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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

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 作者: 张耀杰-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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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 独秀函中语〉,一个公共目的,似比较的更有把握,我们又何必另起炉灶,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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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政学两界人和禀
分裂的讥评呢?
胡适在这封信的末尾写道:“诸位的意见如何?千万请老实批评我的意见, 并请对于此议下一个表决。”接下来便是九位同人的表决意见:
慰慈赞成此议。适。
一涵赞成此议。适。
赞成移回北京。如实不能则停刊,万不可分为两种杂志,致破坏《新青年》 精神之团结。陶孟和。
赞成孟和兄的意见。王抚五。
我还是主张从前的第一条办法。但如果不致“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 我对于改归北京编辑之议亦不反对,而绝对的不赞成停办,因停办比分裂还不 好。守常。
后来守常也取消此议,改主移京编辑之说。适注。
赞成北京编辑。但我看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于分裂的,不容易勉强 调和统一。无论用第一、第二条办法,结果还是一样,所以索性任他分裂,照第 一条做或者倒还好一点。作人代。
与上条一样,但不必争《新青年》这一个名目。树。
玄同的意见,和周氏兄弟差不多,觉得还是分裂为两个杂志的好。一定要这 边拉过来,那边拉过去,拉到结果,两败倶伤,不但无谓,且使外人误会,以为《新 青年》同人主张“统一思想”,这是最去脸的事。孟和兄主张停办,我却和守常兄 一样,也是绝对的不赞成。我以为我们对于仲甫兄的友谊,今昔一样,本未丝毫 受伤。但《新青年》这个团体,本是自由组合的,即此其中有人彼此意见相左,也 只有照“临时退席”的办法,断不可提出解散的话。极而言之,即使大家对于仲甫 兄感情真坏极了,友谊也断绝了,只有他一个人还要办下去,我们也不能要他停 办。至于《新青年》之能团结与否,这是要看各个人的实际思想如何来断定,断不 在乎《新青年》三个字的金字招牌!玄同附注。一九二一年一月廿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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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秀……以为这个提议是反对他个人”,充分体现了公开提倡“民主”和 “科学”的陈独秀,对于公共事务与个人私事的不能区分,以及由此而来的对 于民主议事程序的不理解和不接受。胡适信中的504树只1183化0卩《苏俄》周刊, 是当时在美国纽约出版的宣传苏联社会主义的政治刊物,《新青年》翻译转载 过这份杂志中的一些文章,“5抓仏1化的汉译本”由此而来。
表决结果中的“作人代”,是由鲁迅代周作人而写的。患有严重神经衰弱 症并且极端反对孔门儒教的钱玄同,全盘否定的是其他同人对于“《新青年》 三个字的金字招牌”所付出的代价和所拥有的权利。在1921年1月29日写给胡 适的私信中,钱玄同更把众人之公化为个人之私:“与其彼此隐忍迁就的合 并,还是分裂的好。……至于孟和兄停办之说,我无论如何,是绝对不赞成的; 而且以为是我们不应该说的。因为《新青年》的结合,完全是彼此思想投契的 结合,不是办公司的结合。所以思想不投契了,尽可宣告退席,不可要求别人 不办。换言之,即《新青年》若全体变为《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甚至于说这 是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袁振英等几个人的私产,我们也只可说陈独秀等 办了一个‘劳农化’的杂志,叫做《新青年》,我们和他全不相干而已,断断不能 要求他们停版。这是玄同个人对于今后《新青年》的意见。
作为拥有“金字招牌”的文化实体和经济实体,《新青年》杂志及新青年社 无论如何都不“完全”是“彼此思想投契的结合”,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办公司 的结合”。这其中既关系到全体同人自由发表相关言论的精神权利,也关系到 相当可观的资本积累和品牌效益。钱玄同当然可以采用“临时退席”的方式放 弃自己的正当权利,却没有资格包办牺牲别人的正当权利,更不应该以“这是 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袁振英等几个人的私产”之类的极端话语,全盘否定 胡适等人通过公开透明的民主程序所追求的“公共目的”。
《新青年》的历史使命至此已经基本终结。尽管如此,它的“金字招牌”并 没有完全丧失经济价值,只是最终成全的是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而不是陈 子沛、陈子寿兄弟的群益书社。据汪原放回忆:“自从有独秀和适之等帮助做 序的《水浒》出来以后,很受欢迎,亚东营业已有转机。后来又出了《胡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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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独秀文存》,营业更是蒸蒸日上,同事也加到二十多人了。”
