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 作者: 张耀杰-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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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儿，后边有人给他撑　腰，原是有恃无恐，但是老蒋一泡尿撒下去，他的炮就不响了，预告要做四篇，　只出了一篇即戛然中止，这是近三两年中看报的人都还记得的事情。他始终　打着北大、蔡导民、胡适之的旗号，在文化文物上做特务的工作，近来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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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与朱家骅、王世杰勾结了，给蒋记盗运北京文物往美国，去年为郭沫若、马　衡等人所举发，通电布告朱、王、傅三名为战犯，那时他已逃往台湾，投靠陈诚　去了。因为陈诚是他的至亲，所以他做了台大校长，特别有力量，那边的学生　与知识分子很吃他的许多的亏，那是可以预期想得到的。自海南岛与舟山相　继解放，台湾一隅岌岌可危，匪帮大小头目已见动摇，各思逃窜自找生路，据　说傅某也在设法离台，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消息，傅是一个胆小敏感的人，他　的急想逃命正是很好的证据，足见树例猢狲散之迫在眉睫了。②
半年之后，周作人得知傅斯年在台湾因病去世，又在《傅斯年》一文中写道：　“傅大胖子最初以黄（侃）门弟子的资格参加《新青年》运动，博得胡博士的信赖，　虽然有陈独秀怀疑他是来做侦探的，也阻挡他不住，终于由此起家，钻进国民　党里去。其实那时谁也不晓得他是假的，鲁迅同他不曾见过；但在《新潮》时代　颇为看重他。《时事新报》其时还在反对新文化运动。由沈泊尘画过两张小漫　画，第一张画出一个侉相的傅斯年从屋里扔出孔子牌位来，第二张则正捧着一　个木牌走进去，上书易卜生夫子之神位，鲁迅看了大不以为然，以后对于《学灯》　也就一直很有意见。〔他反对研究系及其流派，大概别是一部分理由。广^
为了证明傅斯年确实是一名“伪君子”，周作人进一步检举说：毛子水在　德国时与傅斯年住在一起，经常听到他痛骂秋水轩一派的文章，有一天在傅　的枕头下面看到一本为他所痛骂的《秋水轩尺牍》，觉得有些意外，“便替他宣　传了一番”。
1960年12月10日，周作人经曹聚仁介绍开始为香港《新晚报》写作回忆性　短文，也就是后来结集出版的《知堂回想录》。其中关于傅斯年又有新的说法：　〃《新潮》的主干是傅斯年，罗家伦只是副手，才力也较差，……陈独秀虽自己　在编《新青年》；却不自信有这样的法力，在那时候曾经问过我，‘他们可不是　派来做细作的么？　’我虽然教过他们这一班，但实在不知底细，只好成人之美　说些好话，说他们既然有意学好，想是可靠的吧。结果仲甫的怀疑到底是不错　的，他们并不是做细作，却实在是投机。‘五四’以后罗家伦在学生会办事也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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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力，及至得到学校的重视，资送出洋，便得到高飞的机会了。”④
关于同一件事，周作人此前在1945年的《红楼内外》中另有介绍：“学生中　间所办的新刊物则有《新潮》，是响应《新青年》的文学革命运动而起来的，由　国文系傅某英文系罗某主持其事。傅本是黄季刚派的重要学生，这时来了一　个两直角的转变，陈独秀当时便很有点怀疑，是不是那方面的第五纵队呢。　……这中间的事只是得诸传闻，大概由于胡博士的保驾，学校对于傅罗的计　划加以赞可，为之垫款印刷发行，前后一共出了三期。”⑤
同一件事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15年间竟然由“得诸传闻”的“胡博士的保　驾”，变而为“蔡孑民、胡适之都是主张与人为善”，再变而为周作人自己的“成人　之美说些好话”。周作人“反复颠倒无所不可”的刀笔手段，于此即可见一斑。
二、《新青年》时代的傅斯年
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他的先祖是清代开国状元，官至武英殿大学　士、兵部尚书，傅氏家族因此成为聊城望族。傅斯年的祖父少负才名，博通经　文及诗文书画，年仅17岁便被选为拔贡，却终生不肯参加廷试换取一官半职。　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中举之后不肯人仕做官，甘心以教书为业，不幸在傅斯　年9岁时英年早逝。
父亲去世后，傅斯年得到父亲的得意弟子侯雪舫的资助，于1909年考入天　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人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本科国文门。到了　1918年　1月，正式改版为同人刊物的《新青年》4卷1号，专门为青年学生设立“读者论　坛”，第一次刊登的是傅斯年的《文学革新申义》和罗家伦的《青年学生》。
