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 作者: 张耀杰-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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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出国留学之前始终没有与鲁迅见过面。按照鲁迅日记的记载，两 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时间是1927年2月8日，也就是鲁迅到广州中山大学的第21 天。傅斯年第一次拜访鲁迅之后的第三天即2月10日，鲁迅“被任为文学系主 任兼教务主任，开第一次教务会议”，学生辈的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傅斯 年成了鲁迅的直接上司。
鲁迅与傅斯年的合作并不愉快。1927年3月1日，顾颉刚在日记中谈到傅 斯年来信请他到中山大学办中国东方语言历史科学研究所，并且在信，表示 说：“鲁迅在彼为文科进行之障碍。”顾颉刚对此表现出的是各行其是、息事宁 人的态度：“我性长于研究，他性长于创作，各适其适，不相过问可已。
3月5日和13日，鲁迅两次邀傅斯年吃饭；两个人的关系并没有因此得到缓 解。傅斯年在3月下旬致电顾颉刚：“彼已去阻，弟或亦去校，派兄去京坐办书， 月薪三百，函详。”意思是说鲁迅反对聘顾颉刚出任历史系教授，傅斯年为此 事提出辞职。由于邮局罢工，顾颉刚没有及时收到这封信，只好于4月15日赶 赴广东。“孟真告鲁迅后，鲁迅立时辞职，其党徒粘贴匿名揭贴，诬我为研究系， 孟真亦辞职。纷乱一星期，尚未解决。幸鲁迅党徒不多，中大学生开会结果，主 张三人皆留。”⑩
鲁迅日记中傅斯年与他最后一次联络的记载是1927年4月19日的“下午得 孟真信”。坚持反对顾颉刚到中山大学任职的鲁迅于4月21日辞职离校。关于 此事的大致情况，鲁迅在5月15日致章廷谦信中介绍说：“我到此只三月，竟做 了一个大傀儡。傅斯年我初见，先前竟想不到是这样的人。……当红鼻到此 时，我便走了 ；而傅大写其信，给我，说他已有补救办法，即使鼻赴京买书，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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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现在他们还在挽留我，当然无效，我是不走回头路的。”
这封信中的“红鼻”指的就是鼻头发红的顾颉刚。几个月后，鲁迅在致章 廷谦信中又谈到孙伏园与李小峰合办北新书局的事情：“伏园与小峰的事，我 一向不分明。他们除作者版税外，分用净利，也是今天才知道的。但我就从来 没有收清过版税。……譬如他们俩究竟何时合作，何时闹开，我就毫不知道。 所以是局外人，不能开口。但我所不满足的，是合作时，将北新的缺点对我藏 得太密，闹开以后，将北新的坏处宣传得太多。不过我要说一句话，我到上海 后，看看各出版店，大抵是营利第一。小峰却还有点傻气。前两三年，别家不肯 出版的书，我一绍介，他便付印，这事我至今记得的。虽然我所绍介的作者，现 在往往翻脸在骂我，但我仍不能不感激小峰的情面。情面者，面情之谓也，我 之亦要钱而亦要管情面者以此。
鲁迅此时正在收集证据与李小峰打版权官司。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临死 之前还公开表示“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的鲁迅，即使对簿公堂 也依然对掌握自己经济命脉的李小峰留有情面。鲁迅此后的版税收人与周作 人一样，大部分来自李小峰经营的北新书局。
就周作人来说，他之所以仇恨《新青年》和《新潮》时代的学生辈的旧同人 傅斯年，主要原因是傅斯年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对于所谓“文化汉奸”的强硬 态度。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中央政府派遣沈兼士、陈雪屏先期到北平接收 教育机构。他们在处理“伪北大”教职员时态度较为平和，后来还联名呈文国 民政府南京高等法院替周作人说情。在胡适回国之前代理北京大学校长的傅 斯年，对于沈兼士、陈雪屏等人的平和态度却大为不满。1945年11月，远在云 南昆明的傅斯年接连给中央政府特派员沈兼士和教育部长朱家骅发来两份 电报：
其一，“沈特派员兼士转朱教育部长：铁密。今日报载中央社稿，伪校学生 甄审办法有动，无任惶骇，欲取得北大学籍之学生，无论来自何方，均勿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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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行政考试，教部不能以伪校之成绩强来分发。究竞如何办？祈示。乞慎重。” 其二，“沈兼士先生转朱部长：郑毅生兄等来信，知伪北大学生多所要求， 弟意处理伪北大应与伪中大同，不宜迁就，必求一致。部令必须贯彻，部中对 彼等宜多劝导，解释多种办法皆为结束伪局，重视学业之故。若彼等期正式入 北大，先闹学潮而有所得，以后学风不可复问，于是北大真亡矣！弟曰抵渝，并 闻。”⑩
1945年11月28日，《大公报》又公开刊登《傅斯年谈话北大不聘伪教职员》 一文，其中专门点出了周作人的名字：“北大原先是请全体教员内迁的，事实 上，除开周作人等一两人之外，没有内迁的少数教员，也转人辅仁、燕京任教。 ……所以现在伪北大的教授，与北大根本毫无关系。”
