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游戏-第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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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在以色列激励下继续进行。到1985年7月中旬，两名以色列密使敦促麦克法兰利用以色列作为与伊朗军事交易的管道，麦克法兰说服总统让他去做。
麦克法兰赶紧采取行动，几个星期内，李登回到以色列，不仅和以色列中介会面，也会见了将军售换人质问题摊开来谈的伊朗武器拍客葛巴奈法。下一步，麦克法兰略过正常程序，在没有告知舒尔茨的状况下，秘密与美国驻黎巴嫩大使联系。麦克法兰的行动使美国三度运送武器给伊朗，但是只有一名人质获释。麦克法兰在1985年12月倦勤辞职，波音戴克斯特接任，为诺斯提供保护。诺斯告诉国会：“我从未曾采取任何一项我的上级不曾授权给我的行动。”
诺斯权力坐大的第三个因素是凯西。根据诺斯证词，凯西是他的行动赞助人、教师、顾问、实际老板以及中美洲行动的幕后策划者。诺斯奉凯西为间谍大师和智者。而凯西显然敬佩诺斯的勇于任事，视他为肝胆相照的伙伴，甚或儿子。他们思想相似，且联系密切。记录显示，他们至少会晤35次，或许更多。凯西在行政办公大楼（白宫隔壁）三楼诺斯办公室“走廊那端”有间办公室。
诺斯说，1983年凯西预料国会会限制中央情报局在尼加拉瓜的活动，于是鼓励诺斯去布建一个私人网络从事秘密工作。诺斯在伊朗一尼加拉瓜游击队听证会中说：“凯西建议（我）建立外围团体，他把西科德将军的名字交给我，说他是可以担任这项工作的人。”1984年，凯西教诺斯怎样弄一笔循环作业的现金，免得国会知道诺斯的秘密活动。凯西担心苏联的窃听会发现诺斯的电话内容，劝导诺斯改用密码机通讯。1986年初，诺斯到伊朗去执行任务，凯西要诺斯注意，他可能会遭到刑求，要有自杀的准备。起初诺斯把挪用对伊军售款的主意告诉凯西。（诺斯说，凯西满欣赏这个办法，认为是“最讽刺，又最秘密的作业”。）诺斯说1986年10月初，凯西警告他，对伊朗军售的事，即将“穿帮”，该是“打扫”的时候了，意指诺斯应该销毁他的现金收支帐簿、杂记和官方文件，湮灭“全套秘密工作”的证据。
最重要的是，诺斯切合凯西的需要。关键时刻是1984年10月12日，国会通过一项决议，禁止中央情报局、国防部，或“从事情报活动”的其他任何机构，再给尼加拉瓜游击队，不论直接或间接的援助。中央情报局退出尼加拉瓜战局的结果，形成一个真空。在这之前，凯西和诺斯已经安排好让诺斯填补这个真空，接替中央情报局带头为尼加拉瓜游击队募集款项、发动支持、运交武器，总之，就是替凯西和总统运筹这场战争。一旦国会投票通过禁止援助尼加拉瓜游击队之后，诺斯可以振振有词地说这项禁令并不包括国家安全会议的幕僚，因为国安会并不是“从事情报活动”的“机构”。这完全是自圆其说的说法。凯西也说国安会人员可以钻这个漏洞，而且想要规避国会的监督，而里根显然认为此说有理。
麦克法兰告诉我：“凯西早在他去世（1987年5月6日）之前两年，就知道他的病已入膏育，我认为他是一个有坚定信念而且忠心耿耿的人，也就是坚信政策，效忠里根，因此毅然决定采取他自信有利于总统，以及他自信在对付桑定政权方面有利于国家的作法。但是基于忠诚的缘故，他做这些事并没有让总统知道。”
诺斯崛起的第四个因素是他凭着坚毅、自信以及别人迟疑不决时积极行动的个性，而拥有的特殊影响力。这也颇能说明宫廷内的权力游戏。诺斯深知如何利用他在白宫的权力以及秘密的神奇特性。对这位雄心勃勃，以救世为己任，在越战中得过银星勋章和两枚紫心勋章，43岁仍旧保持一张娃娃脸的海军陆战队中校而言，绕着行政体系打转，往往会陷身于繁烦的文书作业和无止境的政策争辩之中。
诺斯那种夸张的好莱坞作风引起了里根的注意，里根在好莱坞的时候，也演过蓝波那样的角色。总统显然了解这名爱国海军陆战员的功劳，他的代号叫“铁锤”，是个由衷服膺里根反共游击战理论的人。里根在免除诺斯职务的第二天，打电话给他，称赞他是个英雄，而且向他道谢。至于新近披露诺斯用霍梅尼的钱接济尼加拉瓜游击队的事，里根开玩笑地说：“有一天这会拍成一部了不起的电影。”
