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 作者: 张耀杰-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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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由母亲鲁瑞一手包办的这桩婚事，鲁迅内心深处是不予承认的。1910 年11月15日，正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植物教员兼学监的鲁迅，在致老同学许寿裳 的私人书信中表白说：“中国今日冀以学术干世，难也。……学生于仆，尚无间 言；顾身为屠伯，为受斥者设身处地思之，不能无侧然。颇拟决去府校，而尚无可 之之地也。起孟在日本，厥状犹前；……仆荒落殆尽，手不触书；惟搜采植物，不 殊曩日，又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
身边有一个活生生的妻子，鲁迅却偏要到故纸堆中寻求“醇酒妇人”的替 代品，他与朱安的夫妻生活可想而知。
1925年4月11日，鲁迅向学生辈的赵其文倾诉说：“感激，那不待言，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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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一方面说起来，大概总算是美德罢。但我总觉得这是束缚人的。譬如，我 有时很想冒险，破坏，几乎是忍不住，而我有一个母亲，还有些爱我，愿我平 安，我因为感激她的爱，只能不照自己所愿意做的做，而在北京寻一点糊口的 小生计，度灰色的生涯。因为感激别人，就不能不慰安别人，也往往牺牲了自 己^至少是一部分。”③
正是在这封私人书信里，鲁迅提出了“反抗绝望”的著名话题：“《过客》的 意思不过如来信所说的那样，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 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但这种 反抗，每容易蹉跌在‘爱’^感激也在内一里，所以那过客得了小女孩的 一片破布的布施也几乎不能前进了。”
1926年11月28日，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情书中表白说：“我一生的失计， 即在历来并不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听人安排，因为那时豫计是生活不久的。 后来豫计并不确中，仍须生活下去，于是遂弊病百出，十分无聊。后来思想改 变了 ’而仍是多所顾忌，这些顾忌，大部分自然是为生活，几分也为地位，所谓 地位者，就是指我历来的一点小小工作而言，怕因我的行为的剧变而失去力 量。但这些瞻前顾后，其实也是很可笑的，这样下去，更将不能动弹。”④
由于自己深受包办婚姻的毒害，鲁迅对于周作人与日本女子羽太信子的 跨国婚姻，是非常支持的。只是这种支持一旦超过合情合理的人伦边界，就会 形成新的“包办”。1911年3月7日，鲁迅在致许寿裳信中谈到准备让周作人（起 孟）中止学业回国谋生：“起孟来书，谓尚欲略习法文，仆拟即速之返，缘法文 不能变米肉也，使二年前而作此语，当自击，然今兹思想转变实已如是，颇自 闵叹也。”
同年5月，鲁迅亲赴日本，把已经成婚的周作人与羽太信子带回国内。到 了同年7月31日，鲁迅在致许寿裳信中介绍说：“两月前乘间东行，居半月而 返，不访一友，亦不一游览，仅一看丸善所陈书，咸非故有，所欲得者极多，遂 索性不购一书。闭居越中，与新颖气久不相接，未二载遽成村人，不足自悲悼 耶。……中学事难财绌，子英方力辞，仆亦决拟不就，而家食既难，它处又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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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法，京华人才多于鲫鱼，自不可入，仆颇欲在它处得一地位，虽远无害，有机 会时，尚希代为图之。”
由于找不到合适工作，鲁迅依然留在绍兴府中学堂任职，留学归来的周 作人干脆待在家里，与鲁迅一起抄录《古小说钩沉》、《会稽郡故书杂集》之类 的旧书。辛亥革命的爆发，给周氏兄弟带来了人生转机。昔日的革命党朋友王 金发，委任鲁迅为浙江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革命元老蔡元培，又在许寿裳 等人的推荐下，聘请鲁迅到教育部任职。周作人在老同学朱希祖的推荐下，也 一度到浙江省军政府的教育司任职。
1912年5月5日，鲁迅随教育部来到北京，任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员。在每 月只有六十元津贴的情况下，他于同年7月10日开始给弟媳羽太信子远在日 本的娘家寄钱：“午前赴东交民巷日本邮局寄东京羽太家信并日银十圆。”⑤
这种以兄长身份替代自己的弟弟行使赡养岳父母及其家人的义务，尽管 体现了鲁迅对于周作人及远在日本的羽太一家人的特殊关爱，同时也难免有 一点越俎代庖的“包办”味道。如此越俎代庖的“包办”，竟然一直维持到周作 人于1917年到北京大学任职之后。与此同时，鲁迅对于自己的妻子朱安及其 家人，却从来没有表现出同等的关爱。
1919年12月，绍兴新台门的房屋被出卖，鲁迅携家移居北京，迁人西直门 内的八道湾11号。这里以前曾经是小王府，共有三进院落，周作人夫妇和周建 人夫妇的两个小家住在里面的第三进，鲁迅与母亲鲁瑞和妻子朱安住第二 进；外院另有两间门房和三间南屋，主要供男女仆人和投宿客人居住。
