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游戏-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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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而言，辛普森认为哈特很努力于和他保持联络，并把小组委员会的报告做得很完整且正确。辛普森回忆说：“但盖瑞每次有访问或上‘面对新闻界’节目时都打电话给我，在处理有关核子管制委员会的资料时，他每件事都会想到我，他从未客套式的在会议上说些废话。他和我一起在议场中处理法案，密切地合作。”有时哈持会让辛普森来主持会议，辛普森说：“他并不会来坐一下就离去或打断你的话，事实上我们都能确实的完成工作。”
还有一个更不可思议的政治组合，是激进的民主党自由派拜登和20年前成为共和党员的南卡罗来纳州的佘蒙德。佘蒙德是以南部诸州的奋斗打拼获得支持；在1948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高举着州权的旗帜意气风发，并领着他的总统选票离开会场。拜登比佘蒙德年轻40岁；1972年初进入参院，便以性急、无礼、说话快、粗暴闻名。在很多议事上两人都意见相左，如1982年的投票权利法案的条款、参院对米西出任司法部长，和雷诺出任米西副手之同意权上都是如此。但他们之间的歧见都非常清楚且非常有礼地提出，而在某些重要的立法上他们也一起合作。
当佘蒙德在1981年成为参院司法委员会的主席时，身为民主党的拜登私下去找他并提出条件。拜登表示他不会耍小动作，也不使用野蛮的粗话或策略来使佘蒙德难堪，而佘蒙德则须平等地给予两边公开发表意见的机会。拜登还给了佘蒙德一份他和幕僚们所准备的长达90页的犯罪法案的草稿，使佘蒙德成为这项法案的主要支持者。那不仅是对委员会主席的一种礼貌，更是一项很实际的政治行动，因为拜登知道任何一项法案都得有佘蒙德的支持才能通过，不过最初佘蒙德还不太信任他。
拜登回忆说：“你知道，他坐着很仔细地听着，最后他发现我是认真的，他能够和我一起工作。我告诉他以及我的民主党同僚：‘我将作个交易，如果你能阻止右派人士封杀这项法案，我也会让自由派人士放它一马。如果你和我能彼此同意信守承诺，我们会通过这难关的。’从那时起佘蒙德从未抨击过我或说些老掉牙的强辞夺理的话，我也不跟他打哈哈，有时我也开他玩笑，但他知道这是友好的表示。”
佘蒙德的说法也大致相同，他对拜登推崇备至。他们最艰难的时刻，大概是在1981年参院对犯罪法案的最后投票那个晚上，佘蒙德的一位助理说他们两个通宵工作，才达成最后的协议。
那助理跟我说：“当我一早去上班时，看到他们两个卷着袖子还在工作讨论；商讨或妥协比站起来大叫：‘就这样，到此为止！’还困难得多。要坐在你的对手面前说‘好吧，咱们谁也别想得到我们想要的，看现在我们还能讨论出啥名堂！？’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佘蒙德提及拜登时，有如85岁父亲谈论着意见与他背道而驰却依然深获欢心的45岁儿子。他用南卡罗来纳人的吞声慢气，及他多年来更臻圆熟的哲学来教导我：“有些人认为哲学观点不同就该彼此对立，我的立场是一定得与人一起合作即使是观点不同——如果他们都是真诚的话。拜登和我相交，他是个好人、品格高尚、杰出的演讲者，令人印象深刻，说话清晰明了，能屈能伸，也是个顾家的男人，而且我认为如果你在此（华盛顿）停留愈久，你就愈能发现每个问题都不只一面，你也就愈发现妥协与谦恭是很必要的。你停留愈久也会发现，有时你用蜜糖比用醋更能捉到苍蝇。”
工作狂：孤独的一群
我常遇见人们认为政客们很少工作，且日子过得比一般老百姓舒服，但我的经验却正好相反：从私人企业进入政府工作的人，都对华盛顿的紧张急迫和工作第一的敬业态度感到惊讶，无论他是在国会或高级行政单位工作都是如此。
金根当了里根一年的内阁秘书与助理之后，认为说白宫是个压力锅根本不足为奇。他原是个华尔街人，亦是《周六评论》杂志的发行人，他向我坦承在华府的工作负担“超乎一切——是我所无法想象的”。平常他从早上7点一直工作到深夜，吃着冷冷的晚餐或甚至没吃。已故的巴德里治告诉我他担任商务部长时，工作量比他在当总裁的工作量还要多出50％。当他担任总裁时，他时常在演讲中提到：任何一个行业的领导者每天如果工作超过8小时，都是对属下授权不够的表现。但在华盛顿，他说：“我发现8小时是不够的，我需要12小时，而且我也不再演讲了。”
