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 作者: 张耀杰-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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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良園嘴崧
｜　一政学两界人和事
触外邪！本机关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监督议院、政府之特别法庭，凡不正当之议　员政府，必据四万万同胞授与之公意，为求共和之幸福，以光明公道之裁判，执　行严厉正当之刑法，行使我天赋之神权，奠定我庄严之民国。……兹特于三月　二十日下午十时四十分钟，将宋教仁一名按照特别法庭三月初九日第九次公　开审判，由陪审员薛圣渡等九员一致赞同，请求代理主席副法官叶义衡君判决　死刑，先行即时执行，所有因此罪状当另行罗列宣布，分登各报，俾中外咸知，　以为同一之宋教仁儆。”⑤
正是基于上述事实，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中颇为精辟地总结说：宋教仁案　“人证、物证均十分完备，在全国人民众目睽睽之下，如作公开审判，对中国由　专制向法制转型，实在大有裨益。不幸原告、被告两造，当时皆缺乏法治观念，　思想都甚为落伍；舍法院不用，而使用枪杆，就使历史倒退，遗祸无穷了。”
1919年3月27日，60岁的洪述祖被国民政府大理院以“教唆杀人”的罪名判　处死刑，并于同年4月5日执行绞刑。他在狱中曾为自己题写了两副挽联，其一　为：“服官政，祸及其身，自觉问心无愧怍；当乱世，生不如死，本来何处着尘　埃。”其二为：“人地狱乃佛语，知天命是圣言。”
洪述祖死后，他的表弟庄蕴宽在挽联中给出极高评价：“古来才大难为用，　夙世因多可奈何。”他的儿子洪深当时正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留学，后来成　为中国影剧事业的先驱者之一。
注释：
①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5、76页。
②袁寒云：《辛丙秘苑》，见《稗海精粹丨闲话民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
③《金勋致徐树铮报告在沪与国民党人会晤情形密函》，1913年3月14日，见朱宗震、杨　光辉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丨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　231　页。
④《洪述祖通电》，见《民立报》1913年5月8日。
⑤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二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丨12页。
《新青年》教训徐世昌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曾经通过官方渠道间　接干涉过《新青年》杂志及其所在的北京大学。北大教授特别是《新青年》同人　团队，对于掌握最高权力的徐世昌，也一直采取教训监督、公开批评甚至于嬉
笑怒骂的独立态度。
一、高一涵教训徐世昌
1918年11月24日，新任大总统徐世昌发布《大总统令》，其中充斥着“天地　君亲师”之类政教合一的神道观念，时任北京大学编译员的高一涵，在《新青　年》5卷6号发表《非“君师主义”》，毫不含糊地批驳说：
这几个月来，我是不谈政治的，是不读“总统命令”的。一则因为中国现　在无举国公认的政府，无举国爱戴的总统；二则因为我们所讲求的是法治不　是人治，所研究的是法律不是命令。所以就是总统合法的命令，也不大理会　他，何况这种总统的“上谕”呢！然我看见十一月二十四日的“大总统令”中有　一大堆“道德”的话头，谓：“牖民成俗，是惟道德，……西哲有言，道德为共和　国之元气，……亟当……揭橥道德以为群伦之表率。……”又有什么“教条”，　又有什么“检束身心以为律度”，又有什么“各秉至诚以回末俗”，又有什么　“教育事业……著教育部通饬京外学校于修身学科，认真教授，并酌择往哲
#文栽《随笔》，2008年第3期，花城出版社
34　｜氏因货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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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言懿行，编为浅说，颁行讲演，以资启迪……”云云。我读了　一遍，觉得这种　“天地君亲师”的总统观念，在中国是很印入人心的，绝不止徐世昌一人独怀　这种意思。
