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 作者: 张耀杰-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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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等人的共同意见。到了　1923年7月9日，钱玄同在致周作人信中回忆说：
我近来耳闻目睹有几件事，觉得梁启超壬寅年的《新民丛报》虽然已成历
史上的东西，而陈独秀一九一五年九一七年的《新青年》中的议论，现
在还是救时的圣药。现在仍是应该积极去提倡“非圣”，“逆伦”，应该积极去铲　除“东方化”。总而言之，非用全力来“用夷变夏”不可。我之烧毁中国书之偏谬　精神又渐有复活之象，即张勋败后，我和你们兄弟两人在绍兴会馆的某院子　中槐树底下所谈的偏激话的精神，又渐有复活之象焉。⑤
1934年8月10日，《文化与教育》旬刊第27期刊登记者熊梦飞的文章《记钱　玄同先生关于语文问题谈话》，在谈到〃《新青年》第四卷某期中，有钱先生一　篇主张废除汉字，而代以世界语（！：叩^^协），或英德法语的通信，害得那时一　班新旧人物为之大惊咋舌！　”时，钱玄同更加直截了当地回答说：
老实告诉你罢！那篇东西中的话，并非完全是我个人的意见，有几句话是　“代朋友立言”的。朋友是谁？就是鲁迅先生。民国六七年我对于文学革命，乃
《新青年》时代的戏剧论争｜　205
至文化改革，有过极高度的狂热，有一天，到绍兴会馆里去访鲁迅先生，我与　他原是在章太炎先生门下的老同学，我们谈到文学革命了，我还是说那改用　白话文和普及世界语的主张。鲁迅说：“中国的语言根本就要不得，文法是那　样的粗疏，字义是那样的昏乱，要想拿它来发表精密的思想，记载新时代的事　物，是绝不能胜任的。”我说：“目前只要把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孳去掉，便是一　大解放。一面鼓吹大家学世界语，等到世界语普及了，便可废除汉字了。”鲁迅　似乎不大看得起世界语，他是学德文的，他说：“德文便很好。因为文法很麻　烦。”他是认为文法麻烦即愈精密的。他又说：“法文也还可用。唯有英文最不　行，因为文法太简单了，但英文的文法和字义，较之中国语言文字，固已远胜。　现在中国最好改用一种外国文字如德文；若办不到，则仍写汉字而多搀入外　国文的字句，则当可勉强对付着用。”
我听了他这话，便怂恿他把这用一种外国文来代汉文的主张做篇文章，　登在《新青年》上，他一定不肯。我说：“那么，我来发表吧。”他说：“不能说是我　的主张。”我觉得那不好办，于是改变方针，把他的主张和我的主张混在一起，　写成那篇通信。所以那信里大骂旧文化，大骂汉字，主张汉字应即废灭而代以　世界语，却没有主张用一种外国文^如德文^来代汉文，因为我心中实　在不赞同此说也。但又想了用一种外国文为辅助语的办法。此信的最后，又把　鲁迅“仍写汉文而多多搀入外国文的字句”之主张说出，而改外国文为世界　语，这又是混两人主张为一。但此节中竟露出“友人周君”四字，此周君即豫　才，亦即鲁迅。
在《新青年》5卷5号的周作人来信中，另有引进和创作“欧洲式的新戏”的　观点：“现在有一种大惊小怪的人’最怕说欧洲式，最怕说‘欧化’。其实将他国　的文艺学术运到本国，决不是被别国征服的意思；不过是经过了野蛮阶级蜕　化出来的文明事物，在欧洲先发现，所以便跳了一步，将他拿来，省却自己的　许多力气。既然拿到本国，便是我的东西，没有什么欧化不欧化了。倘若亚洲　有了比欧洲更进化的戏，自然不必舍近求远；只可惜没有这样如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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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政学两界人和事
周作人的这一观点到了　1934年6月4日，又被鲁迅概括为“拿来主义”。正是　在《拿来主义》一文中，鲁迅把梅兰芳到苏联演出中国传统戏曲全盘否定为“送　去主义”。⑥随着《新青年》同人团队分裂解散，坚持不懈地对中国传统戏曲及　其演员加以否定性批判的，只剩下了鲁迅一个人。
查阅《鲁迅全集》，涉及梅兰芳的文字有《坟。论照相之类》、《华盖集续编…厦门通信》、《二心集。宣传与做戏》、《南腔北调集“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　《伪自由书^最艺术的国家》、《花边文学〃京派”与“海派”》、《花边文学丨法会和　歌剧》、《花边文学丨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花边文学。略论梅兰芳及其他　（下〕》、《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两地书。四二》、《书信。致姚克》〔1934年　3月24日〉等十多篇。鲁迅在《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中写道：“士大夫们也在　日见其消沉，梅兰芳近来颇有些冷落。……名声的起灭，也如光的起灭一样，起　的时候，从近到远，灭的时候，远处倒还留着余光。梅兰芳的游日、游美，其实已　不是光的发扬，而是光在中国的收敛。”⑦
