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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

民国背影:政学两界人和事 作者: 张耀杰-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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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鲁迅笔下的“包围新论〃
与“某籍某系”一样,“包围”是在当年的政学两界中广泛流行的“口头 禅”。1927年9月15日,鲁迅就曾经把“包围”二字写进他的《扣丝杂感》:
无论是何等样人,一成为猛人,则不问其“猛”之大小,我觉得他的身边便 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那结果,在内,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 庸,有近乎槐儡的趋势。在外,是使别人所看见的并非该猛人的本相,而是经 过了包围者的曲折而显现的幻形。……我曾经想做过一篇《包围新论》,先论 包围之方法,次论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因为猛人虽有起仆 兴亡,而包围者永是这一伙。次更论猛人倘能脱离包围,中国就有五成得救。 结末是包围脱离法。^然而终于想不出好的办法来,所以这新论也还没有 敢动笔。
46 |良围嘴炙
I ^政学两界人和車
爱国志士和革命青年幸勿以我为懒于筹画,只开目录而没有文聿。我思索 是也在思索的,曾经想到两样法子,但反复一想,都无用。一,是猛人自己出去 看看外面的情形,不要先“清道”。然而虽不“清道”,大家一遇猛人,大抵也会先 就改变了本然的情形,再也看不出真模样。二,是广接各样的人物,不为一定的 若干人所包围。然而久而久之,也终于有一群制胜,而这最后胜利者的包围力 则最强大,归根结蒂,也还是古已有之的运命:龙驭上宾于天。
鲁迅关于中国社会的宿命结论是:“世事也还是像螺旋。”作为实证;他专 门提到正在帮助蒋介石“清党”的“猛人”、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打倒……打倒 ……严办……严办……’,固然是他老先生亲笔的话,未免有些责任,但有许多 动作却并非他的手脚了。在中国,凡是猛人(这是广州常用的话,其中可以包括 名人,能人,阔人三种〉,都有这种的运命。”
接下来,鲁迅又举出第二个“猛人”袁世凯:“凡知道一点北京掌故的,该还 记得袁世凯做皇帝时候的事罢。要看日报,包围者连报纸都会特印了给他看, 民意全部拥戴,舆论一致赞成。直要待到蔡松坡云南起义,这才阿呀一声,连一 连吃了二十多个馒头都自己不知道。但这一出戏也就闭幕,袁公的龙驭上宾于 天了。包围者便离开了这一株已倒的大树,去寻求别一个新猛人。”
鲁迅认为,比起袁世凯、吴稚晖之类主宰中国社会的“猛人” ’更应该承担 历史罪责的是“永是这一伙”的“包围者”。这其中的逻辑,与他早年在《文化偏 至论》中所提倡的尼采式的“超人之说”一脉相承:“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 二天才之出世,递天才出而社会之活动亦以萌。……是非不可公于众,公之则 果不诚,政事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治不郅。惟超人出,世乃太平。”⑦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周作人在接受《大晚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说:鲁 迅的思想,“最起初可以说是受了尼采的影响很深,就是树立个人主义,希望超 人的实现。可是最近又有点转到虚无主义上去了,因此;他对一切事,仿佛都很 悲观,……”⑧
遭遇“包围”的蔡元培| 47
三、〃包围”失败的周作人
与沈尹默相比,自视甚高的周作人其实是“某籍某系”中最为失败的“包 围者”。1932年1月19日,鲁迅在致许广平信中写道:“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 废名是他荐为大学讲师的,所以无怪攻击我,狗能不为其主人吠乎?刘复之笑 话不少,大家都和他不对,因为他捧住李石曾之后,早不理大家了。……现在 这里是‘现代’派拜帅了,刘博士已投人其麾下,闻彼一作校长,其夫人即不理 二太太,因二老爷不过为一教员而已云。”⑨
“周启明”即周作人,“刘复〃、“刘博士”即刘半农,“废名”即当年的北京大 学讲师冯文炳,“二太太”即“二老爷”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现代”派 拜帅,指的是被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张静江、吴稚晖等人排挤下台的前教育部 长蒋梦麟,在蔡元培等人的推荐下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上任后,在 蔡元培、胡适、傅斯年、丁文江等人支持下,采取一系列措施振兴北大,“现代 评论”派的前北大教授也纷纷表现出回归意向。时任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 学院院长的刘半农,于1931年8月19日主动辞职,与周作人、马叙伦、徐志摩等 人一道专任北大文学院的研究教授。一直主导北大文科的“某籍某系”核心人 物沈尹默、朱希祖等人,却不得不先后离开北大讲坛。
由于在日本留学期间没有接受过正规系统的高等教育,周作人进入北 大后一直找不到自己的立足点,只好处于被动打杂的劣势地位。但是,他并 不从自己身上寻找根源,偏偏把罪责全部推卸到前辈同乡蔡元培的身上。 1917年4月5日,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上午蔡先生来访,功课殊无著,下午 睡良久,……”4月10日的日记中,又有“午至益昌同大哥午饭,下午乘车至大 学谒蔡先生辞国文事,又告南行,见陈独秀、沈君默二君,又回教育部一谈 ……”的记录。⑩
蔡元培聘请绍兴同乡周作人到北大任教,难免有假公济私的嫌疑。清高 自傲的周作人却并不领情,反而因为没有得到重用而怀恨在心。蔡元培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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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政学两界人和事
后,他在《记蔡孑民先生的事》中回忆说:“当初他叫我担任希腊罗马及欧洲文 学史、古英文,但见面之后说只有美学需人,别的功课中途不能开设,此外教 点预科国文吧,这些都非我所能胜任,本想回家,却又不好意思,当时国史馆 刚由北京大学接收,改为国史编纂处,蔡先生就派我为编纂员之一,与沈兼士 先生二人分管英日文的资料,这样我算进了北京大学了。”?