“华盛顿的问题在于它是个只有输入而没有输出的城市”，前众议院议长奥尼尔的发言人马修斯为华盛顿下了这么个精辟的评论。“你不能计算输出项，只能计算输入。这个城市中，国民生产毛额就是政府，而政府不是用输出来计算的，是用你所投入的时间来计算的，每个人说‘我这星期忙死了，你忙吗？我很忙，我必须忙碌。’就好像‘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
参议员杜伦柏格是个有思想、内敛的明尼苏达州共和党员。一次在晚餐时他也承认：“我们很多人都把忙当成自身的一部分。在政治上，你绝难看到懒散的人。我们真正喜欢的是不管6点还是8点起床，总有一大堆做不完的事在那儿等着的感觉。”
“如果你被需要的话，你就是重要的，你努力工作来证明你多有价值，那是一种量的运作：你握的手愈多，你写的信愈多，你出现在电视上的机会愈多，你举行愈多的听证会，你就愈有价值，质多多少少隐含在量里面。”
在一个祈祷早餐会上，他引用一位元老级的参议员的忠告说：“如果你真的想要保持快速的步调，就得在你的行事表上的每一个时段内安排两件以上的事，再请个人专门提醒你还有什么其他事该做，完全投入，因为政治家永远有多得做不完的事，只有在政治里，你才能为你的工作狂作合理化说明。毕竟这对国家是重要的。”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拥有最大权力、最令人向往的工作的里根却对“工作狂”狠狠地嘲弄了一番。他每天刻意地工作很短的时间，在办公室里从9点到4点，小睡一番或出去骑骑马，再出席一些官方的晚宴或处理一些公事，有时，他和南希一起看电视时就省了。
里根的确比较喜欢口头报告，国家安全顾问把文件大声朗读给他听，获得他的批准，代他签署文件。举个例，伊朗事件时里根显然没有读1986年1月17日的重要决策报告，这份报告正式地认可用武器来交换人质。
当新闻界和其他政客都在挑里根的毛病说他太放任、松散，里根却对自己的懒惰自我解嘲，在一个新闻界的晚餐上，他开玩笑地说：“辛勤工作当然不会死人，但我想干嘛到了这把年纪再来冒这个险呢？”现场观众对他的坦白都哄堂大笑。
直到伊朗…尼游案爆发前，里根轻松抛开许多繁重的工作总能获得大众的谅解。另一部分则是因为卡特像个长工似地工作，大众都看见他深陷于细节泥淖中，而里根缓和的步调，使得他当总统和运用权力时看起来都很轻松，也是对大众的再保证。更甚的是里根很喜欢职务上的种种费时仪式，这种对仪式的喜欢，辐射出他的自信。在他头4年任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根常把大量权力下放给他广大的幕僚群，自己则溜去做些轻松的事。
大众没有注意或不在乎的是，里根对于主要议题或他自己政府的运作方式并没有强烈兴趣。对这些议题及政府运作方式深入了解，不但可以教育总统，更可以保护总统。里根很信任别人，认为别人可以保护他，使他免于伤害。但里根第二任期的幕僚，无论是在判断力或政治技巧上都不够敏锐，里根疏于控制幕僚给他带来成堆的麻烦，伊朗事件使他的烦恼达到极点，他松散与放任的态度遭受到了凄惨的报应。
对许多其他政客和政府官员而言，华盛顿紧张的生活方式常导致离婚或家庭压力。华盛顿是全国心理医生最密集的地方，大概跟纽约差不多，证明了华盛顿生活的工作至上和压力锅的气氛是一种职业风险。华盛顿单调的生活方式也使人早生华发，当然偶尔国会里也会诞生诗人（缅因州的柯汉参议员就写了一本诗集，还和哈特合著了一本间谍小说），记者们也演些业余的戏剧小品，而且每人在春天时都会去赏樱花，周末到切萨皮克湾或蓝脊山度假，但却很少人得到真正的休息。
华盛顿的政治圈将社交生活视为事业的延伸，所以平时的夜晚都无法轻松，人们每个礼拜有三、四个晚上都有约会，有时甚至一个晚上有好几个约会，他们通常都以地位和头衔来与人交往。在晚餐或其他非正式场合，就有私下的种种交易：记者们向官员和政客要内幕；政客们则以要求好评作为交换；说客需要政客来帮助立法，政客们需要说客的金钱与选票。当然，轻浮与幽默也存在其间，但政治市场中的这种基本交易却逐渐减少了。
有些比工作压力和豪宴华服的虚伪肤浅更基本的东西，经常令政客们的私生活了无情趣。他们似乎都很符合雷斯曼所说的“寂寞的一群”。他们的公众生活为他们带来如果没有上千也有上百的与人接触的机会，可是藏在这个友谊深处的却是达尔文主义：人人都在奋斗以求透过物竞天择而成为一山之王。权力游戏中的竞争性使得人们不敢表露出他的弱点，也不敢表露出他对生命的质疑，而这些弱点和质疑，正是所有亲密及真诚友谊的基础。
