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游戏-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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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界在1977年3月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他们顺利动员众院推翻工会极力争取的罢工纠察法案。一年后，商界说客共同推翻卡特总统所提的消费者保护机构的法案，并且协助削减所得税。税率逆转是典型新的权力游戏下的产物。这个由威斯康星州共和党议员史泰格所提出的税制法案出人意料地击败卡特总统的法案，令商界备受鼓舞。
美国股票交易所总裁李维特评论说：“史泰格修正案对华盛顿商业界而言是一大转折点。在那之后，商界发现他们真有能力取得他们想要的东西，而几年之内你就看到了卡特的态度的转变。”
成功带来更多追逐甜头的蜜蜂。例如，早在1968年，华盛顿地区只有100家公司成立办公室，到了1978年则激增至500家；某商业电话簿更在1986年列出了1300家公司的电话。在80年代早期，华盛顿不仅取代纽约成为美国贸易组织之都，并已遥遥领先。
到了1986年，华府已成3500个商业团体的总部，为1960年的三倍，有8万人在其中工作。
但是商业活跃最惊人的指标，还是商界政治行动委员会（简称PAC）的快速成长。该组织协助筹措资金，并且捐款支持符合公司利益的候选人进行竞选活动。1974年共有89个企业界的政治行动委员会，10年后，数量窜升至1682个。
矛盾的是，竞选经费的改革案却是促使商界更积极涉入赞助政治竞选活动的原动力。改革结果与原构想相差甚远（华府常发生这种事），往往是眼高手低的改革常有的结果。改革人士原希望“公家提供竞选经费”——也就是政府提供补助款给主要的候选人，以取代个人、公司、工会或利益团体所提供的私人竞选经费。改革人士成功地促成1974年总统选举中公家提供全国大选的经费，但是国会反对使用纳税人的钱赞助国会议员的选举。这使得私人及PAC有机可乘。几乎同时，法院判决政府的包商能成立PAC（稍早由于唯恐政府承包商的PAC可能借机施展影响力而禁止此种作法）。允许公司PAC合法化的法院判例是美国政治中的一大分水岭。
公共利益游说团体总裁魏赛玛主张：“此举揭开PAC成立之门，并使PAC借捐助竞选款项而成为政治影响力的角色制度化。
任何人民组织或团体均能成立PAC”；但是魏赛玛指出：“近年来增加最多的是企业界的PAC；因为企业界原先毫无政治影响力，但是却有这么多公司。”
从1974年起，除了PAC的捐款外，投入国会竞选活动的资金也陡增。例如1974年的竞选活动中，参、众两院选举共花费7200万美元，到了1986年，花费的经费约达4。5亿美元，增加了5倍。以全国而言，共和党全国党部及竞选委员会1984年共筹得2。546亿美元，较敌对的民主党所筹得的7430万美元多2倍以上。各地的政治经费都迅速上扬，但是PAC却是令经费增加的主力。各式各样PAC的数量——包括商界、劳工及其他利益团体——的总数从1974年的608家增至1987年年中的4157家。PAC对个别候选人的捐款也跃升约15倍——从1974年的850万美元提高至1986年的1。322亿美元。
大量的资金改变华府的风貌及生活模式。在不到10年的光景，数10亿美元的经费被投资到华盛顿，兴建了数十座豪华办公大楼，新潮的旅馆、现代的餐馆以及10所卓越而前卫的艺术博物馆。从得州、英国、荷兰来的资金，再加上当地亿万富翁的投资，为华盛顿市区大增光彩，也带动了弗吉尼亚州的繁荣。
由于群集于华盛顿的智囊团、顾问公司、律师及游说团体，这个城市自然而然成为信息革命挂帅下的经济重镇。到了80年代中期，进展之神速，远超其他城市。每年在华府所辟建及出租的新办公大楼远较在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及休士顿等地要来得多。在1976年到1983年间，共兴建了37间新的旅馆。顾问公司的充斥，使得华府附近兴起以“顾问”为主业的城市。政治权力的扩充是不动产兴盛的媒介，但是新的资金将现代的轻工业引进华盛顿。数十个高耸的高科技迷你城市在首府的后院兴建起来，1987年初，美孚工业集团是第一个以华盛顿的郊区作为其世界总部的公司。
华盛顿的邮递区号，成为渴望跻身首府地区，却又希望避开市区惊人房租的公司竞相追逐的目标。《今日美国报》在弗吉尼亚的阿灵顿市兴建了一座双并现代化的城堡，但是住址却是“华盛顿特区20044，第500号信箱”。