由诺斯在国会听证中的表现来看，他的活力和魅力不可小觑。一位同事说他是“走火入魔的乩童”、尼加拉瓜游击队的单人乐队。他和十多个国家接洽为尼加拉瓜游击队争取武器和金钱；飞往洪都拉斯提振尼加拉瓜游击队的士气，在他办公室的保险箱里收藏给尼加拉瓜游击队的金钱（有时多达100万美元），替尼加拉瓜游击队的领袖担任出纳，策划他们的武器空投，怂恿他们开辟新战线，要他们占领一部分尼加拉瓜的领土宣布独立。
诺斯在白宫的基地对他的权力游戏至为重要，这样他才能以总统之名行事，而且迫使其他单位的官员帮他的忙。诺斯的正式头衔是国家安全会议政治军事组副组长，但是这个头衔掩饰了他担任执行官的重要性。总统和内阁首长很少人知道怎么办事，他们需靠助理执行计划。
诺斯一度是白宫勤务室非正式的危机处理幕僚。勤务室是总统的统帅站及通讯中心。这位无888法约束的工作狂，在策划入侵格林纳达，拦截阿奇劳若号邮轮劫匪，以及压制萨尔瓦多行刑队方面，均为要角。
诺斯自有一套唬人的方法回避繁琐的行政规章。他会吹牛说：“我刚刚见过总统。”其实，根据官方的记录，他每个月大约只见到里根一次。但是即使是那些不相信诺斯吹嘘的人，也认为他是替总统发言，他们认为诺斯执行的政策，切合里根的心意，而且据他们所知，已经得到里根的明确许可。
不过，波音戴克斯特支持诺斯的说法，认为他是奉命行事，但是舒尔茨和麦克法兰则驳斥诺斯。麦克法兰说，诺斯做得太过火，而且使他错会了诺斯介入援尼案的深度。麦克法兰否认他允许诺斯“设立一个单独，隐秘而且范围很广的网路从事秘密作业，其中掺杂了个人利益，而且要瞒着行政部门中其他的人。”舒尔茨说，当里根得悉诺斯的一名特工，经波音戴克斯特和诺斯同意，和一名伊朗的眼线谈论可以释放科威特困禁的达瓦恐怖分子，大为光火，因为这违背了里根的政策，舒尔茨说，总统闻讯之后的反应，好像“肚子被踢了一脚。”
秘密回路的力量
最后，诺斯和他在国安会的上司对政策的影响力，是秘密回路力量的一课教材，这就是机密讯息的力量。从事一种“密闭”的秘密作业，可在行政同僚中获得额外神奇的权威。别人总认为洞悉内幕的人，所作所为一定已获许可。国安会的幕僚，尤其是诺斯，把这种伎俩发挥得淋漓尽致。
秘密作业各自独立，政府官员若不是个中要角，通常自甘摒拒在敏感信息的门外。只要知道得比别人多，就是权威的一种表记。
从事秘密工作的人，认为保护秘密工作是最高要件，超过法律及其他义务。尤其是在里根政府中，对国会的疑忌，使一些官员不愿过问日后国会可能会逼他们说的事。
1987年，中情局副局长盖茨告诉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中情局的人员，我敢说由局长以下，都在主动地回避情报。”“我们不想知道尼加拉瓜游击队的钱是怎么来的。部分原因是我们担心这会使我们跨逾法律规定的界线，所以我们主动要别人不要把事情告诉我们。”国务院和国防部也抱着这种心理，于是给了诺斯可乘之机。
秘密是排斥反对决策者的重要借口。秘密作业因为性质的缘故会引起严重的分歧。（譬如，舒尔茨和温伯格为了对伊朗的工作。）于是，主张秘密作业的人，就用害怕消息走漏为由，把圈内批评者冷冻起来，同样维持他们接触总统的独特管道。这是波音戴克斯特的心态和他最爱用的说词。
许多人不明了，为什么这两位分别掌管国防与外交政策的高级阁员，不能劝阻总统。最重要的是，里根不愿意被改变。他的冲动受到凯西、波音戴克斯特、麦克法兰、米西的强化，有时也受到布什与黎根的鼓舞。
伊利诺伊州国会议员海德在国会听证中间舒尔茨，为什么他未用辞职作要挟，阻止和伊朗的交易。舒尔茨回答说，他从未在适当时机获得适当的情报。确实，在对伊朗工作的18个月中，里根只有四度就这个问题，召见他的全体国家安全工作主管。舒尔茨说，每一次也都认为他和温伯格已经阻止了这项计划，可是过后很久却发现计划还在进行。因为波音戴克斯特把里根的命令锁在他的保险箱里，从没有通知舒尔茨。
当时，温伯格由国安会幕僚的指令中发现，国防安全署把他从伊朗情报的阅览者名单中删除。他震怒之余，着令一名助理去“提醒那个单位，他们是替谁作事。”1986年5月，舒尔茨接到美国驻伦敦一位大使的忠告说，有人向英国一个著名的军火商，要求5000万美元的授信额度，以担保美国对伊朗的军售。舒尔茨查询时，里根却告诉他，这件事“不可能，也不应该是真的。”不明真相使两名内阁部长无从反对。