到了 1935年,群益书社在陈汉声手里瀕临破产,替群益书社的房屋租赁做 过担保的汪孟邹也遭受了一些连带损失。为挽回损失,上海亚东图书馆和上 海求益书社于1936年联合推出《新青年》重印本,并且邀请蔡元培和胡适在卷 首题词。蔡元培的题词是:“《新青年》杂志为五四运动时代之急先锋,现传本 渐稀,得此重印本,使研讨吾国人最近思想变迁者有所依据,甚可喜也。”胡适 的题词是:“《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二 十年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我们当日编 辑作文的一班朋友,往往也不容易收存全份,所以我们欢迎这回《新青年》的 重印。”
按照汪原放的说法:“重印《新青年》,计十六开本八大本。有现成纸型,只 要纸张、印刷、装订费了。内封有‘亚东图书馆、求益书社印行’字样,因为群益 已经歇业了 ;当日的‘求益’,陈汉声兄还是有关系的。”⑩
注释:
①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32页。“仲甫”是陈独秀的字。
②(^:生:《生机》,见《甲寅》杂志1卷2号,1914年6月10日。
③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28页。
④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30页。
⑤吴稚晖:《章士钊一陈独秀一梁启超》,见《京报副刊》第393号,1926年1月23日。
⑥汪孟邹:《梦舟日记》第一本,1915年3月20日至7月30日,上海历史博物馆藏。
⑦张宝明:《从知识经济学的视角看〈新青年〉启蒙情怀的生成》,《中州学刊》2005年第3期。
⑧陈独秀致胡适,1917年1月。《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页。
⑨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15页。
⑩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 ?周作人:《知堂乙酉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3页。
?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7页。另见耿云志主编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7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276页。“炼”是汪孟邹的自称。
《新青年》杂志的“复活〃与终结| 125
?《钱玄同日记》第3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1654页,1918年1月21日的日记。 ?汪孟邹致胡适信,无落款日期。引自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7册, 第285页。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0页。。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90页。
?《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中册,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页。 ?唐德刚注译:《胡适口述自传》,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页。 ?《李大钊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17页。 ⑩《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07、113页。
?陈独秀致周作人信,1920年9月28日。《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上海文艺出版 社1980年版,第310页。
?《鲁迅全集》第11卷,第383页。“雉鸡烧烤费”指周作人翻译日本佐藤春夫小说《雉鸡 的烧烤》;在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上挣来的稿费。当时周作人正在香山碧云寺养病,并 且因此欠下大量债务,周氏兄弟的稿费收人是他们用来还债的希望所在。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16页。与1920年4月26日陈独秀致北京同人信相比较,北 京同人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高一涵和鲁迅(周豫才)的名字是上一次漏掉的。原名单中的 顾孟余、陈百年、沈尹默、朱希祖、钱玄同,已经不再给《新青年》供稿。
?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7页。 @《钱玄同五四时期言论集》,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215页。 ?《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12页。 @《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10、1丨页。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21页。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84页。
周氏兄弟的文坛恩怨
“周氏兄弟”即鲁迅和周作人。在正式出版物中,最早把兄弟二人并称的, 是《新青年》4卷3号的轮值编辑刘半农,他在《除夕》诗中写道:“主人周氏兄弟, 与我谈天;欲招‘缪撒’,欲造‘浦鞭’,说今年已尽,这等事,待来年。”
