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 作者: 张耀杰-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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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五卷二号，准明晨交仲甫去寄。三号系半农编辑。你如有大 稿，请早日交给他（三号极迟九月十五日一定要寄出〉。还有孟和的《国民之 敌》以下续稿，在你那里，也请早日改妥了送交半农。③
由钱玄同编辑的5卷2号的版权日期是1918年8月15日，实际出版时间延 后了一个月，钱玄同所说的“明晨”，自然是胡适的来信及他自己的回信时间 即1918年8月20日的“明晨〃，该期稿件已经超出由陈独秀（仲甫〉经手寄往上 海群益书社的最后期限。在此之后，胡适另有一封没有落款日期的回信：“宋 君的缺点，我也知道，故前信中也明说出，不过我觉得他很想加人我们的一 派，故劝大家不要赶他出去。老兄所下‘碌碌’两字的评语，的当得很。至于张 鏐子，我现在且不谈他。我已请他为我做文，我且等他的文章来了再说。好在 我还有轮着编辑的一期，到了那时，我可以把他的文字或作我的文字的‘附 录’，或作《读者论坛》，都无不可。”
四、“戏剧改良专号”的新旧之争
在由胡适编辑的5卷4号即“戏剧改良专号”中，以“附录”形式转载了张厚 载的《我之中国旧剧观》，并且在通信栏中以《“脸谱”“打把子”》的火爆标 题，刊登了张厚载的读者来信和钱玄同的公开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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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改良专号”的首篇是胡适的《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他在文章 中正式亮出“不值一驳”的口头禅：“即以戏剧一个问题而论，那班崇拜现行的 西皮二簧戏，认为‘中国文学美术的结晶’的人，固是不值一驳；就是有些人明 知现有的皮簧戏实在不好，终不肯主张根本改革，偏要主张恢复昆曲。现在北 京一班不识字的昆曲大家天天鹦鹉也似的唱京腔戏，一班无聊的名士帮着吹 打，以为这就是改良戏剧了。这些人都只是不明文学废兴的道理，不知道昆曲 的衰亡自有衰亡的原因；不知道昆曲不能自保于道咸之时，决不能中兴于既 亡之后。所以我说，现在主张恢复昆曲的人与崇拜皮簧的人，同是缺乏文学进 化的观念。”
接下来，胡适依据王国维的最新研究成果《宋元戏曲史》，对中国戏剧（戏 曲）发展史进行了简单回顾，并由此得出自己的结论：“西洋戏剧便是自由发 展的进化；中国的戏剧便只是局部自由的结果。……以上所说中国戏剧进化 小史的教训是：中国戏剧一千年力求脱离乐曲一方面的束缚，但因守旧性太 大，未能完全达到自由与自然的地位，中国戏剧的将来，全靠有人能知道文化 进化的趋势，能用人力鼓吹，帮助中国戏剧早日脱离一切阻碍进化的恶习惯， 使他渐渐自然，渐渐达到完全发达的地位。”
基于西方戏剧与中国传统戏曲的横向比较，胡适还谈到了向西方戏剧学 习的两个关键点。其一是悲剧的观念：
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念。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总是一个美满的 团圓。……这种“团圓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做书的人明知世 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的居大部分，他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离 死别，他却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偏要说善恶分明，报应昭彰。他 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工的颠倒惨酷，他只图 说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这便是说谎的文学。……
西洋的文学自从希腊的厄斯奇勒（八伤吐丨贴）、沙浮克里（^^（^四）、虞里彼 底洱！！！^记⑶）时代即有极深密的悲剧观念。悲剧的观念：第一，即是承认人类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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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挚最深沉的感情，不在眉开眼笑之时，乃在悲哀不得意无可奈何的时节；第 二，即承认人类亲见别人遭遇悲惨可怜的境地时，都能发生一种至诚的同情， 都能暂时把个人小我的悲欢哀乐一齐消纳在这种至诚高尚的同情之中；第 三，即是承认世上的人事无时无地没有极悲惨的伤心境地，不是天地不仁， “造化弄人”〔此希腊悲剧中最普通的观念〗，便是社会不良使个人消磨志气， 堕落人格，陷入罪恶不能自脱（此近世悲剧最普通的观念、有这种悲剧的观 念，故能发生各种思力深沉，意味深长，感人最烈，发人猛省的文学。这种观念 乃是医治我们中国那种说谎作伪思想浅薄的文学的绝妙圣药。这便是比较的 文学研究的一种大益处。