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梅兰芳作为表演艺术家的“名声”和鲁迅　作为著名作家的“名声”，都拥有各自不同却又不可替代的生命力和号召力，迄　今为止并没有发展到“灭”的地步。《新青年》时代的戏剧论争，迄今已经九十个　春秋。撇开当事人意气用事的人事之争，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传统　戏曲还是现代话剧都有其不可替代的艺术生命力，传统戏曲和现代话剧的相互　促进、和谐共存，才是中国戏剧事业健康发展的最为正当的路线图。
注释：
①《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9页。
②《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4页。
③《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5页。
④傅斯年在1919年1月1日创刊的《新潮》1卷1号中，专门开辟了“出版界评”的栏目，他　所评论的第一部作品就是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其中有“近年坊间刊刻各种文学史与文　学评议之书，独王静庵《宋元戏曲史》最有价值”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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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引自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四期，政协文史资料　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
⑥《鲁迅全集》第6卷，第38页。
⑦《鲁迅全集》第5卷，第580页。
《新青年》同人的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
以陈独秀和胡适为代表的《新青年》同人当然是爱国的，但是他们大胆超　越了狭隘民族主义或狭隘爱国主义的片面与极端，表现出了世界主义的人类　大同的高境界，进而张扬了自己所拥有的反对狭隘“爱国”的自由人权。应该　说，除了极端主义的恐怖教条，天底下没有任何东西是只允许别人爱而不允　许别人不爱的。即使是面对自己的娇妻爱子，一个正常男性也总是会处于爱　恨交加、亦喜亦怒的情感波动之中的。
1914年11月，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1卷4号公开发表了署名“独秀”的　《爱国心与自觉心》，“陈独秀”三个字为世人所熟知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陈独秀首先对欧美文明国家的“爱国心”表示肯　定：“爱国心为立国之要素，此欧人之常谈，由日本传之中国者也。……近世欧　美人之视国家也，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人民权利，载在宪章，犬马民　众，以奉一人，虽有健者，莫敢出此。欧人之视国家，既与邦人大异，则其所谓　爱国心者，与华语名同而实不同，欲以爱国诏国人者，不可不首明此义也。”
接下来，他沿着此前所说的“国人惟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的思路极　端推演，从而实现了　“自觉心”对于“过昵感情，侈言爱国”的“爱国心”的颠覆　性置换：“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失国之民诚苦矣，然其托庇于法治国　主权之下，权利虽不与主人等，视彼乱国之孑遗，尚若天上焉。……以吾土地　之广，惟租界居民，得以安宁自由，是以辛亥京津之变，癸丑南京之役，人民咸　以其地不立化夷场为憾。此非京津江南人之无爱国心也，国家实不能保民而
文栽《同舟共进》，2008年第2期。原标题是《陈独秀：“我们究竞应不应4爱国”》
《新青年》同人的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　209
致其爱，其爱国心遂为其自觉心所排而去尔！呜呼！国家国家！尔行尔法！吾　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吾人非咒尔亡，实不禁以此自觉也。”
“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其实并不是陈独秀的发明创造，中国传　统儒教的祖师爷孔丘早就有过“苛政猛于虎”的经典名言，而且还明确表示过　“道不行，乘槎浮于海”的人生态度。
沿着《甲寅》时代的《爱国心与自觉心》的思路走下去，《新青年》时代的陈　独秀在《偶像破坏论》中，把“国家”列为应该加以破坏的一种“偶像”：“国家是　个什么？照政治学家的解释；越解释越教人糊涂。我老实说一句，国家也是一　种偶像。一个国家，乃是一种或数种人民集合起来，占据一块土地，假定的名　称。若除去人民，单剩一块土地，便不见国家在哪里，便不知国家是什么。可见　国家也不过是一种骗人的偶像；他本身亦无什么真实能力。现在的人所以要　保存这种偶像的缘故，不过是藉此对内拥护贵族财主的权利，对外侵害弱国　小国的权利罢了。……世界上有了什么国家，才有什么国际竞争。现在欧洲的　战争，杀人如麻，就是这种偶像在那里作怪。我想各国的人民若是渐渐都明白　世界大同的真理，和真正和平的幸福，这种偶像就自然毫无用处了。”