自从住进王府大院之后，由兄弟三人的小家庭组合而成的大家庭，表现 出的是远比绍兴周家阔绰大方的王家气派。据周建人在《鲁迅与周作人》中回 忆：“在绍兴，是由我母亲当家，到北京后，就由周作人之妻当家。日本妇女素 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却不料周作人碰到的却真是个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 是气派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家中有管家齐坤，还有王鹤招和烧饭司务、 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数人，还有李妈、小李妈等收拾房间、洗衣、看孩子 等女仆二三人，即使祖父在前清做京官，也没有这样众多的男女佣工。……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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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人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 借贷，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和点心。”⑥
此文发表在《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比起这种是非分明的事后追忆， 鲁迅和周作人在日记中另有更加真实的原始记录：1919年前后的八道湾是肯 定没有什么“东洋车夫”的，“众多的男女佣工”也不是不通汉语的日本女性羽 太信子出面雇用的。请外国医生看病，更是痛恨中医的鲁迅的一贯做法，连几 乎没有收入的周建人的儿子“丰二”即“土步”，也一直由鲁迅、周作人出钱到 山本医院去看病。《鲁迅日记》中的金钱出人一直都是一丝不苟的，其中从来 没有留下过把“全部收人”交给弟媳掌管的记载。鲁迅自己与周作人决裂之 后，无论是在北京西三条胡同的家中还是在上海的家中，都雇用有两名以上 的男女仆人。
三、周氏兄弟的绝情恩怨
1923年7月14日，鲁迅在日记中留下了家庭裂变的信息：“是夜改在自室 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7月17日晚上，周作人为日本著名作家、新村运动发起人武者小路实笃的 短篇小说《某夫妇》写作译后附记时，也透露出相关信息：“约翰福音里说，文 人和法利赛人带了一个犯奸的妇人来问耶稣，应否把她按照律法用石头打 死。耶稣答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这篇的精 神很与他相近，唯不专说理而以人情为主，所以这里边的人物只是平常的，多 有缺点而很可同情、可爱的人，仿佛是把斯特林堡的痛苦和陀斯妥也夫斯基 的深厚的感情合并在一起的样子。像莎士比亚的阿赛罗那样猛烈的妒忌，固 然也是我们所能了解的，但是这篇里所写的凡人的妒忌，在我们平凡人或者 觉得更有意义了。”
《某夫妇》描写的是一个当大学教师的丈夫，在年轻美貌的妻子受到在家 里自由出人的学生的欢迎时，所表现出的“凡人的妒忌”。与译后附记中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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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相衔接，周作人在7月18日晚上写下绝交信：“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 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教，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 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 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人新生活。以后请你不要再到后 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祝你安心，自重。7月18日，作人。”
第二天上午，周作人亲手把绝交信交到鲁迅手中。1923年8月2日，鲁迅离 开由自己购置改建的八道湾小王府，“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兄弟二 人的决裂反目，无论是对于鲁迅还是对于周作人，所造成的精神创伤都是致 命性的。
从1923年10月1日至11月18日，鲁迅大病一场。直到1936年病危之际，他 在写给母亲鲁瑞的家信中依然耿耿于怀：“男所生的病，报上虽说是神经衰 弱，其实不是，而是肺病，且已经生了二三十年，被八道湾赶出后的一回，和章 士钊闹后的一回，躺倒过的’就都是这病。”
1924年5月25日’鲁迅携妻子朱安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居。 同年6月11日，鲁迅在日记中隐晦地提到兄弟二人反目决裂以至于大打 出手的真实原因：“下午往八道湾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 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 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出。”
