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游戏-第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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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的民意调查专家沃斯林曾告诉我，他如何利用一个类似的系统来为里根的竞选辩论和总统演说出力。沃斯林曾努力找出民众们所喜欢的“有力量的话”和热烈的瞬间——确保里根在未来的演说中重复这些重点。沃斯林和其它的人记录群众的反应，然后做出统计图——一如股票市场移动平均线的锯齿状图形——叠在候选人的演说录影带上。这些反应图可显示民众通常对演说者的面部表情、音调、身体语言以及演说内容等的反应情形。确保一位候选人在电视上呈现正确的情感形象，也许是获得胜利的中心策略，但此一方式却很难与政府中联合作为的繁重任务相比。
像尼克松回忆其1960年的选举一祥，蒙代尔承认他在1984年电视中的呆板形象，使他受到伤害，蒙代尔告诉记者说：“我想你知道我对上电视从未真正热衷过，而电视对我亦如是。”蒙代尔并非提议不要用电视做竞选宣传工具。但他却担心利用电视竞选形象的其它问题：“令人觉得恐惧而退缩不前的是，我认为它已超脱它应该做的，使美国的政治失去内涵，失去讨论困难问题的深度。”
由于候选人想很快的让民众认识，因此总统选举是很表面化的。对群众说的话不重实质，但却形同口号，因为民众既不了解问题的复杂性，也不愿意注意倾听别人的解释。竞选在初选高峰期的狂热步伐，使得人们不大会对问题做深入的讨论和思考。即使是在电视上的辩论，也因记者们在初选初期的激烈活动，如挖掘参选者的糗事和秘闻，或者强调某些对手，注意谁领先、落后，在比赛中获胜或失利，只注意竞选的战术，而不对问题的本身或者候选人的长期记录稍加了解，而使得情形更加复杂。事实上，卡特和里根的过去记录，都可证明，其过去经验比大多数的竞选花招更能显示人主白宫后的表现。卡特在佐治亚州是个独行侠，一位个人主义的道德家；而在加州，里根的两任任期中，一任是充满魅力的教条式理想，而另一任则是偶尔是实际的妥协者。
由于电视注重直接而立即的视觉效果，所以很少花时间去访问竞选者的过去。而当报刊检验政治家的表现时，很少选民对其详细的说明感到兴趣。现代竞选的本质是个人政治：电视观众从荧幕上30秒中所获得的直接而直觉的印象。这对于那些上相、善于宣扬口号式主张的新生代候选人有利，对大家所熟悉而讨好的候选人有利，对善于诉诸感情而不愿说理、擅长故意在电视观众中留下印象的媒体操纵专家有利。
的确，政治家闪避做明白的计划和承诺已不是新鲜之事。巡回各地做竞选演说政治家的内容充满老生常谈之事。但是近代的竞选，由于有照相机和政治家们惧于重新播放录影带的关系，已将规避的政治技巧推向新的高峰。
强调口气、意象、象征和个人的竞选，已离正途而产生严重的问题。他们的虚无令选民们愤世嫉俗，而且可能因而导致较低的投票率。但是候选人则在含混之中找到安全。
许多政治家们自痛苦的经验发现。坦率是一种负债，而回避和伪善则有所收获。蒙代尔因在1984年在全国电视观众前宣布，打击赤字将会增加税收而害到自己。蒙代尔说：“让我们说实话，里根将加税，我也要增税。只不过他不会告诉你们，但是我刚才说了。”
许多民主党的国会议员（以及许多共和党员）都同意蒙代尔的说法，但是他们没有说出他们的征税立场。蒙代尔因此下台了，而他们则赢了。奥尼尔的发言人马休斯笑说：“在政治上你绝不会因为说谎而陷入麻烦。你只会因为说了真话——或者说出你心中的话——而引起麻烦。”
政治家说谎，隐瞒事实，或者回避诚实的回答而成功当选的例子不胜枚举。里根在1980年时赞成战略防卫，但是其顾问则认为触及核问题太具火药味，因此叫他保持沉默。约翰逊在1964年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之后，宣布说：“我们将不会把美国子弟送到远离家园9000或10000英里外，为亚洲子弟做他们应该自己做的事。”结果，约翰逊却言行不一。
