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游戏-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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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委员会对这种募款方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法律规定的募款限制岂非形同具文？魏塞玛之流的批评家便极力呼吁修订联邦选举法，明文禁止这种募款方式。
特殊利益团体
PAC的基本策略此刻已清晰可见，即先从胜利者着手，拉关系的工作，选举一过就得展开。换言之，捐款的对象以在职者为第一优先。公共事务会的钱在数量上和个人捐款并不相等，但很接近。1986年众院在职议员竞选经费有45％来自PAC，比1974年的21％高多了。其次考虑的是“开放席位”，即在职者退休后留下的空缺。最后才考虑挑战者，还要选其中胜算较大者。
正如约拜登参议员所说；PAC的捐款确为“在职暴政”写下注脚。初期的基金——选举之前所募得的——多半给了这些在职者。以1985年为例，PAC便将1050万元捐给27位有志连任的参议员，只捐给挑战者110万。钱要用在刀口上，捐给将来能进入重要委员会的稳操胜券者才是上策。
华盛顿作家史登恩眼看这套陋规已逐渐定型，乃于1986年提出告诉，攻击PAC的捐款有如政治大作弊。他指控PAC的捐款违反联邦选举运动法，该法限定他们应将钱花在“政治用途”上，而非游说上。史登恩认为现在的竞选捐款并非用于选举，而是用来“收买有力人物，为立法目的广结善缘”。总之，它成了游说经费，而非竞选经费。
身为奇异电器公司的大股东，史登恩特别以奇异公司及其超党派政治支援委员会为例来说明。他指出在1983年到1984年间，奇异公共事务会把捐款给27位100％可以获胜的众院在职议员；103位希望浓厚者（约可赢得70％以上选票），和三位挑战者。
总之，PAC的募款和游说工作是联手进行的。大多数的组织，无论是劳工、企业界、消费者或其他利益团体原先都设有游说部门，如今，则为PAC所取代。
史登恩的诉案指出；PAC在资金运用方面确实对政治体系造成严重危害，法院在1987年把这个烫手山芋扔给了联邦选委会。即使是那些主张PAC无法用钱买票的政治学者，如梅尔宾等人，也对他们过分拉拢现职议员的倾向感到忧虑。虽然个别的捐款人也有这种趋势，不过公共事务会的偏颇才是吓跑准挑战者的主要原因，敢向现任议员挑战的个案锐减，尤其是众院方面，比例还不到1／7。
1974年规定政治经费运作体系后，情况愈形恶化。以1986年为例；PAC捐给众院现职议员的款项就是给挑战者的6倍。但是挑战者如果无法筹足款项，绝不敢真的参选，挑战者的朋友和同道会不顾劣势加以支持，但是PAC却不干这种事。得不到公共事务会的帮助，挑战者的希望就愈发渺茫了。
另一项反对PAC政策的控诉系由共济会和若干众议员所提出，他们指出PAC的金钱和私利迫使议员眼界变窄，破坏了全国政策的一贯性和整体考虑，使得国会的运作窒碍难行。
共济会总裁魏塞玛表示；PAC短浅的目光迫使议员思考问题时流于褊狭，终将扭曲国会的功能。“PAC和选民的思考方式不同”，他说：“选民考虑的问题比较多，层面比较复杂，同时要顾及整体的平衡。PAC的顾虑少得多。”
“若把民意代表局限在保险业的一两件事情和劳工的三四件事情上，就太支离破碎了”，魏塞玛总结道：“问题来了，究竟谁负责平衡呢？每个问题各有其重要性，整体的平衡要由议员来负责，如果他们受到各种束缚和压力，整个系统就无法正常运作。”
前约翰逊总统白宫助理暨卡特政府内阁秘书加利法诺在《统治美国》一书中表示，PAC的游戏在不知不觉中已逐渐破坏了议会政治。“国会议员只顾着应付特殊利益团体的需求，而忘了广大选民的托付，因为竞选经费来自这些利益团体。”加利法诺向我发牢骚：“我敢打赌，如果做个调查或电脑排行，一定可以发现，目前有不少选举经费来自别州和别的选区。”
这么一来，国会议员在州与选区的代表性便被扭曲了。专门追踪政治捐款的阳光新闻中心的罗德表示，加利法诺的说法可以获得统计数字的支持。“许多州已成为美国国内的第三世界。”罗德指出：“控制政治的人物都不住在当地，大草原带和人口稀少的几州大半无力与全国性的特殊利益集团抗争。”巨额的州外资金对不少议员而言确实非常重要，尤其是参众两院税收和预算委员会的成员。明尼苏达州参议员杜伦伯格就告诉过我，他在1982年竞选连任时收到的州外PAC捐款高达90万余元，家乡的公共事务会才不过捐给他90792元。