其二是文学的经济方法。胡适认为，中国传统的戏曲是最不讲究经济方 法的。明清传奇中的《长生殿》和《桃花扇》，要连演几天才能够结束，几十本的 连台本戏需要更长的演出时间。而西方戏剧一直在讲究经济方法，近代的西 方戏剧虽然不像古希腊戏剧那样严格遵守“三一律”，一部戏主要讲述一件事 情的限制还是存在的。易卜生的《娜拉》和《国民公敌》都是这方面的典范。
通过上述讨论，胡适写道：“现在的中国文学已到了暮气攻心，奄奄断气 的时候！赶紧灌下西方的‘少年血性汤’，还恐怕已经太迟了；不料这位病人家 中的不肖子孙还要禁止医生，不许他下药，说道，‘中国人何必吃外国药！ ’ ……哼！ ”
在“戏剧改良专号”中另有北大学生傅斯年的《戏剧改良各面观》和《再论 戏剧改良》。其中的《再论戏剧改良》是针对欧阳予倩的《予之戏剧改良观》和 张厚载的《我之中国旧剧观》而写作的。对于欧阳予倩的文章，傅斯年表现出 的是热烈欢迎的态度：“我是剧界的‘旁观人’、‘门外汉’，我的议论，自然难以 得人信服，欧阳君是戏界中人，欧阳君的说话，是从亲身体验得来的。反对戏 剧改良的人，可不能再说改良戏剧仅仅是理想之谈了。”
张厚载对于中国传统戏曲的认识，主要集中于美学价值。其一，“中国旧 戏是假像的”即写意的。其二，中国旧戏“有一定的规律”，如台步、身段、板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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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调之类的程式化，“都可以说是中国旧戏的习惯法”。其三，中国旧戏的一大 特征，是“音乐上的感触和唱工上的感情”。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旧戏， 是中国历史的产物，也是中国文学美术的结晶。可以完全保存。社会急进派必 定要如何如何改良，多是不可能。除非竭力提倡纯粹新戏，和旧戏来抵抗。但 是纯粹的新戏，如今很不发达。拿现在的社会情形来看，恐怕旧戏的精神，终 究是不能破坏或消灭的了。”
张厚载反对戏曲改良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不过，他提出的现代话 剧可以另起炉灶与传统戏曲公平竞争的建议，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迄今为 止，中国现代话剧并没有替代传统戏曲的艺术地位，而是与传统戏曲处于相 互补充、并行不悖的共存局面之中。傅斯年在《再论戏剧改良》一文中，使用 大量篇幅对张厚载的《我之中国旧剧观》进行逐项批驳，然后得出了自己的 结论：
综合繆子君全篇的意思，仿佛说道：“凡是从古遗传下来的，都是好的。” 我们固不能说，凡是遗传的都要不得。但是与其说历史的产品，所以可贵，毋 宁说历史的产品，所以要改造。……中国旧戏，只有一种“杂戏体”，就是我在 前面说的“百衲体”。这是宋元时代的出产品。如果要适用于20世紀，总当把这 体裁拆散了^纯正的“德拉玛”㈦访！！^？；），纯正的“吹拉伯”〔欧拍拉0严13？〉， 纯正的把戏，三件事物，各自独立。况且中国旧戏所以有现在的奇形怪状，都 因为是“巫”、“傩〃、“傀儡〃、“钵头〃、“竞技”……的遗传（见王国维《宋元戏曲 史》〉。如果不把这些遗传扫净，更没法子进步一层。西洋戏剧进化的阶段，可 以参证。
中国传统戏曲作为一种“杂戏体”和“百衲体”，与中国社会长期处于超稳 定、慢节奏的一乱一治的历史轮回之中，一直找不到打破改朝换代的专制僵 局的宪政民主之路，从而养成了慢节奏的审美惰性息息相关。西方戏剧中话 剧、歌剧和杂技的各自独立，主要是社会进步的结果，而不是戏剧创作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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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所能够实现的。作为不同历史阶段的戏剧品种，西方现代话剧的引进与创 新是完全可以另起炉灶的，而没有必要以根除消灭中国传统戏曲为前提条 件。傅斯年所谓“如果不把这些遗传扫净，更没法子进步一层”，即使在西方戏 剧史上也没有可供“参证”的依据。应该说，《新青年》同人的最大误区，就在于 把人类社会的自然进化简单理解为用新的东西人为消灭旧的东西的“破旧立 新”，而没有清醒地认识到“新”与“旧”之间所存在的循序渐进的求同存异。
从另一方面说，胡适和傅斯年虽然是中国传统的戏曲艺术的旁观者和门 外汉，他们的相关意见都是经过对十中外戏剧的深人研究才公开发表的。他 们的言辞虽然有过激谬误之处，却很少学术讨论之外的人身攻击与敌对排 斥。④同样是“不值一驳”，胡适表现出的是求同存异的容忍和自信，钱玄同以 “记者”身份对于张厚载的公开答复所表现出来的却是充满敌意的人身攻击： “我现在还想做点人类的正经事业，实在没有丁夫来研究‘画在脸上的图案’。 张君以后如再有赐教，恕不奉答。”
