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 作者: 张耀杰-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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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易卜生主义》的第三部分里，胡适介绍了易卜生戏剧中的三大社会势　力，一是法律，二是宗教，三是道德。在第四部分里，他通过对于《国民公敌》的　介绍，说明了易卜生笔下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　摧残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一切维新革命，都是少数人发起　的，大多数人总是守旧、麻木不仁的，只有极少数人^有时只有一个人，　^不满意于社会的现状想要维新、想要革命。”
《国民公敌》中的男主角斯铎曼医生最早发现当地的温泉具有疗养的功　效。当地人觉得有利可图，便筹集资金建造浴池，吸引各地游客来到这里避暑　养病，还聘请斯铎曼担任负责卫生监督的官员。随着游客增多，当地的经济开　始繁荣，洗浴的人中间却出现了一种流行病。斯铎曼从浴池里取出水样，寄给　大学的化学试验室，化验结果表明，是他的岳父经营的皮革厂污染了水源，又　由于浴池里的水管安得太低，从而导致浴池里产生了有害病菌。斯铎曼向市　长和浴场主提交报告，建议对浴池进行重新改造。考虑到改造浴池要花费很　多资金，并且要歇业一两年，市长和浴场主拒绝了此项建议。斯铎曼据理力　争，他费尽心机找到一个会场，当地居民不但不听从他的建议，还把他赶下台　去，然后通过表决宣布他是国民公敌。第二天，斯铎曼的市长哥哥亲自免除了　弟弟的医官职务。斯铎曼的岳父也告诉女婿说，自己留给女儿和外孙的遗产　已经全部换成浴场的股票，浴场如果破产将面临巨大损失。接下来，斯铎曼的　房东赶他搬家，他的两个儿子在学校里面先被同学围攻而后被校长停课。在　这种情况下，斯铎曼依然不肯屈服于多数人唯利是图的蛮横无理，从而说出　了剧中最为著名的一句台词：“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　”
在第五部分里，胡适主要介绍易卜生的政治观念。易卜生起初是一个极　端反对国家观念的无政府社会主义者，在亲眼目睹巴黎公社的武装起义失败　后，他开始放弃无政府社会主义思想；从而选择了宪政民主制度。
在《易卜生主义》的第六部分，胡适正面总结了他所理解的“易卜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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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　写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　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一一这就是易卜生主义。表面　上看去，像是破坏的，其实完全是建设的。……他主张个人须要充分发达自己　的才性，须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
在胡适眼里，发展每个人的“自己的个性”，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须　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娜拉的离家出走，就是　承担自己的个人责任的第一步。而易卜生的一生，就是持之以恒地呐喊呼吁　全社会要容忍鼓励包括娜拉、斯铎曼医生之类的先驱者，从而保障人类社会　中不断涌现敢于说真话的“国民公敌”。
二、胡适创作的《终身大事》
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真正富于现代意识的第一部戏剧作品是胡适创作　的《终身大事》。
1919年3月，《终身大事》刊登在由高一涵负责编辑的《新青年》6卷3号中，　胡适专门为该剧加写了一个副标题：“游戏的喜剧。”
事实上，《终身大事》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社会问题剧，剧中的女　主角田亚梅，更是中国戏剧史上第一个娜拉式的女性人物。她与易卜生笔下的　娜拉的主要差别，表现在她所反抗的并不是夫妻生活中的男权丈夫，而是宗法　制家庭中的严父慈母。这是刚刚启动现代化进程的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
田亚梅与陈先生是在东洋留学时相识的一对情人，两个人回国后打算征　求父母的意见正式结婚。田亚梅的母亲田太太是“不敢相信自己”的一个人，　她疼爱自己的独生女儿，希望女儿不要“糊里糊涂”地嫁给一个合不来的人，就　背着家人去观音菩萨面前求签，然后又请来一位瞎眼的算命先生。算命先生　说自己是“据命直言”的，按照命书上的说法，陈先生和田亚梅在属相上是属蛇　和属虎相克，在时间上是猪和猴相克，这两个人要是成了夫妇，就犯了夫克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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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命，肯定不能够白头偕老。