在《知堂回想录》中,周作人还专门辟出一节“东方文学系”,介绍自己在 北大的遭遇:“我到北京大学里来,到底也不知道是干什么来的?最初是讲欧 洲文学史,不过这件事并不是我所能担任的,所以不久随即放下了。一九二二 年至燕京大学担任现代文学组的主任,一九二五年答应沈尹默去教孔德学校 中学十年级的国文,即是初来北京时所坚决不肯担任的国文功课,想起来觉 得十分可笑的。随后还在北大染指于国文系的功课,讲明清散文称曰‘近代散 文’,至一九三六年则添一门曰‘六朝散文’,……但是在那个中间,有一个时 期却很致力于东方文学系的开设,这时间是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七年,大约 有十年的光景。……经过好些商议和等待之后,在顾孟余任教务长的时代,乃 叫我做筹备主任,于一九二五年成立东方文学系,从预科办起。那时我们预备 在这系里教书的共有三人,即是张凤举,徐耀辰和我,……”
1923年1月,蔡元培为抗议教育总长彭允葬徇私枉法而愤然离职,直到 1926年2月3日才应北京政府的要求从欧洲回到上海。在此期间,沈尹默等人 已经把“包围”对象转移到了另一位国民党元老李石曾的身上。
在此之前的1921年8月,孙中山致信俄国外交部长齐卓鳞((;的!^丨乂。 (:⑷吐打化),表示对苏俄政府的组织机构、军队和教育很感兴趣。两年后的1923 年10月,大批俄国军政人员跟随鲍罗廷(施吐肚I ^沉…丨…来到广州,帮助孙中 山开展“党化”运动,其中包括“党化公务人员”、“党化司法〃、“党化军队”、“党 化教育”等等。1925年1月,北京教育部代理部务的国民党籍次长马叙伦,在 汪精卫、李石曾、吴稚晖、杨杏佛、易培基等人支持下’突然宣布免除东南大学 校长郭秉文的职务,从而开创了国民党借第一大党的强势地位在广东省之外 推行“党化教育”的先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一部分学生驱逐校长杨荫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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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原因,就是李石曾等人打算让易培基接替杨荫榆的校长职位,以便强制 推行“党化教育”。随着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在北京学界全面展开,以李石曾、 吴稚晖、顾孟余、易培基、马叙伦、沈尹默、沈兼士、马幼渔、马廉等人为代表的 法日派,与以胡适、蒋梦麟、王世杰、石瑛、陈源、周鲠生、徐志摩、张歆海、唐有 壬、丁西林、李四光等人为代表的英美派之间,一度形成势不两立的公开对 抗,其直接后果便是1926年3月18日“三一八”惨案的发生,以及段祺瑞执政府 的彻底垮台和张作霖安国军对于北方地区的武力统治。
由于段祺瑞执政府行将垮台和北大内部四分五裂,加上国民党广东政府 正在苏联人的支持下筹备北伐战争,蔡元培便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滞留南 方。随着李石曾、顾孟余等国民党要人纷纷南下,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以缺乏 经费为由撤销东方文学系,周作人因此陷人无法安身的尴尬境地,只好把前 途命运再一次寄托在前辈同乡蔡元培身上。于是便有了他4月25日致蔡元培 的公开信:“先生此次返校后,即使政治如何暗浊,北大当不至再滚人漩涡中, 于先生亦当别无危险。……‘教授治校’,此为北大之特长,使校长不妨暂离之 原因。但以个人观之,成绩未可乐观,如教务长与总务长不能兼任,载在章程, 最近改选教务长,乃即由现任总务长当选兼任,该项章程,在此次选举,似已 不发生效力,故北大法治之精神,实已有疑问。不得望先生之来而加以补救者 也。”
周作人的公开信于4月30日刊登在《北京大学日刊》上。5月15日,蔡元 培写来回信:“启明先生大鉴:奉四月二十五日惠函,语重心长,感荷无已。弟 对于北大,既不能脱离,而久旷职守,慊愧万分。惟现因胃病大发,医生禁为长 途之旅行,一时竟不克北上。稍愈决当首途,容晤馨一切。敬希鉴谅,并祝著 祺。弟蔡元培敬启。”