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署名为“宴之敖”，意思是被家里 的日本女人驱逐的人。
1925年1月24日，鲁迅写作《风筝》，其中反思了对于“我的小兄弟”的“精 神的虐杀”：“我也知道还有一个补过的方法的：去讨他的宽恕，等他说，‘我可 是毫不怪你呵。’那么，我的心一定就轻松了，这确是一个可行的方法。”
同年3月16日，鲁迅写作的《牺牲谟》发表，对于专要别人牺牲的“利己主 义者”予以嘲讽。6月29日，鲁迅写作《颓败线的颤动》；表现一个通过出卖肉体 养育女儿的老妓女，被女儿一家逐出家门的屈辱悲愤。11月3日，鲁迅以周作 人1917年在北京患病的经历为素材，写作短篇小说《兄弟》，揭示了所谓“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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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怡”的不可靠。1927年4月3日，鲁迅在《铸剑》中用“宴之敖”命名小说中以绝 对包办姿态替别人复仇的黑衣人。
四、周作人的不懈攻击
1923年7月25日，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的“自序”里，再一次重复了绝交 信中的话语：“我平常喜欢寻求友人谈话，现在也就寻求想象的友人，请他们 听我无聊赖的闲谈。我已明知我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但是我还在寻 求^这是生人的弱点^想象的友人，能够理解庸人之心的读者。”
到了 1924年6月，也就是兄弟二人大打出手之后，周作人写作《“破脚 骨”》。据当时寄住在八道湾的绍兴同乡章廷谦（川岛〉介绍，这篇文章是在暗 示鲁迅是个“无赖子”：“破脚骨官话曰无赖曰光棍，古语曰泼皮曰破落户，上 海曰流氓，南京曰流尸曰青皮，日本曰歌罗支其，英国曰罗格……；《英汉字 典》中确将‘流氓’这字释作劫掠者，盗贼等等也。”⑦
在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中，同为《语丝》周刊精神领袖的鲁迅和周作人， 虽然没有恢复兄弟情感，却有过站在以国民党元老李石曾为首的“法日派”一 边并肩战斗并且配合默契的话语传奇。由昔日的《新青年》同人胡适、陶孟和、 高一涵以及陆续从欧美各国归来的北京大学教授王世杰、陈源、徐志摩、周鲠 生、李四光、高仁山、陈翰笙等人松散形成的“英美派”，成为周氏兄弟及其追 随者竭力攻击的目标对象。然而，随着鲁迅与许广平双双南下以及鲁迅的一 再左转，周作人对于同胞兄长所表现出的却偏偏就是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 恶毒攻击，与鲁迅婚外同居的许广平，更被他贬称为“妾”和“姨太太”。
1930年3月，周作人在《中年》中写道：“譬如少年时代是浪漫的，中年是理 智的时代，到了老年差不多可以说是待死堂的生活罢。然而中国凡事是颠倒 错乱的，往往少年老成，摆出道学家超人志士的模样，中年以来重新来秋行春 令，大讲其恋爱等等，这样地跟着青年跑，或者可以免于落伍之讥，实在犹如 将昼作夜，‘拽直照原’，只落得不见日光而见月亮，未始没有好些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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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普通男女私情我们可以不管，但如见一个社会栋梁高谈女权或社会改 革，却照例纳妾等等，那有如无产首领浸在高贵的温泉里命令大众冲锋，未免 可笑，觉得这动物未免有点变质了。我想文明社会上道德的管束应该很宽，但 应该要求诚实，言行不一致是一种大欺诈，大家应该留心不要上当。”⑧
1933年3月4曰，周作人又在致江绍原信中写道：“观蔡公近数年‘言行’， 深感到所谓晚节之不易保守，即如‘鲁’公之高升为普罗首领，近又闻将刊行 《情书集》，则几乎丧失理性矣。”⑨
这里的“蔡公”，指的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蔡元培。“普罗”即无产 阶级，是英语朽01过3论6的音译。所谓“高升为普罗首领”，指的是鲁迅充当了中 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盟主。《情书集》就是即将由李小峰的北新书局以上海青光 书局的名义出版发行的《两地书》。在周作人看来，鲁迅出版《两地书》是“几乎 丧失理性”的一种表现。
与此同时，48岁的周作人自己，却偏偏像鲁迅一样以青光书局的名义编 辑出版了一本《周作人书信》，并且在1933年4月17日写给李小峰的“序信”中 再一次攻击鲁迅道：“没有办法，这原不是情书，不会有什么好看的。这又不是 宣言书，别无什么新鲜话可讲。反正只是几封给朋友的信；现在不过附在这集 里再给未知的朋友们看看罢了。……兼好法师尝说人们活过了四十岁，便将 忘记自己的老丑，想在人群中胡混，私欲益深，人情物理都不复了解。行年五 十，不免为兼好所诃，只是深愿尚不忘记老丑，并不以老丑卖钱耳。”
1935年7月，周作人在《谈文》中表示说：“我们常见智识阶级的权威平日 超人似地发表高尚的教训，或是提倡新的或是拥护旧的道德，听了着实叫人 敬服，可是不久就有些浪漫的事实出现，证明言行不一致，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