1945年12月2日，北平各报纷纷又刊登“十一月三十日重庆专电”：“北大 代理校长傅斯年，已由昆明返渝，准备赴平，顷对记者谈：‘伪北大之教职员均 系伪组织之公职人员，应在附逆之列，将来不可担任教职；至于伪北大之学 生，应以其学业为重，已开始补习，俟补习期满，教育部发给证书后，可以转人 北京大学各系科相当年级，学校将予以收容。”周作人见报后，在当天日记中 写道：“见报载傅斯年谈话，又闻巷内驴鸣，正是恰好，因记人文末。
没有办法洗清所谓“汉奸”罪名的周作人，用来反击傅斯年的最好办法， 就是在政治与道义问题上反咬一 口，斥骂傅斯年“打着北大、蔡孑民、胡适之 的旗号，在文化文物上做特务的工作，近来的杰作是与朱家骅、王世杰勾结 了，给蒋记盗运北京文物往美国。”
尤其不堪的是，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对于呈文替自己说情的同乡 老友沈兼士也不肯放过，从而把自己“反复颠倒无所不可”的刀笔手段，发挥 到一种极致：“民六那一年我接受北大国史编纂处的聘书为纂译员，共有两个 人，一个便是沈兼士，……（他）终于因同乡朱家骅的关系，给国民党做教育的 特务工作，胜利以后匆遽死去。
关于周作人所谓的“汉奸”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此处不赘。不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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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历史事实是：国民党当局对于沦陷区政、学、农、工、商等社会各界极不公 平的歧视性政策和掠夺性侵害，造成了当年的人心向背，直接促成了国民党政 权的败走台湾。
注释：
①周作人：《关于绍兴师爷》，《自由论坛晚报》1949年4月5日。
②上海《亦报》，1950年6月14日，引自王富仁、石兴泽编《谔谔之士^名人笔下的傅斯 年、傅斯年笔下的名人》，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27页。“蒋还驻在长辛店火车里那时”指 的是蒋介石在北伐战争中把司令部设在长辛店火车站的军用列车中。罗家伦当时是蒋介石 的一名秘书。
③上海《亦报》，1951年1月13日，引自《谔谔之士^名人笔下的傅斯年、傅斯年笔下的 名人》，第30页。
④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页。
⑤周作人：《知堂乙酉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
⑥胡适：《傅孟真先生的思想》，1952年12月20日傅孟真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会上讲’引 自《谔谔之士一名人笔下的傅斯年、傅斯年笔下的名人》，第5页。
⑦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引自《谔谔之士一名人笔下的傅斯年、傅斯年笔下 的名人》；第12页。
⑧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
⑨钱玄同：《汉字革命》，《国语月刊》1卷7号“汉字改革号”，1923年3月。傅斯年：《汉语改 用拼音文字初步谈》，《新潮》1卷3号，1919年3月。
⑩傅斯年：《再论戏剧改良》，《新青年》5卷4号，1918年10月。
？《钱玄同日记》影印本第4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4页。 ⑩《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中册，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5页。 ？《鲁迅全集》第6卷，第241页。
⑩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文史资料选编》第3辑’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 ⑩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之节录《南下的坎坷》，引自陈漱渝编《鲁 迅风波》；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4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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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政学两界人和票
？顾颉刚致胡适信，1927年4月2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 428、429 页。
？《鲁迅全集》第11集，第605页。
？《致沈兼士、朱家骅电》，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7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版，第298、299页。
⑩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周作人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03页。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第416页。