《文学革新申义》是对于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　论》的正面响应。傅斯年在文章中写道：“中国文学之革新，酝酿已十余年。去　冬胡适之先生草具其旨，揭于《新青年》，而陈独秀先生和之。时会所演，从风　者多矣。……欲求新说之推行’自必于旧者之不合时宜处，重申详绎，方可奏　功。然则破坏一端，尚未完全过去。此篇所说，原无宏旨，不过反复言之；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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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喻而已。”
按照胡适的回忆，傅斯年的这篇文章是经他编辑校阅后公开发表的；傅斯　年是“最能了解当时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人”，同时也是胡适在北大中国哲学系　从事“思想造反”的“保驾人”：“那时候；孟真在学校里已经是一个力量。那些学　生们就请他去听听我的课；看看是不是应该赶走。他听了几天以后，就告诉同学　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⑥　另据罗家伦回忆，自己与傅斯年走到一起，与胡适的提携直接相关：“我　和孟真是1917年开始在北京大学认识的。他经过三年标准很高的北大预科的　训练以后，升人文科本科，所以他的中国学问的基础很好，而且浏览英文的能　力很强。这是一件研究中国学问的人不容易兼有的条件。我是从上海直接考　进文科本科的学生，当时读的是外国文学，和他的中国文学虽然隔系，可是我　们两个在学问方面都有贪多务得的坏习惯，所以常常彼此越系选科，弄到同　班的功课很多，就在哲学系方面，也同过三样功课的班。我们开始有较深的了　解，却在胡适之先生家里。那时我们常去，先则客客气气的请教受益，后来竟　成为讨论争辩肆言无忌的地方。适之先生甚惊异孟真中国学问之博与精，和　他一接受以科学方法整理旧学以后的创获之多与深。适之先生常是很谦虚地　说，他初进北大做教授的时候，常常提心吊胆，加倍用功，因为他发现许多学　生的学问比他强。”⑦
傅斯年对于《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参与是全方位的。关于最为重要也最　具可操作性的白话文写作，他先后发表过《文言合一草议》、《怎样做白话文》、　《甶话文与心理的改革》等多篇文章加以鼓吹，从而赢得胡适的充分肯定：“直到　《新潮》之后，傅斯年先生在他的《怎样做白话文》里，才提出两条最重要的修正　案。……近年白话文学的倾向是一面大胆的欧化；一面又大胆的方言化，就使白　话文更丰富了。傅先生指出的两个方向，可以说是都开始实现了。”⑧
关于文字改革，傅斯年针对前辈学者吴稚晖“汉字决不能改用拼音文字”　的极端观点，在《汉语改用拼音文字初步谈》一文中以同样极端的态度声援陈　独秀、胡适、钱玄同说：“①汉字应当用拼音文字替代否？答：绝对的应当。②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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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能用拼音文字表达否？答：绝对的可能。……我决不主张径拼罗马字母作为　我们拼音文字的字母，因为罗马字母不够汉语用的。我更不主张仅仅拼音，我　主张必须造全不含混的拼音字母。”他的这篇文章，后来被钱玄同称赞为“‘汉　字革命军’的第一篇檄文”。⑨
关于传统戏曲，傅斯年既不像北大同学张厚载那样坚决捍卫，也不像老　师辈的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那样全盘否定，而是相对理性地表态说：　“我们固不能说，凡是遗传的都要不得；但是与其说历史的产品，所以可贵，毋　宁说历史的产品，所以要改造。”⑩
傅斯年对于新文化运动最为重要的贡献，是在北大学生中领衔创办了　《新青年》的姊妹刊物《新潮》。在《新潮》创刊号中刊登有三份社告，《社告一》　明确宣布愿投稿者应该注意的如下事项：①须与本志有精神上之同情；主张　可不必与社论一致。②文词须用明显之文言，或国语，其古典主义之骈文与散　文，概不登载。③句读须用西式。④小说、诗、剧等文艺品，尤为欢迎；但均以白　话新体为限。……⑧同人皆青年求学者，愧无金钱之报酬，但能以本志奉赠。　在《社告三》中，以姓名笔画的简繁顺序公布了创刊社员的名单：毛准（子　水〉、成平（舍我〉、汪敬熙（缉斋〉、吴康（敬轩〉、俞平伯（平伯〉、高元（永元〉、徐　彦之（子俊〉、黄建中（离明广张崧年（申甫〉、陈兆畴（穗庭〉、陈嘉蔼（杭甫〉、康　白情（白情〉、傅斯年（孟真〉、杨振声（金甫〉、刘敌（名洋〕、潘元耿（元耿〉、潘家　洵（介泉广戴岳（毓峰〉、谭鸣谦（诚斋〉、罗家伦（志希〉、顾颉刚（颉刚〉。其中编　辑部由傅斯年（主任编辑〉、罗家伦（编辑〉、杨振声（书记〉组成。干事部由徐彦　之（主任干事〉、康白情（干事〉、俞平伯（书记〉组成。