市内的政治脊椎宾州林荫大道曾是肯尼迪总统抱怨的对象。1961年从国会赴白宫的就职游行时，肯尼迪埋怨当地酒铺、纪念品店与空地杂陈的现象。此后，宾州大道不仅脱胎换骨变成新的公园及人行步道，更吸引了大量的投资。约有10亿至15亿美元的私人资金投入整修此项工作：恢复国家戏院及旧邮政大楼的风采，花费4700万翻修全国新闻大楼，并将第六街到第十三街之间数幢综合办公大楼及旅馆大事整修，每幢的整修花费约在1。25亿至两亿美元之间，此外，当地富豪并花费了1。5亿美元恢复威烈德旅馆的原始风貌，此间便是林肯及多位继任总统等候举行就职典礼之处。
企业界的政治活动日渐活跃，也扇起急剧成长及混杂之风。曾担任过里根夫人社交秘书的布兰敦说出了她观察的心得：“你向外招徕民兵（公司的说客）为你打仗，你必须供应他们吃、住。于是你养了一大群争名夺利的人。每个人都想出头，每个人都想打知名度，每个人都想装气派，每个人都想施展影响力。我们从前那个单一工业为主的村庄早已不再是个宁静的南方小镇了。”
企业界的人潮加入竞选活动，公司的钱用于赞助精致的社交节庆及文化活动。除了少数几人还撑得住华府今日的社交排场，绝大多数的社交场面都远不及企业界的气势。近十年来，公司行号已公开扮演社交名人的角色。从前政治人物大多避免与商业界有公开的接触，但是现在政治风气已改变了。
福特总统的新闻部长，现任福特汽车公司总裁德霍斯特说道：“人们谈到乔治城鸡尾酒会的口吻不再和从前一样。它仍然存在，却不复往昔般重要。其中一大原因是许多企业领袖都可以举行餐宴，并且邀请要人参加。他们发现华盛顿的人们根本不排斥参加商界举办的餐宴，也不认为它们具有太浓的中产阶级色彩。”
见多识广的自由作家麦艾温附和这种说法：“现在最典雅的晚宴都是在国家画廊举行的。”她指的是国家画廊主任布朗说服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东方石油公司、美孚石油公司及福特公司捐款支持重要的艺术展览的口才与能力。1985年福特公司出资300万至350万美元，将原存于英国贵族家中的艺术珍品运往画廊，并支付首晚招待查理王子及黛安娜王妃一系列餐宴中的绝大部分经费。英国王储及贵族的造访使华府冠盖云集，也是里根第一次就任总统以来人们所仅见。曾创下一天晚上曾有42场正式餐宴同时举行的记录。
这里显然不在是乌岱尔在60年代所看到的宁静小镇。玩的是新的游戏。旧的华盛顿市的步调是冷静而刻板的，宁静而友好，像在烟雾弥漫的弹子房比赛撞球，母球的去向全在意料之中一般。当时，虽然人们偶尔会对旧的玩法嗤之以鼻，但是我们熟悉那些打法，我们认识那些少数著名的玩家，并且了解他们的战术。但是60年代晚期及70年代初期的改革者执意要驱散烟雾，并且将旧制度的暗盘全都斩除。
讽刺的是，改革却造成如旋转木马般的政治马戏团。旧式撞球场的玩法已不再，现在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嘉年华会，有电动车、靶场及满屋子的电动玩具，里面有一飞冲天的太空船、震耳欲聋的音响效果及变化多端的背景。新的游戏节奏之迅速，令玩的人和观赏的人都目不暇接。
电视取代报纸
新的权力混战中，电视是造成革命性变化的一大因素。电视大致上已取代政党成为候选人及选民的桥梁。电视把政治人物引进客厅，让选民凭自己的印象下判断，而不再听从当地党务干部、工会领袖、教会发言人或商界领袖的意见。电视在竞选活动上的冲击是无法否认的。许多候选人因而根本放弃挨家挨户拉票的作法。
电视也深深影响华盛顿的权力运作。更进一步的腐蚀了两党在国会中的聚合力。电视助长了个别政治人物的独立性，使国会领袖在拉拢多数票时遭遇甚多的难题。电视造成的政治风气，是候选人必须营造其个人的大众魅力及成立自己的政治组织，而可规避既有的政党组织体质。一旦他们跻身国会，政党领袖对他们的号召力也势必减弱。
电视也改变了其他的权力关系。从前，《纽约时报》驻华府特派记者克洛克（也是罗斯福总统到艾森豪威尔总统期间的重要的专栏作家）每星期总会在名士聚集的都会俱乐部举行非正式午宴。当时通常会有20个左右的政府高级官员参加，彼此闲聊、提供新闻，或者交换些不入流的故事。现在没有任何资深专栏作家有如此的号召力。显著的改变是1985年10月，有134名国会议员同时排队等着上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热线”节目。他们皆事先接获邀请，邀请中注明先到先上节目，大家竞相争取在电视上露面一分钟的机会——在电视上询问美、苏政策专家有关里根与戈尔巴乔夫日内瓦高峰会的结果。