正如伊格顿参议员所说，要想证明“政商勾结”的关系的确不容易，因为，一切交涉都尽在不言中。石油和瓦斯PAC出面维护石油耗损津贴以及没把握的钻探费除税措施，5年下来约可避开50亿左右的税款，这些税是里根计划新加的。劳工和保险业则打算为千万工人争取保留福利待遇（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养老金）免税规定。此外，人寿保险业也抗议政府对保单兑现时之累积利益课税。按照政府原定计划，是打算在5年内向保险业、工会及其客户征收500多亿税款，这个数字是国会的估计。人寿保险业打了一场出类拔萃的新型游说战争，配合PAC捐款展开高效能的500万游说与媒体奇袭，里根政府在强大的压力下，将税款减至250亿，国会再将其削减为120亿元。
平心而论，政府行政部门和国会税法委员会确曾设法把1000多亿的税由个人转嫁到商业界，主要措施是取消1981年的投资抵减办法。此举使得商业受到重挫，这是一项能引起一般选民共鸣的全面性改变，颇有立法政革的意味。但在长达数百页的“附款”中，这些政客还是不忘照顾特殊利益团体，参院财政委员会最初所订的税法尤其过分。事实上，委员会主席派克伍德毫无顾忌地大肆拉票，不惜施以小惠，迎合委员会成员的“褊狭利益”。
今之财政委员会一如往昔，多数成员来自天然资源丰富的大州，该委员会一向都很照顾这几个州的权益，他们所制定的法案自然也少不了对石油、瓦斯和木材业有利的条款。饱受打击的烟囱工业在宾州汉兹议员的护航下，可援引尚未动用的投资抵减办法，把产品以七折的价钱回卖给联邦政府。密苏里州的丹福斯是飞机制造商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的保护者，他设法恢复了一种比较有利的计税法，可在5年内为国防包商省下50亿元。爱达荷州的葛拉斯利为自营业者如农人加了一条健康保险费的扣除额。纽约州的莫乃汉则帮交响乐团、大学和慈善事业保住了扣除额。派克伍德也对小型企业示好，加入小型企业投资扣除额，可帮他们在5年内省下200亿税金。
回到俄勒冈州后，派克伍德被大家讥为“特殊利益先生”，此人在1985年收到500万竞选捐款，居参院之冠。当委员会又在为是否要对礼服出租业网开一面时，华盛顿新闻界开始批判派克伍德。
《新共和》月刊发出一篇题为《刀劈伍德参议员》的文章。一向温和稳健的罗德岛共和党议员崔费此时也发出警告，他说委员会继续对税法“一路放水的话，一定会出事。”莫乃汉终于发难了，导火线是1986年4月中旬的表决，同意把石油精炼厂的折旧抵减年限定为5年，远比其实际的折旧年限要短。
“我们究竟在胡闹什么？”莫乃汉对同僚咆哮道：“整个制度就要崩溃了，我们的所作所为显示出我们只代表极少数的经济利益团体。我们搞的根本是党同伐异的勾当，我的钢铁公司对上你的农场，我们不是在改革税法，只会愈搞愈糟糕，实在有负美国人民的托付。”
派克伍德虽然熟谙税法，却称不上是委员会的强势领袖，一时间陷入窘境，他担心委员会形象受损，便在4月18日宣布停会，以免又送出1000亿大礼，搞砸了税法案不算，还使委员会彻底沦为利益团体的俘虏。“显然我们的表决有问题，例外情况太多，不论在经济上、实质上或政治上都站不住脚。”派克伍德坦白地承认。
白宫对此也颇觉尴尬。“我们是否应该放弃这整个构想”，幕僚长黎根对我说：“这个法案已经成了四不像，大家都在卖人情，变成特殊利益团体的法案了。”
不料，在一周内派克伍德却有了戏剧性的转变，不但切断了有钱人逃漏500亿元税金的后路，还向商家和个人课征极低税率的税。这么一来，就可以把个人最高税由50％削减为27％了。当法案在5月以26比0票顺利通过时，委员会成员对派克伍德大加喝采，但是，一个在地下室旁听的说客却爆出了嘘声。
新闻界和其他参议员认为一切应归功于派克伍德。他不但挽救了税法案，同时也完成税法个人部分改革的构想。他的创意和勇气超过大家的想象，使其逃过一劫，打了一仗漂亮的胜仗。不过，他并没有全然背叛特殊利益团体。
派克伍德及其核心议员——布莱德利、崔费、丹福斯、莫乃汉、华勒普和米契尔——在提案中并未取消原有的工业特权，只有不动产业例外。不动产业每年经由PAC捐给财政委员会和岁入委员会成员130万左右，他们愤怒万分，感觉被出卖了。“简直就像黑寡妇蜘蛛交配嘛。”全国不动产委员会主席提夫诺向记者抗议道：“母蜘蛛玩够了就杀死男伴，把它吃掉。”