北大教授高仁山的革命传奇
高仁山是继李大钊之后被奉系军阀张作霖屠杀的又一名革命教授，北京 大学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刻有“高仁山〖1894—1928〉，江苏江阴人”一行字。 《北京师范大学革命烈士名录》另有“高仁山〔1894。4—1928。0，1924年起任教 育系教授，1928年被军阀杀害于北京”的记录。查郭廷以编著《中华民国史事 日志》，在1928年1月15日项下也有“北京艺文中学校长、前北京大学教授高仁 山被枪决”的记载。然而，高仁山究竟是如何从事革命活动的，又是如何被枪 杀的？在国共两党的历史文本中，迄今为止依然是一个难解之谜。笔者费时数 载，所收集到的只是一些零碎材料，现整理出来贡献于读者，希望熟知内情的 大方之家不吝赐教。
一、大无畏的革命传奇
按照高仁山之子高陶的说法，他一生中共有三个父亲，其一是亲生父亲 高仁山；其二是自己的“寄父”、苏联共产国际情报人员陈翰笙；其三是自己的 继父、民国要人蒋梦麟。
关于高仁山，高陶写道：“家父高仁山烈士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著名教 授、教育改革的实践家。……牺牲时年仅三十四岁。是年，我才三岁，妹妹两 岁，家父牺牲后，我家南迁。在跟随祖父母的生活中，从未在老人家口中听到 有关父亲的事迹。叔叔、婶婶、长辈的言谈中，也未有片言只语提及，在我们幼
#文栽《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10月上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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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学两界人和車
小的心灵中充满着困惑和神秘，不知父亲为何被害。母亲常说一句话：‘你们 要争气，学你爸爸的样。，究竟学什么样，争什么气？语焉不详。我们兄妹二人 就在这种迷惘的家庭气氛中长大成人。”
高陶对于父亲较为具体的了解，得之于“寄父”陈翰笙。高仁山与陈翰笙 早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时就是好朋友。由于陈翰笙与妻子顾淑型自1921 年结婚后一直没有生育，便把高陶认为自己的“寄子”即“义子”。20世纪70年 代，高陶与妹妹、妹夫一起拜访陈翰笙，陈翰笙向他们表白说：“人家问他平生 好友有哪些，答：只有高仁山一人。”
话虽这么说，陈翰笙并没有为高陶兄妹揭开高仁山之死的真正谜底，而 只是告诉他们，自己当年曾经劝告高仁山离开北京，高仁山回答说：“我在北 大、师大任教，艺文中学我又是校长，还得照应，怎能一走了之。”①
《四个时代的我》是陈翰笙晚年的自传体回忆录，其中许多地方涉及自己 当年的最要好的朋友高仁山，摘录如下：
高仁山是我在美国认识的，这时在北大教育系工作。他为人爽直，有什么 说什么，平日与我常有交往。有一次，我同他谈起对时局、前途的看法和内心 的苦闷，他说：“听说共产党的主张不错，咱俩去加入共产党吧！ ”于是，我俩一 道去找李大钊（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大家都知道李大钊是共产党〉，请他介 绍入党。李大钊说：“现在正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许多共产党人也都在国民 党里工作，你们最好先加入国民党吧！ ”经李大钊和于树德介绍，我和高仁山 于一九二五年一同加入了国民党，并领到一个党证，但从来没有开过会。…… 有一天，我又去看李大钊同志。他从院内小门将我带到苏联大使馆去，介绍我 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相识。加拉罕又将我介绍给大使馆文化参赞加托诺维 奇。……过了不久，李大钊对我说：“他们（指苏联人〉希望你为共产国际做些 工作。”我说：“是呀，我不是在为他们的《国际通讯》写稿吗？ ”李大钊同志说： “不，不是指这件事，他们希望你为共产国际做些地下工作，就是情报工作。” 我立即答应下来。这件事，我一直没对什么人说过，直到一九八〇年填干部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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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表时，我才填上：“一九二六年在北京由李大钊同志和苏联加拉罕大使介绍 为共产国际工作。”九年之后，即一九三五年，我在莫斯科由王明、康生介绍转 入了中国共产党。②
高仁山是著名的国家主义教育家，而不是像苏联共产国际那样的国际主 义者。随着陈翰笙秘密加入共产国际的情报机构，他与高仁山在政治路径的 选择上必然会出现一些分歧。关于这一点，陈翰笙的相关回忆就显得避重就 轻、避实就虚：“李大钊被捕后，我知道处境十分危险，决定出国躲一躲。当时 我认识一个专给《奉天时报》写社论的日本人，叫中江丑吉，他认为我是国民 党，就让我先住在他家中。后来，张作霖又封掉艺文中学，在外交部街逮捕了 高仁山。中江丑吉帮助我和刚从苏联归来的顾淑型买了火车票，并把我们送 上去天津的火车。到天津后，我们住在一个小客栈里，对人讲是去神户看一个 亲戚。中国二三十年代去日本办手续很简便，根本不用护照，与在国内旅行差 不多。到神户后，在中国领事馆办了护照，便搭船去苏联了。”
高仁山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