在傅斯年执笔的《新潮发刊旨趣书》中另有如下说明：“《新潮》者，北京大　学学生，集合同好，撰辑之月刊杂志也。……本志主张，以为群众不宜消灭个　性；故同人意旨，尽不必一致；但挟同一之希望，遵差近之途径，小节出人，所　不能免者。若读者以‘自相矛盾’见责，则同人不特不讳言，且将引为荣幸。又　本志以批评为精神，不取乎‘庸德之行，庸言之谨。’若读者以‘不能持平’腾　诮，则同人更所乐闻。……大学学生二千人，同人则不逾二十，略含私人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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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政学两界人和事
之性质。所有言论，由作者负之，由社员共同负之。苟有急进之词，自是社中主　张，断不可误以大学通身当之。”
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新潮》杂志出版5期后停刊了4个月，1919年9月　又接着出版2卷1号。傅斯年在该期发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较为翔实地　介绍了杂志的创办历程：
民国六年的秋天，我和顾颉刚君住在同一宿舍同一号里，徐彦之君是我　们的近邻。我们几个人每天必要闲谈的。有时说到北京大学的将来，我们抱很　多的希望，觉得学生应该办几种杂志；……颉刚的朋友潘介泉君，我的朋友罗　志希君，常加入我们这闲谈。……七年的秋天，子俊和我又谈起这层事；……　子俊就和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商量了　一次，陈先生说，“只要你们有办的决　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担负”。这是我们初料不及的，　就约集同人，商量组织法了。最先和罗志希、康白情两位研究办法，其后有十　多位同学加入，对这事都很有兴味。胡适之先生做我们的顾问，我们很受他些　指导。10月13日，开第一次预备会，决定我们要办甚么样的杂志，……子俊要　把英文的名字定做11611&；88&1106。同时，志希要定它的中文名字做《新潮》。　两个名字恰好可以互译。11月19日，开第二次会，把职员举妥，着手预备稿件。　李守常先生把图书馆的一个房间拨给了新潮社用。李辛白先生帮助我们把印　刷发行等事布置妥当。本年1月1日，第一号出世了。
这是关于《新潮》创刊最为原始也最为真实的说明，与周作人“反复颠倒　无所不可”的刀笔回忆完全不是一回事。
三、傅斯年与周氏兄弟
1919年1月11日，钱玄同在日记中写道：“午前10至12时在大学上课，九至　十时也有课，因为起迟告假了。尹默来，知‘整顿大学’之说已归消灭。独秀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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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常办事了。大学生所办之《新潮》杂志第一册已出版，中以傅孟真、罗志希两　君之文为最有精神。傅评马夷初之《庄子札记》，罗评林琴南之译小说，都说的　很对。独秀说六卷一号之《新青年》中有叔雅译的赫克尔《精神之不可思议》，　约一万多字，此外稿件已经很多，15日可以寄发。”？
钱玄同所说的“整顿大学”，直接得之于教育部秘书徐森玉。据1919年1月5　日《钱玄同日记》记载，他和沈士远、沈尹默兄弟及徐森玉四个人在中兴茶楼吃　晚饭，徐森玉谈到有人“为大学革新求徐世昌来干涉。……有改换学长整顿文　科之说”。
1月12日，《钱玄同日记》中另有“访豫才兄弟，半农亦在”的记录。周作人　也在日记中写道：“半农来，旋去。晚玄同来谈，十一时去。
钱玄同在拜访鲁迅、周作人兄弟的过程中，应该谈到了刚刚出版的《新潮》　杂志。于是，在第二天的《周作人日记》中出现了“购《新潮》一本，致《新青年》　稿”的记录。
1919年1月16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昙。上午寄家信并泉六十，为齐寿　山作衣费及年莫杂用。寄王式干信。寄许季市信并《新潮》一册。寄张梓生《新　潮》一册，代二弟发。”⑩
同一天，鲁迅在致许寿裳信中介绍说：“主张用白话者，近来似亦日多，但　敌亦群起，四面八方攻击者众，而应援者则甚少，……大学学生二千，大抵暮　气甚深，蔡先生来，略与改革，似亦无大效，惟近来出杂志一种曰《新潮》，颇强　人意，只是二十人左右之小集合所作’间亦杂教员著作，第一卷已出，日内当即　邮寄奉上（其内以傅斯年作为上，罗家伦亦不弱，皆学生〉。仆年来仍事嬉游，　一无善状，但思想似稍变迁。”
1919年4月16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得钱玄同信，附李守常信。下　午得傅孟真信，半农转。”第二天，他的日记中又出现了“寄傅孟真信”的记录。　在当年5月出版的《新潮》1卷5号中，以《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为　标题，刊登了落款时间为4月16日的鲁迅来信及傅斯年的回信。鲁迅在来　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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