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 作者: 张耀杰-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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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缝中，挺身而出担当重任的无畏奉献，无论是在国民党的历史上，还是在 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没有占据恰当的位置。
作为新中学会的创始会员，出任“北方国民党左派大联盟”主席的高仁 山，所代表的其实是上述九个左派组织中的新中学会。据张次溪介绍：“新中 学会，历史颇久，分子不尽是革命的，有党员六十五人，左派分子四十人，（：。？。 四十五人，该会的进步分子，均由李先生介绍加人了（：。？。。”
由杨扶青、李峰、张芥尘、于树德联名发表的《新中学会纪要》，对于该学 会另有说明：“一九二四年童冠贤、马冼凡接受了英国学者拉斯基的政治学 说，想把新中学会改组为一个拉斯基式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从德国寄回一 个新中学会会宪修正草案，请国内会员在年会时讨论通过。当时会员之中，周 恩来、安体诚等早巳加人中国共产党，并实际地参加了国民革命运动；其他会 员有的已另有政治结合；有的埋头从事于实业或教育；有的并不明了社会民 主主义的意义；有的事实上已与新中学会脱离关系；因此大家对会宪的修改， 都不怎么感兴趣。当一九二四年夏季，年会通过会宪修正草案时，于树德当场 声明不能接受社会民主主义，坚决要求出会；全场会员因激于多年来的感情， 且深深感到新中学会解体分化危机的到来，都不禁失声痛哭。一九二四年后， 虽勉强举行过一二次年会，都是无精打采而散，从此新中学会就无疾而终了。 ……一九二六年童冠贤、马洗凡等加人国民党，曾联合一部分人组织‘新中革 命青年社’，成为国民党内的一个派系，不明真相者称它为‘新新中学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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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与新中学会是两回事。”⑧
新中学会的创始人童冠贤，早在1925年就回国担任了北大教授，从而与 高仁山、陈翰笙等人成为同事。1926年，他跟随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的北大教授、教务主任顾孟余，赴广州参与国民党中央 的党务工作，又与老会友于树德成为同事。接下来，他受命返回北京任国民党 政治委员会华北分会委员，与丁惟汾、李大钊等人一同经营华北国民党的党 务工作。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高仁山更加熟悉的应该是新中学会的会友 于树德而不是李大钊。在于树德和李大钊之外，与高仁山最为接近的自然是 童冠贤。
于树德，字永滋’ 1894年2月29日出生于河北省静海县唐官屯。1917年考 取天津法政学堂的公费留学名额，并把自己准备自费留学的三百块大洋转赠 周恩来，从而促成两个人于同年9月一起赴日本留学。在日本期间，两个人先 后加入由童冠贤、高仁山、马洗凡、刘东美、陈铁卿、杨伯安、杨扶青、李峰、黄 开山等人发起组织的新中学会。1921年，于树德从日本回国在天津开展工人 运动。同年冬天经李大钊介绍，以新中学会代表身份赴苏联，参加1922年初在 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从苏联回国 后，他经李大钊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负责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支部，被 推为主任。1924年1月，于树德在广州出席国民党一大，任大会宣言审查委员 会委员，并与中共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一起，人选国民党中央的24名执行委 员。同时人选17名候补中央委员的中共党员，分别为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 林伯渠、韩麟符、沈定一、于方舟。
1924年4月20日，中共方面的李大钊、于树德、韩麟符等人，与国民党方面 的李石曾、顾孟余、徐谦、丁惟汾、于右任、路友于、朱家骅、马叙伦等人，在北 京成立国民党北京特别市执行部。于树德任执行部的青年部即学生部的部 长，直接负责北京、天津的学生运动。1925年秋天，他赴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 常务委员会委员。1926年7月6日，他又在国民党中执委临时全会上当选为中 执委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是中共方面在国民党中央担任最高职务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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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国民党对中共实施“清党”之后，于树德与国共两党脱离组织关系并退出 政坛，长期从事农村合作社理论的教学研究。1949年之后，于树德留在大陆， 历任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副局长、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监事会副主任等 职；是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82年2月18 日，于树德因病在北京逝世。