接下来，高一涵引用了前辈文人严复关于中西比较的一段话：“盖西国之　王者；其事专于作君而已。而中国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师。且其社会，固宗　法之社会也，故又曰元后作民父母。……中国帝王下至宰守，皆以其身兼天、　地、君、亲、师之众责，……使后而仁，其视民也，犹儿子耳；使后而暴，其遇民　也，犹奴虏矣。”基于此，高一涵在《新青年》同人中较早提出了“思想革命”的　概念：
严氏论事，多执己见，独这一段实写中国君后观念，却无一字虚构的。所　以这种“神圣的”总统，“元后的”总统，“家长的”总统，“师傅的”总统思想，在　中国社会上很占势力。惟其为“神圣的”总统，所以能定“教条”；惟其为“元后　的”总统，所以能“一正心而天下定”；惟其为“家长的”总统，所以云“在下则　当父诏兄勉，以孝悌为辅世之方”；惟其为“师傅的”总统，所以“教育”、“修　身”，皆得由彼“酌择”。然则这次“大总统令”，实为中国旧思想之结晶，所以　不得轻易看过去的。我以为这种“天地君亲师”的总统观念，所以发生的原因　有二：①是缺乏历史进化的观念。②是行制度革命而不行思想革命的坏处。
作为结论，高一涵进一步写道：“中国革命是以种族思想争来的，不是以　共和思想争来的。所以皇帝虽退位，而人人脑中的皇帝尚未退位。所以入民　国以来，总统行为，几无一处不摹仿皇帝。皇帝祀天，总统亦祀天；皇帝尊孔，　总统亦尊孔；皇帝出来地下敷黄土，总统出来地下也敷黄土；皇帝正心，总统　亦要正心；皇帝‘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总统也想‘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　责’。这就是制度革命思想不革命的铁证。……我的意见’不是说道德是不必　要的，是说道德不能由国家干涉的；不是说共和国家不必尚道德的，是说主
《新青年》教训徐世昌｜　35
人的道德，须由主人自己培养，不能听人指挥，养成奴性道德的；也不是说　现在社会道德是不坏的，是说就是坏到极点，也不能因我们大总统下一道　‘上谕’的命令，就可以立刻挽回的；更不是说道德不该有人倡导的，是说总　统偶吃一次斋，万不能使人人戒杀；偶沐一回浴，万不能使人人涤面洗心；偶　正一刻心，亦万不能使人人的心皆放在正中，而永远不歪的。所以道德必须　由我们自己修养，以我们自己的良知为标准，国家是不能攒入精神界去干涉　我们的。”
撇开“思想革命”的是非功过不谈，可以把高一涵的观点变得更加通俗一　点：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徐世昌，所拥有的只是执政的权力而不是教化本国公民　的权力。他只是全中国人民用纳税钱供养的一名专门为本国公民提供公共服　务的“公仆”，而不是也不应该是全中国人民的精神导师。他的职责只是依法行　政，特别是依法管制掌握公共权力的行政官员以及地方军阀，而不是“攒人精　神界去干涉我们”的精神自由、道德修养和宗教信仰。
二、钱玄同谩骂大总统
比起高一涵，北大教授、《新青年》编辑钱玄同的相关言论，就显得更加　直白、更加透彻也更加极端。他在发表于《新青年》5卷3号的《随感录二十　/^》中写道：
既然叫做共和政体，既然叫做中华民国，那么有几句简单的话要奉告我　国民。
民国的主体是国民，决不是官，决不是总统。总统是国民的公仆，不能叫做　“元首”。
国民既是主体，则国民的利益，须要自己在社会上费了脑筋费了体力去换　来。公仆固然不该殃民残民，却也不该仁民爱民。公仆就是有时僭妄起来，不　自揣量，施其仁爱，但是做国民的决不该受他的仁爱。^什么叫做仁民爱民
36　｜良国饭炙
I　―政学两界人和事
呢？像猫主人养了一只猫，天天买鱼腥给他吃。这就是仁民爱民的模型。
既在二十世纪建立民国便该把法国美国做榜样，一切“圣功、王道”和　“修、齐、治、平”的鬼话，断断用不着再说。
中华民国既然推翻了自五帝以迄满清四千年的帝制，便该把四千年的　“国粹”也同时推翻。因为这都是与帝制有关系的东西。
民国人民，一律平等；彼此相待，只有博爱，断断没有什么“忠、孝、节、义”　之可言。
在《钱玄同日记》中，另有针对徐世昌的私下谩骂。1919年1月5日，教育部　秘书徐森玉在朋友聚会时告诉沈尹默、钱玄同等人，有人请徐世昌出面让北　京大学“改换学长整顿文科”。钱玄同因此大发牢骚：“这几天徐世昌在那里下　什么祈天神！什么‘股肱以膂’！什么‘祈天永命’！什么‘吏治’！什么‘孔道’　的狗屁上谕，这才是你们的原形真相呢。”
第二天，钱玄同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与教育部佥事陈颂平的对话：“颂平　示我以山西督军阎锡山给国语研究会的信。信中很主张国文改为国语。并阅　阎氏在山西出台白话告示，编国语读本，提倡注音字母。国民学校的国语读本　已经编了四五本了。这样的督军现在总要算是好官了。即使是沽名钓誉也该　恭维他的。请问别的官肯如此沽名钓誉吗？他知道这是有名誉的事，则其知识　比起那……‘祈天永命’的徐总统来无疑大有天壤之别么？　”