周氏兄弟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曾经致力于文学事业,结果以失败告 终。由北大教授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等人轮流编辑 的同人刊物《新青年》,为周氏兄弟在中国文坛横空出世提供了绝佳的公共 平台和人生转机。横空出世的周氏兄弟,凭借着他们自己的文学成就及公共 言论,直接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路径选择。迄今为止,无论是鲁 迅“横眉冷对”的绝望呐喊,还是周作人“颠倒反复”的娓娓而谈,依然没有 丧失其话语魅力。周氏兄弟之间即使反目决裂也依然藕断丝连、息息相通 的绝情恩怨,所触动的更是充满血亲家族观念的中国人最为多愁善感的脆 弱心弦。
一、周氏兄弟的文坛传奇
1935年2月24日,鲁迅在致杨霁云信中写道:“中山革命一世,虽只往来于 外闰或中国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但究竟是革命一世;至死无大变化,在中 国总算是好人。假使活在此刻,大约必如来函所言,其实在那时,就已经给陈
氺录自张耀杰著《鲁迅与周作人》,台北:秀威资讯科技2008年版,原标题为《周氏兄弟的 政学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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炯明的大炮击过了。”①
“足不履危地”,是鲁迅对于孙中山最为真切的盖棺论定。然而;要评价孙 中山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应该依据的是他作为同盟会创始人和国民党最 高领袖的历史事实和历史地位,而不是“在中国总算是好人”之类既不可以量 化又难以操作的道德判断。要评价鲁迅及周作人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也 同样不能采用“在中国总算是好人”之类的道德判断,而应该依据他们作为现 代短篇小说及现代散文开拓者的文学成就。
换言之,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并不是像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炯明、陶成 章那样直接奔走于革命事业的行动者,而是以文章安身立命进而干预社会的 言论者。关于这一点,晚年胡适在标题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演讲稿中评 价说:“我们那时代一个《新青年》的同事,他姓周,叫做周豫才,他的笔名叫鲁 迅,他在我们那时候,他在《新青年》时代是个健将,是个大将。我们这班人不 大十分作创作文学,只有鲁迅喜欢弄创作的东西,他写了许多《随感录》、《杂 感录》,不过最重要他是写了许多短篇小说。他们弟兄是章太炎先生的国学的 弟子,学的是古文。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在他们复古的时期,受了章太炎先生 的影响最大的时期〉,用古文,用最好的古文翻译了两本短篇小说,《域外小说 集》。《域外小说集》翻得实在比林琴南的小说集翻得好,是古文翻小说中最了 不得的好,是地道的古文小说。……等到后来我们出来提倡新文艺时,他们也 参加了这个运动,他们弟兄的作品,在社会上成为一个力量。”②
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周氏兄弟就写作了大量文章。然而,他们苦苦挣扎却 没有闯出一条精神出路,反而换来彻底的绝望。直到1918年1月,由陈独秀、胡 适、钱玄同、刘半农四大“台柱”主持“复活”的《新青年》,才给周氏兄弟的文坛 崛起提供了一个平台,初步成就了他们的话语传奇。随着《新青年》同人团队 的解体,周氏兄弟曲折前行,各自选择了自己的精神路径进而贡献出了自己 的话语成就。
1937年8月30日,郭沫若在《逸经丨宇宙风^西风非常时期联合旬刊》第1期 发表《国难声中怀知堂》,拿“苦住在敌人重围”中的周作人(知堂〉大做爱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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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政学两界人和事
章:“近年来能够在文化界树风格,撑得起来,对于国际友人可以分庭抗礼,替 我们民族争得几分人格的人,并没有好几个。而我们的知堂是这没有几个中 的特出一头地者,虽然年青一代的人不见得尽能了解。……我们如损失了一 个知堂,那损失是不可计量的。‘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知堂如真的可以飞到 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掉换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 事的。”
浪漫诗人郭沫若的夸张抒情虽然不可以十分当真,但是,周作人当年在 中国政学两界所拥有的不可替代的话语力量和精神导向,确实是不容置疑 的。只可惜与鲁迅反目决裂的周作人,在消极退隐的精神路径上越走越远,以 至于退隐到“自己的园地”之中不思进取。在无处归隐的情况下,与日本侵略 当局的政治合作成了他逃避自由和明哲保身的惟一抉择。周作人已经成就的 精神辉煌,也因此被消解在极端政治化的话语批判之中。
二、八道湾的王府气派
1906年暑期,远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奉母亲鲁瑞之命回到绍兴,与大自己 三岁的朱安女士举行婚礼。这是一桩一再推迟的婚姻,鲁迅26岁,朱安29岁, 早已超过了结婚成家的正常年龄。
对于由母亲鲁瑞一手包办的这桩婚事,鲁迅内心深处是不予承认的。1910 年11月15日,正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植物教员兼学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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