1929年3月，在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童冠贤，因为反对 中央执行委员圈选制及开除汪精卫的党籍，与一些代表退席抗议，从此不再 参与国民党的党务工作。1948年，他出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一度跟随李宗 仁维持国民党政权的残局。1949年之后，童冠贤逐渐从政界淡出，任教于香港 崇基学院。晚年他移居加拿大，于1981年8月7日去世。
《新中学会纪要》的落款时间是1961年3月。于树德为了与避居香港的童 冠贤等人画清界线，刻意回避了自己以中共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且一度 成为国民党左派领导人的历史事实，同时也略去了螅噬酱邮碌拇笪尬返母铩∶疃�
三、高仁山、陶曾谷与胡适、蒋梦麟
在耿云志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收录有高仁山用艺文中学信 笺写给胡适的两封书信，内容是邀请胡适在北大三院大礼堂就教育问题发表 暑期演讲。在落款时间为1925年6月23日的另一封短信中，高仁山写道：“适之 先生：艺文中学发起人会记事录二份寄呈。内有先生演说稿，系仁近日回忆， 略事写出。其中不无遗漏舛误之处，请你斧正寄回！ ”⑨
1925年7月16日，任鸿隽在写给留美同学胡适的书信中介绍说：“在上海 遇见高仁山，他对于奉浙的军事行动颇注意，欲联合上海各界打电劝他们息 内争。我以为此刻打仗总不至于成事实，不过沪上的事使奉军在上海增了不 少的兵，不免为将来和平的一个威胁罢了。上海罢工工人很多，商会与工会、 学会不能合作，尤为危险。”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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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沪上的事”，就是发生在上海租界的“五卅惨案”，又称“沪案”。“沪 案”发生后，高仁山与李四光、马寅初等45位国立各校教职员致函各校校长， 建议从政府归还各校的150万元中，拨款10万元援助从事罢工示威活动的上 海工人。而领导组织上海工人的罢工示威活动的，恰恰是国共两党的左派人 士，特别是中共方面的刘少奇、李立三、陈云等人。
1925年10月26日，段棋瑞执政府与英、法、美等国举行“关税特别会议”， 由北大教职员沪案后援会及北京各校沪案后援会出面召集的“关税自主”游 行示威大会，以“无条件的关税自主”、“反对妥协的加税”为理由，反对召开 关税会议。5万示威民众游行到新华门附近时，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包括交 通大学学生苏潮、北大教授徐炳昶和高仁山在内的10名师生在冲突中受伤。 手执校旗的北大政治系二年级学生傅启学还被警察当场逮捕。经大会筹备 人、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常委朱家骅等人多方营救，于两天后释放。11月22日， 由国民党左右两派的丁惟汾、李大钊、于树德、朱家骅、高仁山、马叙伦、林 森、部鲁等人共同组织的“关税自主示威运动筹备会”，又发动两万多名青 年学生走上街头，以砖瓦、木棒为武器与警察展开激烈巷战，直至摘下京师 警察厅的牌匾而“万人齐呼，如庆凯旋”。在这次事件中，马叙伦、于树德及一 百多名学生受伤。诸如此类的游行示威，最终是以1926年3月18日的“三一 八”惨案宣告结束的。0
1926年4月，朱我农也在写给胡适的书信中提到高仁山：“今天听见高仁 山兄说，你明天就要到天津去。那么，我又见不着你了，……”
同年5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代表李步青、罗教铎、赵乃博、雷殷等，北京 各大学教授高仁山、查良钊、朱我农、马叙伦、萧纯锦等，中国教育改进社代表 陶行知、凌冰等，联名发表致胡适、丁文江等人的公开信，就“对于英国处置庚 款办法”一事发表意见。当时的胡适、丁文江等人，正在代表中国政府与英国 政府就庚款事宜进行洽谈。
与此同时，一直是北大教职员沪案后援会核心人物的高仁山，还在《五卅 惨案之回顾》中写道：“一年前举国同愤之沪案，全世界所注意之外人惨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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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案，到现在还没有公平的结果……对这种惨无人道的举动，非联合全国各 界的心力来对外是不能成功的。”
高仁山遇难后，汤尔和在1928年2月18日致胡适信中表示说：“浮筠今日 来，询悉近状，甚慰。前晚与潘馨航在人家同吃饭，渠询及吾兄，并云，望兄北 来，保管无事。弟即谓高某事与之实风马牛不相干，然闻供词中既有其名，恐 生麻烦。”