1919年5月4日，陈独秀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当天以“只眼”的署名在《每周　评论》发表《公同管理》一文，其中写道：“无论铁路问题，青岛问题，大而至于　全国政权问题，不用说我们最希望的是自己管理。倘若自己不能管理，只好让　列强公同管理。我们最反对的，是让日本管理。……老实不客气，我们中国若　免不得亡国的运命，宁可亡在欧美列国手里，不愿亡在日本手里。联合亚洲的　黄人；抵抗欧美的白人的鬼话；我们绝对不相信。”
在随后发表的《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中，陈独秀更加彻底地表白　说：“欧洲民族，自古列国并立，国家观念很深，所以爱国思想成了永久的国民　性。近来有一部分思想高远的人，或是相信个人主义，或是相信世界主义，不　但窥破国家是人为的不是自然的没有价值，并且眼见耳闻许多对内对外的黑　暗罪恶，都是在国家的名义之下做出来的。他们既然反对国家，自然不主张爱　国的了。在他们眼里看起来，爱国就是害人的别名，所以他们把爱国杀身的志
210　｜氏围嘴豪
｜　―政学两界人和事
士，都当作迷妄疯狂。……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　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　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包括陈独秀在内的《新青年》同人，当时大都是以“或是相信个人主义，或　是相信世界主义”的“思想高远的人”自居的。就连曾经在《甲寅》杂志中发表　《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尖锐批评陈独秀的李大钊，也在《我与世界》中表白说：　“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与世　界中间的家园、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碍、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渐废除。”
1919年8月2日，鲁迅在周作人和孙伏园影响与建议下，开始翻译日本白桦　派作家、“新村”运动发起人武者小路实笃的反战戏剧《一个青年的梦》，并于当　天写作《〈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这是他笔下最富于人道主义大同理想的一　篇文字，其中与陈独秀一样，把国家的存在认定为“一种骗人的偶像”：“我对于　‘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　可’这意思，极以为然，而且也相信将来总要做到。现在国家这个东西，虽然依　旧存在；但人的真性，却一天比一天的流露：欧战未完时候，在外国报纸上，时　时可以看到两军在停战中往来的美谭，战后相爱的至情。他们虽然蒙在国的　鼓子里，然而已经像竞走一般，走时是竞争者，走了是朋友了。”
同年12月20日，蔡元培阅读由周作人翻译的武者小路实笃来信《与支那未　知的友人》之后，专门写作了一段跋语：“我读了周先生所译的武者先生的信和　诗，很有几种感想。……武者先生与他的新村同志……决没有日本人与中国　人的界限，是我们相信的。……不但这一类的人，就是现在肓从了他们政府、　赞成侵略主义的人；也一定有觉悟的一日。”
在此之前，胡适也根据《太平洋》月刊第10期“劫余生”的通信，写作了一首　白话诗《你莫忘记》，其中以更加极端的情绪彻底否定了狭隘盲目之“爱国”：
我的儿子，
我二十年教你爱国，^
《新青年》同人的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　211
这国如何爱得！……　你莫忘记，
这是我们国家的大兵，　强奸了三姨，逼死了阿馨，　逼死了你妻子，枪毙了高升……　你莫忘记，
是谁砍掉了你的手指，　是谁打死你的老子，　是谁烧了这一村，……　嗳哟！……火就要烧到这里，一　你跑罢，莫要同我们一齐死！　回来！　你莫忘记：
你老子临死时只指望快快亡国；　亡给“哥萨克”，亡给“普鲁士”一　都可以…
这首诗最初发表在1918年9月的《新青年》5卷3号，写成后曾送给《新青　年》同人中的沈尹默、陈独秀看过，收入《尝试集》时为缓和语气删除了前三　行；并在末尾添加了“总该不至^如此！　”一句话。
在随后的岁月里，《新青年》同人由于各不相同的路径选择而走出了相互　歧异的路线图，他们对于“爱国心”与“自觉心”的价值判断也一直处于反复调　整之中。在创办《新青年》杂志之前，已经有过由启蒙先驱到革命党人、由革命　党人再到启蒙先驱的曲折经历的陈独秀，与李大钊一起发起组织了中国共产　党。胡适坚持的却是《新青年》时代已经初步定型的易卜生式的“健全的个人　主义”：“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