对一个政客而言，有些弱点简直是致命伤，所以他们对政敌甚至对选民都刻意掩饰自己的弱点和犹疑是很自然的，这些特殊亲密关系所需的内心世界的倾诉，对多数政客与官员而言是极度危险的。
参考一下最近的历史：1968年，前密歇根州州长罗姆尼在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时，曾告诉新闻界他在越战问题上被五角大楼洗脑了，结果反使他受到致命打击。前参议员穆斯基也在1972年的总统竞选时，让记者们看到他在新罕布什尔记者会上为了他的妻子被新闻界修理而落泪，结果也受到了政治伤害。密苏里州的参议员伊格顿也从民主党的选票上被删除，因为他透露出早年他曾接受心理治疗。在1984年，参议员哈特也因为别人一直质问他为什么更改自己的名字？又为什么在官方自传中少报自己的年龄？1987年他更因为被紧追不舍婚外情的问题而退出总统竞选。参议员拜登也因为坦承自己剿窃他人的竞选演说，与夸大他法学院的成绩，而必须放弃总统竞选。
大多数的政客都很小心翼翼地去隐藏这种个人的弱点。华盛顿一名曾在国务院任职的心理医生皮色尼克表示，政客、记者和其他政治圈内的人，都需要一种夸大妄想症才能在政治领域内有效的运作。他说：“他们必须时时怀疑别人的心意、动机和处理方式来行事，但当他们把这些带入家庭生活或亲密的人际关系中时就产生了问题。”
看着众议院的议员们群聚一堂投票，我可以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一种同在战壕中一起服务所产生的兄弟之情。参议院比较不似众议院那般夸张的亲密，也不如过去那么像俱乐部，有些人的确能够结交到很好的朋友，但多数政客都与人保持适当距离，在公共场合仅打打招呼或拍拍背以示亲昵。新近的幕僚助理们透露说那些看起来最亲密的伙伴，包括里根和贝克之间，都有一种隐藏自己真正的感情，和避免别人太接近他们的自我保护的本事。
参议员杜伦柏格坦承有这种自我保护的本能的存在。他说：“我们在这儿都有自己的权力袋，当你想争取到51票时，你就得证明自己是不容易受伤的人。但是可亲可近的关系和友谊却能使你容易受伤害。在政治的世界里，有时你必须接受批评，你必须听不想听的事，容易受伤害的性格在这里是不适合的。”
皮色尼克医生认为对权力的索求与冷酷无情的步调，源自于不适应的内心感受和产生寂寞的不满足感。他说“还有一个权力瘾在作祟，你必须永远往更高处前进，这种追逐一直持续，寂寞的代价是非常高的，友谊在这城市是很难获得的，友谊是一种很脆弱的东西，它在职业政治的生涯中一点根基都没有。不如你我所想象的那么信任别人，在他们为了选区、立法与家庭的种种要求而把自己绷紧了，人们会问：‘我还有什么？我是谁？’他们都在舞台上像个永远都准备好笑话的喜剧演员，有些涉入权力的人，都忘了自己还是个‘人’。”
男人的城市
过去15年里，权力游戏中，女人的力量与责任已大幅成长。但纵使女权主义的压力也尚未改变游戏的进行方式。政治一直是男人的专利，而女人也学会了如何面对硬战。
从1972年麦高文竞选总统开始，无论是在扮演副总统提名人、内阁阁员或最高法院法官、国会议员、幕僚、说客或记者，华盛顿的女人变得更多、更主动、更鲜明出色。麦高文竞选时以强烈的反战主张及国内的平等及社会主义燃起了女性的政治活动热，并使得上百位能干的女性进入地方和中央阶级的政治领域，这种改革打破了国会里老式的权力架构，开放了更多的机会。
1972年，参院中有两位女性参议员，众议院有13位女性众议员，到了1978年，则有两位女参议员和22位女众议员。过去的习惯与连任议员使得改变进行缓慢。从基层干起的女性要做到成为够资格的候选人需要多年时间，但在州的层次，女性地位正蓬勃发展。1974年，康涅狄格州的格拉索成为近代第一个当选的女州长，现今全美则有3位女州长。各州的女州议员则从1973年起增加3倍，到1987年女性已占了全国席位的15％。
这些数字仅能说明部分的事实：国会山庄的态度已有极大的改变。1973年时，科罗拉多州的反越战的女性民主党国会新鲜人施露德还受到军事委员会主席赫伯特的性歧视，现在国会的态度则已大幅改变，赫伯特的劣迹使他在两年后失去主席的宝座。如今众院里的两党协调会议都至少有一位女性居领导地位。1977年女性议员为处理女性事务而成立协调委员会（同时对男女议员开放），现在已愈来愈有声有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