但是，其他工业却成功了。石油和木材业、保险业、小型企业、烟囱工业和其他工业所重视的特殊条款都保留在立法案里。派克伍德同时还保留了对大公司极为有利的折旧抵减办法。稍后，民主党众议员强迫企业界作了若干让步：折旧年限被拉长了，丹福斯大力争取的国防包商特别计税法也取消了。税法案最令人振奋的，就是派克伍德让特殊利益团体陷入困境——其实不比对付有钱人的那招厉害。税法案无疑的确实有了改进，但是特殊利益团体仍享受到不少特殊待遇——这是游说奏效的明证。
贩卖权势的新秀
派克伍德之所以在1986年被参院同僚捧上了天，不单是其圆熟的立法技巧令人佩服，更重要的是派克伍德率领他们安然通过贪婪的考验。正如莫乃汉所说，华盛顿的政治圈很为这种唯利是图的形象所困扰。
政治丑闻敏感症可以解释为什么各方说客和政客喜欢以狄佛为嘲笑对象，狄佛是1986年3月3日那期《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华盛顿贩卖权势的新秀。从画面所暗示的看来，坐在有专人驾驶的积架XJ6型高级轿车后座的狄佛似乎正在跟某高层人士（总统？）通电话。狄佛在辞去里根总统白宫副幕僚长职位后不到一年，便代表加拿大、墨西哥、新加坡、南韩、波多黎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环球航空公司、菲利普·摩理斯烟草公司和洛克威尔国际公司签下6位数的合同，不久，又获得一纸沙特阿拉伯的50万契约。一家英国公司也愿意出1800万元高价买下他的公司。
狄佛在白宫时就是公共关系奇才，也是里根总统伉俪的心腹。正式离职那天，在白宫玫瑰园举行小型惜别会上，我亲眼看见南希·里根情不自禁流下眼泪，仿佛失去亲生儿子一般。
这层亲密关系是众所周知的。狄佛去职1年左右，仍经常到白宫庭院打网球，也保有白宫安全通行证，同时还继续收到总统每天的行程表。这些特殊的恩宠使他格外引人注目，尤其是外国客户，也使他成为众多竞争者的妒嫉对象。登在杂志封面的抢眼照片，加上“没问题，我的关系好得很”的吹嘘之词只会招致更强烈的批评。狄佛的姿态摆得太高，使他成为众矢之的。一旦名声转坏，狄佛立即失去白宫的特权，以及与加拿大、墨西哥和新加坡的合约。英国公司也不肯出钱买他的公司了。
在官方的调查中，狄佛被指控违反多项法律规定：在离职不满1年就向原机关官员游说；此外，又和政府官员就其本人过去实际参与的事项进行交涉。狄佛身为里根的左右手，曾多次出席美国与加拿大讨论酸雨问题的会议，也曾协助安排任命总统特使赴加事宜，而他后来却获得加拿大10万余元的游说合同，因此被提起告诉。另一项控诉是在严禁活动的第一年内，狄佛曾就波多黎各在美国税法中的权益问题向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法兰进行游说。争论之三是他曾代表韩国广播公司与另一位国家安全官员接触，并为南韩贸易使者安排与里根总统会谈。第四件案子是他又一次在禁止活动那年，代表洛克威尔国际公司向预算局长米勒游说，此外，还为了环航不当的运用了他在高阶层的政府关系。狄佛的案子后来正式提起告诉，因为他对负责调查的大陪审团和国会委员会说谎，这是1987年12月中旬的事，三项伪证的指控分别是南韩、波多黎各和环航事件。
狄佛最初的反应是他知法而且并未犯法。他在论辩中表示他担任过白宫幕僚，而麦克法兰、米勒和国家安全会议的参谋——总统执行部门的一部分——严格地说，应该算是其他机构，而非正式白宫部门。狄佛对别人讥讽他利用与里根帮的长期关系做生意痛加斥责。“我不相信我和他们的友谊是可供我利用的商品，或可供新闻界和其他人对我施以迫害的合法根据。”他声称：“在我看来，那些人认为我在20年无私无我的公职服务后会利用这层关系来赚钱，这种想法不但卑鄙，也是对总统人格无言的攻击。”但是不久之后，狄佛却告诉大陪审团，有几项被指控的特别接触他已经不记得了，伪证罪名之成立即奠基于此。
狄佛之所以公然为自己作这种辩护，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和大多数其他人并无不同，只不过也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而且报酬较高。大体而言，他并没错。《华盛顿邮报》的标题“狄佛并发症”成为政坛很普遍的现象，高级官员还在任上时就迫不及待想将各种利益兑现。里根主政的那几年，公职与私利之间的转门旋转得尤其频繁。斯托克曼的书卖了200万；黎根和寇派翠克大约卖了100万；里根的私人秘书费雪离开白宫时获聘一新职，月薪2万，只是要他帮忙那些捐款支持尼加拉瓜反抗军的有钱人，使其有机会与总统见面即可。有不少官员原本1年才赚六七万，离开政府部门或国会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