不错，在直接的初选和电视发明之前，也有竞选的花招；罗斯福竞选时承诺要缩减联邦开支，但他在入主白宫后却倒行其诺言。不过选民在候选人用电视宣传打入他们的起居室之后，没有心理上的戒备。这引起柯立芝（Samuel
Taylor
Coleridge）称之为“自愿中止不信任”。如果一位候选人能让电视观众产生一种温暖的感觉，他们很容易为一种含混的说法所欺骗和误导。那种方法可以赢得选举，但却不能产生有能力的政府。
摇尾巴狗
高科技竞选的公共关系已然侵入白宫。美国前两任总统从事长期的竞选，将公共关系专家和民意调查专家奉在内阁高堂中，一如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梅尔宾所说：“你获得职位的方式，影响到你在这个职位上的所作所为。”总统的行为乃系选举的过程所促成的。
我们己体会到政治科学家所称“善长文藻的总统的出现”。一篇学术性的文章指出，宪法的最初起草者对群众演说抱着质疑的态度，因为政治家会被引诱而利用群众的心理。在19世纪时，现职总统很少做公开的演说，从杰佛逊到威尔逊，总统甚至不亲自发表国情咨文的演讲。他们在劝诱行动时较依赖书面的争辩或与国会领袖做私下的会谈。但随着老罗斯福、威尔逊和小罗斯福的继任总统，旧的形态改变了。肯尼迪首创电视转播，然后继任且注重公开的总统模仿而行。
在尼克松离开白宫6年之后，我们可以听他的告白：“电视已改变总统的职位，同时也改变治理的过程。这是危险而且具有潜在灾难性。国会可能是分裂的，它可以有代表535个个别选区的不和谐的言论，但至少它的结构是建立在对公开政策问题的严肃考虑方面。但电视则非如此。电视是一个娱乐界的媒体……往往在情感方面很吸引人，但是在理智上它却很缺乏，而且实质上是错误的。能变成好的电视节目的，通常也制出坏的政策。由于电视的劝诱性影响，总统的行为也就日益针对无所不在的摄影机而行动，并且因此而局限在电视新闻扭曲的三棱镜中。
尼克松知道里根证明的是什么：电视在一位技巧熟练总统手中的庞大力量。里根是电视时代第一位将媒体领导力量转变为立法计划的总统，这是肯尼迪总统所做不到的。曾经担任演员的里根习惯于舞台和镜头，扩张了罗斯福仗势凌人的权威；他利用电视使政治家受到屈辱，他显示出，超越国会公开与民众接触，是推动华盛顿政治的有力的方法。反对党于1981年不得不对雪片般飞来的信件和电话屈服，这些信件和电话是针对里根在电视上呼吁要求裁减预算和税收所做的反应。
不过时间一久，里根受欢迎的实质影响，对华府的其它政治家就逐渐衰退。他们学到如何间接的与里根对抗，因为他们明白群众并非一直与里根在一起。他的声望随着经济不景气而衰退，反对党人士逼他退隐。其后甚至在里根1984年的压倒性胜利之后，以及经济稍微复苏之时，共和党和民主党大刀阔斧删减其预算，迫使他对南非加以制裁并且采取禁止贸易的措施。同时不管里根在椭圆形办公室中向全国发表多少次演说，他一再的未能使群众转向支持他的对尼加拉瓜游击队的政策。所以他的总统职务显示出媒体领导的价值和其限制。
对公关总统而言，另有一项较不明显的代价，即任何总统越注重公共关系和礼尚往来，他所必须授与部属处理实质政策的权力就越多。没有一位总统是万能的；他所选择要做的事，通常得将其它的职责留给别人。里根以依赖部属著名；未来其他过度依赖公共关系的总统，将会有同样的情形。同样的情形也会在国会中发生，会运用录影带的参议员和众议员，即使是他的能力再强，也必须经常将其职责交给助理处理，以便他能够专注于宣传工作而获得大家注目。
近代竞选的负面影响
具有夸张国人政治的近代竞选，养成民众对政府愤世嫉俗的心理，因为近代竞选过程强调总统无所不能的幻觉。它提供虚假和夸张的期盼，认为一个新领袖的上任将可解决困扰现职者的复杂境地。没有一位总统可以达到这种浮夸的期望，而且他注定的失败，更是对民众对政府的失望火上加油。