在这种情况下，田亚梅只好把希望寄托在禁止家人拜菩萨和请算命先生　的父亲身上。她的父亲田先生回家之后，先把田太太教训了一通，接下来却说　出了反对这桩婚事的另一项理由：“两千五百年前，姓陈的和姓田的只是一　家。后来年代久了，那写做田的便认定姓田，写做陈的便认定姓陈，外面看起　来，好像是两姓，其实是一家。所以两姓的祠堂里都不准通婚。”
田先生因为害怕被革出宗族祠堂而被老先生们笑骂，竟然玩弄起孔门儒　教“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道学把戏：“要是你这位姓陈的朋友是没有钱的，　倒也罢了；不幸他又是很有钱的人家。我要把你嫁了他，那班老先生们必定说　我贪图他有钱，所以连祖宗都不顾，就把女儿卖给他了。”
田亚梅在绝望中看到女仆李妈替陈先生送来的情书，上面写着：“此事只　关系我们两人，与别人无关，你该自己决断！”于是，她当机立断写下一张字　条：“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应该自己决断。孩儿现在坐了陈先生的汽车　去了。暂时告辞了。”然后把字条留在桌子上匆匆离开。
《终身大事》是一部很短的独幕戏，戏中的观音菩萨是中国传统佛教的化　身，算命瞎子是中国传统道教的缩影，田太太所充当的其实是佛、道两教代言　人的角色。自以为文明新派的田先生，却偏偏是孔门儒教的代言人。田亚梅的　离家出走，一方面是她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第一步，同时也是以现代人道反　抗儒、释、道三教合流的传统宗教神道的第一步。该剧在当年曾经引起很大　反响。1919年6月19日，北京学生联合会为了给“五四”运动筹集活动经费，邀　请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院和北京农业专科学校的新剧团，在珠市口第　一舞台举行联合公演。第一天晚上由北大学生演出《新村正》和《终身大事》；　第二天晚上由高师学生演出《波兰亡国惨》和《劫余泪》；第三天晚上由农专　学生演出《美人剑》和《笑死你》。周作人于6月17日从刘半农手中购票两张，6　月19日晚上与鲁迅一起观看了演出。鲁迅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晚与二弟同至　第一舞台观学生演剧，计《终身大事》一幕，胡适之作，《新村正》四幕，南开学　校本也，夜半归。”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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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钱玄同挑起的戏剧论争
早在胡适正面提倡并且亲自创作“易卜生主义”的现代戏剧之前，钱玄同　在1917年2月25日写给陈独秀的读者来信中，已经率先挑起针对中国传统戏　曲的戏剧论争：“返观中国之小说戏剧，与欧洲殆不可同年而语。……若今之　京调戏，理想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固不可因其为戏剧之故，遂谓有文学　上之价值也。……屮国戏剧，专重唱工，所唱之文句，听者本不求其解，而戏子　打脸之离奇，舞台设备之幼稚；无一足以动人情感。”
这封来信刊登于《新青年》3卷1号。在随后的3卷3号中又有胡适的《历史　的文学观念论》，其中写道：“词曲如《牡丹亭》、《桃花扇》，已不如元人杂剧之　通俗矣。然昆曲卒至废绝，而今之俗剧（吾徽之‘徽调’与今日‘京调’、‘高腔’　皆是也〉乃起而代之。今后之戏剧或将全废唱本而归于说由，亦未可知。此亦　由文言趋于白话之一例也。”同一期中还有刘半农的长文《我之文学改良观》，　用16个字概括了传统戏曲的表演形式：“一人独唱，二人对唱，二人对打，多人　乱打。”
到了由胡适编辑的《新青年》4卷6号即“易卜生号”中，以《新文学及中国　旧戏》为标题，刊登了北大学生张厚载（镠子〉的读者来信，以及胡适、钱玄同、　刘半农、陈独秀的分别答复。张厚载在来信中写道：“记者足下：仆自读《新青　年》后，思想上获益甚多。陈、胡、钱、刘诸先生之文学改良说，翻陈出新，尤有　研究之趣味。……盖凡一事物之改革，必以渐，不以骤；改革过于偏激，反失社　会之信仰，所谓‘欲速则不达’，亦即此意。改良文学，是何等事，决无一走即到　之理。先生等皆为大学教师，实行改良文学之素志，仆佩服已非一日。但仆怀　疑之点，亦不能不为胡、沈诸先生一吐。”
张厚载的“怀疑之点”，其一是胡适和沈尹默等人的白话诗，“弃中国固有　之诗体，而一味效法西洋式的诗，是否矫枉过正？　”其二是胡适、刘半农、钱玄　同等人对于传统戏曲的相关评价；有没有体现“中国戏曲”的“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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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答复是：“鏐子君以评戏见称于时，为研究通俗文学之一人，其　赞成本社改良文学之主张，固意中事。但来书所云，亦有为本社同人所不　敢苟者。”
