出，《新青年》虽然不给同人作者计付稿费，每一期的 编辑费连同北京地区的发行费，还是较为可观的。1920年4月26日，陈独秀从 上海给“守常、适之、申甫、玄同、孟余、盂和、百年、尹默、慰慈、抚五、逷先、启 明”共12位同人写信说：“《新青年》七卷六号稿已齐（计四百面〉，上海方面五 月一日可以出版，到京须在五日以后。本卷已有结束’以后拟如何办法，尚请 公同讨论赐复：①是否接续出版？②倘续出，对发行部初次所定合同已满期， 有无应与交涉的事。③编辑人问题：〈一）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二）由在京一 人担任；（三）由弟在沪担任？为时已迫，以上各条，请速赐复。”⑩
守常即李大钊、适之即胡适、申甫即张崧年、孟余即顾兆熊、百年即陈大 齐、抚五即王星拱、逷先即朱希祖、启明即周作人。1920年5月11日，胡适在中
《新青年》杂志的“复活”与终结
央公园召集上述同人就陈独秀来信进行讨论，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上午 风。收《新青年》七卷六号二册，……下午至厂甸买杂志，往大学，又至公园赴 适之约，共议《新青年》八卷事，共十二人，七时散。
然而，陈独秀还没有看到北京同人的反馈意见，就独断专行地与群益书 社彻底决裂。在7卷6号即“劳动节纪念号”的封面上，自1卷1号起一直没有变 动的“上海群益书社印行”突然消失，只保留了“中华民国邮务局特准挂号认 为新闻纸”的竖排字样。接下来的8卷1号的封面上，用“上海新青年社印行”取 代了原来的“上海群益1？社印行”。关于此事，汪原放回忆说：
只记得陈仲翁认为《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劳动节纪念号”〔1920年5月1 日出版）虽然比平时的页数要多得多，群益也实在不应该加价。但群益方面 说，本期又有辞版，又有表格，排工贵得多，用纸也多得多，如果不加价，亏本 太多。
我的大叔两边跑，两边劝，无法调停，终于决裂，《新青年》独立了。
记得我的大叔说过：“仲甫的脾气真大，一句不对，他竟大拍桌子，把我骂 了 一顿。我无论怎么说，不行了，非独立不可了。我看也好。我想来想去，实在 无法再拉拢了。”
新青年社从群益书社分裂出来独立经营的启动资金，主要是自4卷1号 “复活”之后逐步积累的公共财产：每一期的编辑费连同北京地区的发行费， 以及由部分同人出资经营的《每周评论》周刊的盈余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