由此看来，即使在《新青年》同人内部也依然存在着求大同、存小异的原 则性分歧。一旦把求同存异的良性互动绝对化为势不两立甚至于你死我活的 仇恨敌对，新旧戏剧的学术论争就会演变成为学术范畴之外的人事之争和人 身攻击。
五、封戏馆、废旧戏的极端话语
《新青年》5卷5号是由钱玄同代替沈尹默编辑的，在前一期杂志中刚刚对 张厚载表示过“再有赐教，恕不奉答”的钱玄同，对于周作人署名“启明”的来 信“赐教”，却以《论中国旧戏之应废》为标题给出了高规格的“奉答”：“启明 兄：你来信的话，我句句都赞成。末段‘其实将他国的文艺学术运到本国，…… 没有什么欧化不欧化了’数语，更是至精至确之论。”
周作人的来信是这样说的：“玄同兄：《随感录》第十八中所说关于旧戏的话 及某君的话，我都极以为然。我于中国旧戏也全是门外汉，所以技工上的好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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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话可说，但就表面观察看出两件理由，敢说：中国旧戏没有存在的价值。”
为了证明“中国旧戏没有存在的价值”即“旧戏应废”，周作人提出了两项 理由：第一是“从世界戏曲发达上看来，不能不说中国戏是野蛮”。第二是“有 害于‘世道人心’”。关于第二项理由，周作人解释说：“我因为不懂旧戏，举不 出详细的例，但约略计算，内中有害分子，可分作下列四类：淫，杀，皇帝，鬼 神。（这四种，可称作儒道二派的思想的结晶。用别一名称，发现在现今社会上 的，就是：一‘房中术，，二‘武力，，三‘复辟，，四‘灵学’。丫，
指责中国旧戏“野蛮”的周作人，为废旧戏和封戏院提供的罪名本身就是 孔门儒教“存天理，灭人欲”的“以理杀人”的道德罪，以及“欲加其罪，何患无 辞”的“莫须有”的思想罪。在现代文明社会里，所有的法律条款都是为了保障 公民个人的人身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财产自由等正当权利的。“有害于 ‘世道人心’”的罪名在现代法律体系中是根本不能够成立的。能够以“有害于 ‘世道人心’ ”之类的罪名废旧戏、封戏院的社会力量，只能是中国传统社会中 以“奉天承运”、“替天行道”自居的“家天下”的极权皇帝和强权官府，而不是 现代文明社会中依法执政的有限政府。何况早在1908年，留学日本的周作人 就曾经在《河南》杂志4至5期连载过长篇论文《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 国近时论文之失》，其中针对作为北京大学前身的京师大学堂教员林传甲“言 必宗圣”的极端话语指责道：“尤可骇者，乃曰‘必将戮其人而火其书’。夫何仇 之深也！论文之士，不惬于小说，至不惜呼吁王者，罗织文字之狱，以兴大戮， 亦有说乎？吾闻波兰、俄国官司检文，类极严厉，听者或为之不平，顾尚鲜以文 网杀著作家者。今论者坦然言之；窃无以测其旨也。（比来日本警视厅严检自 然派小说，多禁止者，评骘之士或反称快，亦此类也。〉”十年之后，周作人自己 反而在大力提倡“民主”和“科学”的《新青年》杂志中重演“必将戮其人而火其 书，’的文化闹剧，无论如何都是不应该的。
在同一期的通信栏中，还以《渡河与引路》为标题刊登有唐俟与钱玄同的 来往通信。唐俟是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即鲁迅的另一笔名，他在来信中写道： “例如见鬼、求仙、打脸之类，明明白白全是毫无常识的事情，《新青年》却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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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反复辩论，对他们说‘二五得一十’的道理，这功夫岂不可惜，这事业岂不 可怜。”
在此之前的《新青年》4卷4号通信栏中，以《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为标题 刊登有钱玄同与陈独秀的来往通信，钱玄同在来信中写道：“欲使中国不亡， 欲使中国民族为20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 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此外尚有 一法，则友人周君所言者：即一切新学问，亦用此‘新体国文’达之。而学术上 之专名，及没有确当译语，或容易误会的，都用！：印^！！^嵌人。”
钱玄同一再提到的“吾友某君”、“友人周君”和周作人所说的“某君”，都 是不愿意公开真实姓名的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即鲁迅。钱玄同和周作人笔下的 废汉字、烧旧书、废旧戏、封戏院之类的极端言论，其实是鲁迅、周作人、钱玄 同等人的共同意见。到了 1923年7月9日，钱玄同在致周作人信中回忆说：
我近来耳闻目睹有几件事，觉得梁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