与胡适的求同存异、与人为善截然相反，钱玄同表现出的是恶言恶语的　嬉笑怒骂：“我所谓‘离奇’者，即指此‘一定之脸谱’而言；脸而有谱，且又一　定，实在觉得离奇得很。若云‘隐寓褒贬’，则尤为可笑。……这真和张家猪肆　记卍形于猪鬣，李家马坊烙圆印于马蹄一样的办法。哈哈！此即所谓中国旧戏　之‘真精神’乎？　”
刘半农的答复与钱玄同高度一致：“平时进了戏场，每见一大伙穿脏衣服　的，盘着辫子的，打花脸的，裸上体的跳虫们，挤在台上打个不止，衬着极喧闹　的锣鼓，总觉眼花缭乱，头昏欲晕。”
陈独秀虽然不同意张厚载的观点，却也难能可贵地表现出了愿意探讨下　去的理性态度：“尊论中国剧，根本谬点，乃在纯然囿于方隅，未能旷观域外　也。……演剧与歌曲，本是二事；适之先生所主张之‘废唱而归于说白’，及足　下所谓‘绝对的不可能’，皆愿闻其详。”
在《新青年》5卷1号中，钱玄同的“随感录十八”是专门攻击传统戏曲的：　“两三个月以来，北京的戏剧忽然大流行昆曲；听说这位昆曲大家叫做韩世　昌。自从他来了，于是有一班人都说，‘好了　’中国的戏剧进步了，文艺复兴的　时期到了。’我说，这真是梦话。中国的旧戏，请问在文学上的价值，能值几个　铜子？……吾友某君常说道，‘要中国有真戏，非把中国现在的戏馆全数封闭　不可。’我说这话真是不错。……如其要中国有真戏，这真戏自然是西洋派的　戏，决不是那‘脸谱’派的戏，要不把那扮不像人的人，说不像话的话全数扫　除，尽情推翻，真戏怎样能推行呢？　”
《新青年》5卷2号另有刘半农与钱玄同的来往通信《今之所谓“评剧家”》。　钱玄同在写给刘半农的回信中，先是借胡适的话语表明自己的态度：“适之常　说一句话，叫做‘不值得一驳’，这话很有道理。我现在仔细想来，老兄今年春　天打起精神答王敬轩的信，后来为了《灵学丛志》，百年老兄与我三个人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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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气力去驳斥他，实在有点‘不值得’。“
接下来，钱玄同笔锋一转，反而以极端话语表白了对于胡适“前次答张繆　子信”的不认同：“我与适之的意见却有点反对。我们做《新青年》的文章，是给　纯洁的青年看的，决不求此辈‘赞成’。……我记得十年前上海某旬报中有一　篇文章，题目叫做《尊屁篇》，文章的内容，我是忘记了。但就这题目断章取义，　实在可以概括一班‘鹦鹉派读书人’的大见识大学问。”
在中华书局出版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保留有胡适写给钱玄同的一封　书信：
昨日公等丑诋宋春舫君之戏谈，别后即取《公言报》读之，觉此君所言（十　九日〉全与吾辈无异，且明言歌剧之影响远不如白话剧。吾因疑第一段（十七　日〉“歌剧之势力且驾文剧而上之”一语，必有误会处，因就宋君问之，宋君言　此所谓“势力”并非丨沾！！甜？^影响〉，本意作号召听者之能力，随笔写去，不图　有此误会也。适既亲得于宋君，故不敢不告，并望与仲甫兄观之。
适意吾辈不当骂人，乱骂人实在无益于事。宋君无论如何，他总算得一个　新派人物。其人作文太粗心则有之（此乃多作日报文字之过，且少年得志太早　之过〉，然不当把他骂出我们的大门去也。老兄以为然否？
至于老兄以为若我看得起张鏐子，老兄便要脱离《新青年》，也未免太生　气了。我以为这个人也受了多做日报文字和少年得意的流毒，故我颇想挽救　他，使他转为吾辈所用。若他真不可救，我也只好听他，也决不痛骂他的。②
这封信的落款处只有四个字：“适上，廿夜。”该书编者把写作日期认定为　1919年2月20日。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胡适书信集》又把写作日期认定为1919　年的“7、8月间”。此信的实际写作时间应该是1918年的8月20日。钱玄同收信　后，给胡适写了一封没有落款日期的回信：
我对于宋春舫，原没有什么恶感；不过先头听了你和蔡先生如此的恭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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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而亲见其人，却是“碌碌”得很，因此不免把尊敬他的心理消灭许多罢了。
至于张厚载，则吾期期以为他的文章实在不足以污我《新青年》〖如其通　信，却是可以〉；并且我还要奉劝老兄一句话：老兄对于中国旧戏，很可以拿他　和林琴南的文章、南社的诗一样看待。老兄的思想，我原是很佩服的。然而我　却有一点不以为然之处：即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平日　对外的议论，很该旗帜鲜明，不必和那些腐臭的人去周旋。老兄可知道外面骂　胡适之的人很多吗？你无论如何敷衍他们，他们还是很骂你，又何必低首下　心，去受他们的气呢？我这是对于同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