电视已成为美国政治新的主体——1960年专属总统，到了70年代中期则扩及其他政治人物。电视剧烈改变整个政治活动的局势。最近几年，政治新闻的“销路”激增。除了既有的电视网新闻报导发生快速的变化外，1975年麦克耐·雷赫报导在公共电视播出，同年美国广播公司推出“早安美国”，1980年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每周播出“夜线”、同年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诞生了。一年后，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推出的周日晨间新闻为周日新闻节目打了一针强心剂。
明显的是，对那些既性感又具个人政治魅力的政治人物而言，电视无疑地提供他们一条捷径，同时也为来自社会其他阶层的名流开启了一扇通往政治之门，像前超级杯水牛足球队的四分卫坎普、纽约的篮球明星布莱德利、太空人葛林，及地区性的媒体红人如赫姆斯等人均是如此，至于好莱坞名星里根那就更不用说了。
布鲁金斯研究所政治学家赫斯在《最后的消息人士》一书中说，传播网的新闻报导事实上强化既有的领导阶层。以1983年为例，他发现部分参院领袖及若干具潜力的总统候选人，是获得晚间新闻、周日节目及五大报最多的青睐的人士。的确，最精明且善于利用媒体的领袖能利用电视提升他们的权力，参院共和党领袖杜尔是最佳的例子。但是赫斯特的调查显示，部分重要委员会的主席比其他势力较小、却知名度高的名士，如葛林及哈特较少在媒体上露面。葛林和哈特两人都是总统候选人，他们在媒体上广获注意，并非耐心遵循“苦媳妇熬成婆”及在政治中打滚的老方式才出头的，而是他们擅于利用媒体或恶名昭彰之故。
政治学家罗宾森表示：“媒体的改变，提供年轻议员及具魅力的议员更多出风头的机会，并因此赢得更多权力。”
多才多艺的新生代，是能在电视上展现魅力及机智的一群，有些人也成为重量级的代议士。协助他们走上捷径的是他们兼具电视魅力及简洁有力的风格，他们能将重要课题及讯息以简单明了的话交代清楚。肯尼迪对按资历升迁的政治极为不耐烦，他是率先在电视上经营个人魅力的人。部分总统角逐者，如纽约州的坎普就欣喜于与肯尼迪相提并论。这并非意谓着肯尼迪及其他电视议员并无具体建树，只是电视上的诉求是他们一炮而红的重要原因。为了要适应权力的更迭，即使元老级人物如众院议长奥尼尔等人，也必须学习电视论政之道。
国会方面，与电视一起成长的第一代政治人物中，以1974年的民主党议员最能流利的运用这个媒体——开朗、能言善道且精力充沛的政治家如索拉兹等。1974年这帮人大大地改变了国会的气氛，因为他们是突然崛起，且具有独立见解的一群，丝毫不理会国会既有的规矩。电视协助他们领先群雄，并且让他们在重要问题上经营影响力。随后在1978年，一大群共和党新生代宣誓就职之际，众院也已定期进行现场转播国会辩论的场面。部分人士，如佐治亚州能言善道的幸运儿金格里治，便善于利用媒体技巧累积其影响力。
除了坎普以外，共和党新生代中以葛拉姆锋头最健。来自得克萨斯州的葛拉姆，是里根政府中一名颇自负的经济学家。葛拉姆可不是刻板印象中空有光鲜外表而缺乏内涵的政客，而是头发稀薄、鼻架眼镜的学者。但是，由于能掌握适当时机、提出睿智的立法案、精于自我吹捧，并在电视上推销其构想等方法一炮而红。葛拉姆在1978年以民主党员身分进入国会，三年后他在审核里根预算时，领导南方保守派民主党参议员向共和党投诚，转而支持里根预算方案。1983年，他更改投效共和党阵营，而在1984年以共和党员身分跻身参院。一年后，他以参院新鲜人的身份，与另一名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新生代鲁德曼，共同策划了引起广泛争议的预算案。这项预算案拟透过每年强迫缩减赤字的方式，达到1991年平衡预算的目标。葛拉姆善于运用传播媒体的技巧，不但在政治上引起广泛的注意，在立法上也颇有成效。
部分老资格委员，称这些长袖善舞的新生代议员为追逐知名度“做秀马”，而立法案繁琐的细节则由“工马”负责。例如，参院预算委员会主席多米尼西必须大幅修改葛拉姆——鲁德曼的计划才能使计划完成预期中的效应。但是公平而言，新议员实际上已发挥专业才能。真正引起资深委员嫉妒的是因为新议员不肯乖乖坐在后面当小徒弟。
电视协助打破既有委员会垄断政策的现象，使权力游戏因而开放。电视也避开了法案起草的繁琐过程，而直接提供了一个简明的展示馆。坎普和葛拉姆是典型的例子，他们知道如何透过媒体推销他们的构想及同僚，进而影响国会。他们透过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