1928年2月22日是中国传统的除夕之夜，丁文江就胡适准备北上参加中 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一事发表意见：“看见天津报上讲高仁山的事，牵涉到 你身上，特剪下来寄给你一看。……如果少川可以给你保险，你可以北来，不 然不如作罢。
同年5月21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午刻，中央大学宴会，他们又逼我作 答辞，……到大学院，领得中国公学二月份补助费三成；共一千元。又与端升、 经农、赵述庭共商廿四日高仁山追悼会的程序。此事只三日了，尚未有预备。 仁山夫人陶曾谷又因小孩生病前几天回无锡了。我不能等到此会，故催他们 作点筹备。
胡适所说的高仁山追悼会，是以首都教育界名义举行的，当时正值国民 政府中国大学院（教育部前身〉在南京召开全国教育会议。据上海《民国日报》 1928年5月25日报道：首都南京的教育界，于5月24日在中央大学体育馆举行 在北京被杀害的教育家高仁山教授追悼会，到各界人士五百余人。追悼会由 蔡元培主持，奏哀乐，向高烈士遗像行礼默哀，致开会辞，赵乃传报告螅噬健∥侣裕舷艹小⒅荟嵘⑻罩小⒅炀⒀钚臃鸺氨本┮瘴闹醒Т怼∠嗉萄菟担詈笥筛叩姆蛉颂赵却鸫省�
胡适既是高仁山的生前好友，又是中国大学院的大学委员，只是由于他 刚刚接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职务，不等全国教育会议结束就提前赶回上海处理 校务，这才有了“我不能等到此会，故催他们作点筹备”的表白。
1928年12月23日，陶曾谷在致胡适信中写道：“适之先生大鉴：前上一函 谅已收到。临接商务印书馆来函谓仁山稿件于本月底即将出版，敬求先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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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山遗著以及先生序文可否转送商务印书馆出版部为感。谷拟于年假赴沪一 行，艺文补助费事尚未有如何办法，上周赴财部访叶叔衡先生，谓此事或许可 以设法，因数目尚小。曾闻仁山谈及先生与叶君颇相知，特此奉函敬恳先生代 为致函转托。”
几年后，陶曾谷又在致胡适信中写道：“适之先生惠鉴：敬启者，艺文中学 自开办之初即承赞助，恢复以后复蒙领衔呈请国府拨给补助费，嘉惠后生宁 有涯矣。惟艺中经常各费虽足维持，而基金至今犹属无着，一旦发生变故，学 校前途难免无停顿之危险。窃按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每年以三分之二之 款项，补助文化事业，艺中试验道尔顿制，似亦为重要文化事业之一，拟请先 生于本年六月间该会开年会时，提议补助巨款以充基金，倘能通过则艺中将 来基础巩固，发扬蓬勃，胥出先生之赐也。先夫有知，亦当含笑于九泉矣。先生 在平课务忙否？暇时尚祈常莅艺中惠予指导。曾谷将于三月中旬赴平为先夫 营葬，届时当趋聆教益也。”？
高仁山被捕之后，奉系军阀以艺文中学是赤化窝巢的罪名，将设在北京 东城灯市口大街七十二号的这所私立学校强行封闭，部分学生被迫转到天津 南开中学。后经该校师生多方争取，1928年9月15日又租赁西城府前街的清代 “升平署”重新开学。陶曾谷信中所说的“开办之初”与“恢复以后”就是由此而 来。1929年冬，艺文中学为缅怀老校长的业绩，在新校舍内创办“仁山图书 馆”。1931年，该校师生又刻碑纪念高仁山，碑文采用的是他生前常说并且最 能体现他大无畏的英雄本色的一句话：“身世悲壮，一丝不挂，无瞻前顾后之 忧，乃能言救国，做救国事业。”
信中的“曾谷将于三月中旬赴平为先夫营葬”，足以证明陈翰笙所说的 “高仁山在北京天桥被杀后，他的家属不敢去收尸，还是顾淑礼出面去收尸” 并不完全属实。与高陶一样从小用无锡话称陈翰笙为“寄爹”的顾淑礼的儿女 孙幼礼、孙稚礼、孙小礼，在《忆姨夫陈翰笙》中提到“姨父还为我们请过一位 家庭教师，名叫张挹兰，是一位思想进步的北大女学生，后来她与李大钊同时 遇难。当时张老师的妈妈过于伤心，弟弟张友松年幼，于是就由母亲代表张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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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家属去收尸”；而没有承认顾淑礼为高仁山收尸的事情。@史建霞在《高仁 山》一文中，也只是说“消息传来，他的学生们冒着生命危险与他的家人、亲友 一道，将他的遗体安葬在北京西山卧佛寺东面的东沟村”。
到1934年3月6日，胡适又在日记中写道：“梦麟夫人陶曾谷约我去谈艺文 中学事，我提议她与我同时退出校董会，而委托妥人为校董，此意当可解除一 切纠纷。”
所谓的“梦麟夫人陶曾谷”，是当年颇为著名却又一直在以讹传讹的情爱 故事。2006年6月，北京中华书局从台湾远流出版集团引进署名苏文的《民国趣 典》一书，易名为《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公开出版。其中的《蒋梦麟：因爱亡 友而娶其妻》一文写道：“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时，和教育系教授高仁山是莫逆 之交。1927年10月，高仁山以参加政党、有反对北京政府之嫌，遭张作霖下令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