第三天，钱玄同又在日记中记录了教育部佥事周豫才即鲁迅，对于自号　“东海”的徐世昌的批评：“和半农同访周氏兄弟。豫才说如其大东海国大皇帝　竟下了吃孔教的上谕，我们唯有逃人耶稣教之一法。豫才说用耶教来抵御中　国旧教，我本来是不赞成的，但彼等如竟要叫大家吃孔教、来研究那狗屁三纲　五常，则我们为自卫计惟有此法而已。颂平说他入耶稣教全为反对丧礼，这是　和豫才一样的意思。”
作为公众人物，徐世昌在就任大总统之前和之后，一直是《新青年》同人　谈论讽刺的对象。在刘半农回答王敬轩即钱玄同的著名双簧信《文学革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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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响》中，就用调侃的笔调公开点出过徐东海即徐世昌的名字：“又当代名士　张柏桢，^此公即是自以为与康南海徐东海并称‘三海不出，如苍生何！　’的　‘张沧海先生’一文集里有一篇文章，是送给一位朋友的祖父母的‘重圆花　烛序’，有两联道，‘马齿长而童心犹在，徐娘老而风韵依然！　’敬轩先生，你既　爱骈文，请速即打起调子，吊高喉咙，把这几段妙文拜读几千百遍；如有不明　白之处，尽可到佩文韵府上去查查。”
徐世昌刚刚当上大总统，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即吴敬恒，就在《新青年》5卷　5号发表《补救中国文字之方法若何？》，其中写道：“先把一笑话说明：倘有人　问，‘徐锡麟的革命，力量够不够？　’竟在安庆校场杀头，形似不够；但毕竟做总　统的还是徐世昌。总之成了有姓徐的做总统的民国，决不再是有姓爱新觉罗　的做皇上的帝国。……这好比一家同是姓徐，那揎拳攘臂，做出暴徒的行径，　止好苦徐锡麟不着；那徐世昌先生，总得要到了制礼作乐的时候，才好垂绅缙　笏的请他出场的。所以2叩打；！抛乂世界语〉是还不曾开了牛津大学的课堂，戴着　博士帽子，天天教授。热心赞成的，多半是那些中下流的人物。”
胡适此前在《新青年》5卷4号开辟《什么话？》栏目，他所收集的“或可使人　肉麻，或可使人叹气，或可使人冷笑，或可使人大笑”的六项报刊资料中，有三　项涉及新任大总统徐世昌：
其一，“王揖唐复徐世昌函，有一段说，‘抑又闻之，总统之名义，考之腊丁　原文，为伯理玺天德。伯理云者勇于事也。玺天德云者，安于位也。’”
其二，“林传曱上徐世昌‘治安三策’原电中有云：‘在野知人民公意，有治　安三策。第一策：本美国总统减定大总统年俸岁十五万元节存三十三万以立　北京武昌广州三大学。黎宋卿不用此策致失位辱身。第二策，国会议员照英例　取无给主义，则南北皆无所争。另选议员不致行贿。……总统议员不要钱，军　人谁敢不用命？，林君之意以为争总统的只争三十三万的年俸，争议员的只争　每月现洋四成票洋六成的月俸。可谓陋儒的‘要钱主义’了！　”
其三，“徐世昌就总统职宣言书中，有句云/惟是事变纷纭，趋于极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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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之所企望者，亦冀能解决时局，促进治平耳。而昌之所虑，不在弭乱之近　功而在经邦之本计；不仅囿于国家自身之计画；而必具有将来世界之眼光。’”
在由刘半农收集整理的《什么话？》之二中，另有这样的话语：“一九一八　年十一月，欧战终止，北京学界在天安门外开庆祝大会。过了几天，某小学校　教员问学生道，‘你们可知道前几天我们干什么要排了队到天安门去？我现在　告诉你们，这是因为我们中国打胜了德国呀！　’同年某日，徐世昌开放三海让　学校里的人进去玩玩。有一间屋子里放广几盘点心，一个小学校的教员和几　个学生看见了，都抢着去吃。第二天，学生上课，那个抢吃的教员便骂道，‘你　们也太不懂规矩了。抢大总统府里的点心吃，还成个什么样子？　’说的时候，　‘大总统府里的’六个字说得特别响一点。”
在没有署名的《什么话？》之五中，还有这样的介绍：“北京《时事评论》上　有一条评论，其文曰：‘东海寿辰，停止庆贺，仰见民胞物与体恤小民无微不至　之苦心。然而饮酒吟诗，亦及时行乐之一法，东海寿日，其有意于此乎？　’”
由此可以看出，《新青年》时代的中国公民，是可以在公共媒体上公开批　评掌握最高权力的大总统徐世昌的。遭受批评的徐世昌，尽管对《新青年》及　《新潮》杂志有所干涉，却不是因为该杂志触犯了他的个人权威，他所采取的　也不再是专制皇帝大兴文字狱的野蛮方式。
三、徐世昌与《新青年》
徐世昌，字卜五，号菊人，又号东海，原籍直隶天津，出生于河南省汲县。　光绪八年即1882年，他在袁世凯资助下进京应顺天府乡试，与出生于天津盐　商之家的严修（范孙〉同住在北京横街圆通观，两个人因同吃同住而结为“金　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