5月19日,周作人颇为知趣地向北大校方提交告假两年的声明函。在7月 19日出版的《语丝》第88期中,不久前刚刚表示“北大当不至再滚人漩涡中”的 周作人,自相矛盾地以《我们的闲话(二六〉》向蔡元培公开挑战:“北大内部的 党派,已是事实,也不是始于今日,因为有党派所以这才能说无所不包,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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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学两界人和事
怎么说能包呢?……我知道自己也有毛病,便是不能世故。我在北京混了十 年,至今还是《新青年》与《每周评论》时代的意见与态度,这在现今似乎是不 很通行的了。”
到了 1927年7月29日,一年前自称“至今还是《新青年》与《每周评论》时代 的意见与态度”的周作人,又在致江绍原信中把北京大学与新文化运动一笔 抹杀:
浙江的人(即“某籍”)压根儿就不很行,客气点说一句,他们都太陋,这个 毛病就是吃过多少年的黄油面包也是医不好的。……北大的光荣孟真还以为 是在过去,我则更怀疑,以为它就还未有,近十年来北大的作为实在只是“幼 稚运动”,那种“新文化运动”……实无功罪可说,而有人大吹大擂以为中国之 “文艺复兴”,殊属过奖,试观中华之学问艺术界何处有一丝想破起讲之意乎? 北大某系为世诟病,有人以为(校内〕把持之薮,有人以为(非圣无法)捣乱之 源,第一问且不管,若第二问亦大冤枉,我看本预科各教授亦犹是普通教员’ 学生亦犹是普通学生,其思想行动无一点异于常人也。安国军现将合并九校, 此举我虽未必赞成,觉得这样办亦无妨,因我也觉得北大或其他各大毁坏殊 不足惜也。⑩
“孟真”即广东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傅斯年。“大吹大擂以为中国之‘文艺 复兴’”,指的是胡适。接着这段话,自以为有功于国民党的周作人,再一次把 攻击目标锁定在以《现代评论》为舆论阵地的英美派身上:“闻现代诸公在东 南甚得法,新月书店又已开张,喜可知也!殊令有‘蒋总司令’的革命乃是为他 们而革的之感焉。”
1928年7月15日,周作人在致江绍原信中更加明确地站在与英美派为敌 的李石曾一边:“北京已改为‘北平’,但此外无甚改变,我们久居段张治下之 京兆市民,至此已大觉骇异,自然并不骇异其不改变,只是骇异五色旗居然可 以撕去耳。所幸大元帅虽走,犹有阎总司令来卫戌京津,尚能沐直皖之余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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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诚我京兆人之福也。闻李石公明日可抵上海,李玄公于昨日到北平了,想 ‘中华大学’可以渐渐组织起来,唯现代派诸‘君子’似因此有点灰心,无再来 平重张旗鼓之势,确否待证。”
“李石公”就是被任命为国立中华大学代理校长的李石曾,“李玄公”即 李玄伯(宗侗〉。所谓“中华大学”,是计划在张作霖时代合北京八校为京师大 学的基础上重新整合的新学校,这所并没有真正组建成立的大学随后被改 名为北平大学。周作人在这封书信的正文之后,还特别追加一句话以介绍英 美派的内部歧异:“日前看见外交部张参事歆海,他对于胡适之陈西滢诸公 稍致不敬。”
在接下来的一封信中,周作人饶有兴趣、如数家珍地介绍了法日派在学 界斗争中的大获全胜:
“中华大学”尚不知何时成立,虽能否免于欠薪殊不能知,但总希望你们 可以回北平来。朋友中多已高升了,玄伯开滦局长、北平政务分会委员,尹默 河北省政府委员,叔平、兼士、半农古物保存会委员,玄同国语统一会委员,幼 渔管天文台!只有我和耀辰还在做“布衣”,但耀辰恐不久亦须“出仕”,因他虽 无此意而风举等则颇想抬他出来,风举自己尚未有印绶,唯其必有一颗印可 拿则是必然之事,故亦可以“官”论矣,观于每天坐了借来的汽车各处跑,可以 知其贵忙矣。我所等候的只是“中华大学”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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