里根总统驱使国安会幕僚从事秘密作业的结果，达成了他的部分愿望；尼加拉瓜游击队在军事上得以苟延残喘，一直到1986年他逼迫国会投票通过公开给予尼加拉瓜游击队军援。但是对伊朗的工作，却当着里根的面弄砸了。造成了政策与政治的双重灾难。里根国安会幕僚的阳奉阴违，蔑视法治，不但使里根总统，同时也使未来的总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另一项昂贵的代价，是伊朗一尼加拉瓜游击队案造成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舒尔茨国务卿要求禁止国安会的幕僚从事秘密工作，裁减它的编制，把中情局搜集情报的作用和政策建议与专业作业分开，因为中情局会不由自主地歪曲报情以配合它在政策上的偏见。国会的调查委员会建议制定新法律，规定所有秘密作业需经总统批准，并于批准后48小时内通知国会，又提出新的管制方法。以杜绝里根国安会工作人员的规避途径，也就是由外国及私人资助的秘密活动。
国会非常震惊，就连支持尼加拉瓜游击队的佐治亚州民主党国会议员任金斯所说的那样，没有一位民选官员，包括总统、副总统或国会议员，知道尼加拉瓜游击队挪用了军售伊朗所获的资金。众议院委员会主席汉弥顿指斥诺斯破坏了宪法的基本原理。汉弥顿告诫诺斯：“如果我对政府的了解不错，绝不能信赖一小撮人去决定政策，不论他们多么重要，不论他们多么忠良。”
虽然里根说他不知道伊朗购买军火的价款被转交尼加拉瓜游击队，国会调查委员会仍旧认为里根要负最后的责任。调查委员会在多数意见中说：“总统造成，或者至少是容忍一种情况，使得那些不知道行为偏差的人深信他们在执行总统的政策。”
国会对里根的批评，构成这场权力游戏的一项基本准则：总统秘密利用他的国安会工作人员制定并执行政策的最大危险，是这项政策经不起多方面的调查，也不能获得国会或民众的长久支持。如果这些政策，蔑视了国会的决议，或与政府宣布的政策抵触，危机会扩大。里根在伊朗…尼加拉瓜游击队作业中就承担了这种风险，他回避国会和内部意见相左的人，因为他不愿别人拦阻他达成他的政策目标。里根玩秘密游戏，原因就像波音戴克斯特所说的，他“不希望受外界干扰”。一旦他的谎言曝光，他的政策与信用免不了就此崩溃。
里根的捷径
不论伊朗…尼加拉瓜游击队事件的政治后果多么严重，高阶层战略专家与政界人士认为1986年10月，里根在冰岛高峰会议中所作仓卒而急进的决定，引起的危机更大。他与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的会晤，再度显露了他作决定时喜欢抄捷径，只和一小群人商量，却把重要的顾问蒙在鼓里的作风。就像处理先制性战略防卫以及伊朗专案一样，里根在冰岛的策略，显示了他孤注一掷的行动；临时决定重大政策的倾向，回避在重大决定方面为保护总统而设的正常建言管道。
这一次，吃惊的缘由是里根出人意表而且未经准备便提议在10年之内，拆除所有攻击性弹道导弹。它对里根自己蓄集攻击性武器的计划而言是一项惊人的转变。而且是依据1986年7月里根在给戈尔巴乔夫的一封信中提到的粗略构想，突然临时修改而成。新建议中，许诺在10年之内废弃二次大战以来一直保护西方盟国的吓阻武力，但是却没有研究替代武器的成本，以及集结传统武器保护西方的花费。
里根在冰岛会议中采用他的老方法——捷径外交决策模式，这一着棋完全是他的决定而非幕僚人员的主意。波音戴克斯特向来是里根的得力助手，然而，此回合是里根与舒尔茨搭档，并非温伯格或军方人士。任何一位总统都有最高决策权；但是，核问题涉及多方面的利益，不仅是美国的利益，也包括西欧和日本。因此，核政策的重大改变必须比一般的政策问题作更多事先的讨论。然而，一如在宣布战略性防术计划一样，里根忽略了长期以来的惯例。
当时，里根十分得意他的新方案——在1997年之前，废除所有攻击性弹道导弹——“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彻底、也最重要的武器裁减议案”。但是，由于武器管制是一项十分错综复杂的问题，并且影响重大深远，所以外交政策赛局中和一个真理即为：重大的武器谈判的提案，假如事先未作周详的研究，不该将它在面对面的高峰会议上提出的。因为，错误所需求付出的代价实在太昂贵了。第二项重要的规则是：任何武器协议倘若没有得到军事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支持，也就不会获得国会的批准；因为，国会是根据军事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对国家安全的判断来作决定。假如总统忽略他们的建议而引起他们的反对，尽管不一定会使总统的提案胎死腹中，其影响力也足以左右大局。里根忽略了这两项定理，不过，由于戈尔巴乔夫的回应而使他逃过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