竞选活动强调每一位新总统在上任时的承诺，而且戏剧性的改变则产生不稳定的国家政策，特别是在外交问题方面。尼克松和福特并未以人权问题压迫苏联领袖，但卡特却曾如此做，而里根随后又不谈此问题。从艾森豪威尔到卡特之间的总统，都支持攻击性吓阻的政策，但里根却将其转变为防卫战略。在初选的过程中，有组织强大的特殊政治利益团体会对可能当选的总统施加压力，迫使他们采取毫无政策弹性的立场，使得总统候选人随后很难达成统治所需要的妥协。的确，大多数选举推销一种概念，即妥协是没有原则的；虽然有经验的政治家知道妥协是一个政府的生命之泉。
于是，政策的制定是为配合竞选运动时之印象，而非塑造合理的政策。例如，里根虽然找不到令人满意的替代政策，但他却废除大家所同意的MX导弹计划。
最后，由于攻击华府和政治家很受人欢迎，最近的竞选活动都令政府的工作受损。华盛顿在1792年写信给汉米尔顿。要求他暂缓对杰佛逊的负面攻击；汉米尔顿并不畏惧，他回答说，杰佛逊企图破坏政府，并且以自费资助他所办的报纸，出版有关汉米尔顿令人憎恨的许多故事。
但是在1986年争取参议院控制权的争斗中，30秒充满低俗的毁谤和中伤的政治广告，达到了专栏作家克罗赛门所谓的“否定论到极卑劣之地步”。
最恶名昭彰的情形发生在威斯康星州，挑衅者加维指控现任共和党参议员凯斯顿在工作时喝酒，而凯斯顿则以商业电视广告反击说，加维在领导全国足球协会时，有75万美元的协会经费“失踪”。加维则提一项要求赔偿200万美元的毁谤诉讼。7个月之后，凯斯顿被迫收回他的话并且承认，足球协会的所有公开记录显示，所有协会的经费都有帐目。凯斯顿在一项声明中说：“我并非暗示加维先生做了非法之事，或者说协会经费曾用在非协会目的上使用。我无意对他的清廉挑战。”加维撤销他的控诉，不过他已经受到政治伤害。凯斯顿后来当选连任。
尽管如此卑劣的手法，但竞选顾问却以为这些负面广告是求取选票的必要催化剂。民主党的民意调查专家梅尔曼告诉《华盛顿邮报》说：“我们从数年的心理学研究工作中得知，群众对负面资料的印象要比正面资料来得深刻。当我们询问民众有关负面广告之事时，他们会说不喜欢这些广告。但那不是重点，重点是他们已吸收这些资料。”
民主党候选人的媒体顾问古根罕说：“由于建立政治讯息的缘故，负面资料要容易得多。在30秒之内打带跑、产生疑问、恐惧和怀疑是比较容易的事。”
不过有些政治科学家和选举专家主张，恶劣的叫骂将会使选民远离投票所。美国选区研究委员会主任甘斯主张，选民的投票率在1986年达到最低点，只占成人人口的37。3％，比1962年减少20％，因为竞选的方式使选民不愿去投票。甘斯说：“选民对竞选的行为投下‘否定’票。广告从业人员的所作所为，大致上是以不负责任的形势及方法制造了虚假和琐碎问题。”
总之，在竞选中没有解决基本间题，但却留下疤痕，都会付出治理上的代价。一旦投票后，几乎每一位总统、参议员和众议员都必须越过界线与其它的党派合作，或在一些问题上或哲学上和敌人周旋。此外，竞选的甜言蜜语也使妥协和使政府成功运作的取舍技巧受到诬蔑。但是民众显然对黑白、善恶以及违反常识的党派运动感到有兴趣。刻意但肤浅的两极化，如个性政治、华丽的肤浅和缺乏长期性的政治联合为现代竞选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所有这些事实使得选举的过程不能和治理同步。
第二十章 重组游戏规则
第二十章 重组游戏规则
诋毁政治家是美国的一项古老传统。门肯喜欢称政治家们为“拙劣的家伙”；诸如此类的嘲讽目前在美国仍然十分盛行。当我们在生气之时，我们会因为社会的不健全而咒骂一个政党或另一的政党，好像我们所属的政党领袖对真理有独到的见解。有些美国人则将一切不满归咎于白宫，指责一位总统的态度不坚定或者另一位总统的欺骗行为。有的人则嘲笑国会议员常自我逃避或者在混乱中苟延。虽然有许多政治家经常很认真的处理问题，但是却始终逃不过被责骂的命运。
我从卡特和里根在位多年中所获得的经验显示，有些特别的政治家治理国家之所以不成功，不是他们个人的缺点所造成。
过去10多年的经验可为政治经验提供一个特别丰硕的来源，因为此期间足以说明在我们的制度中何者有效，何者无效。我们多数人也记得这段时间所发生的大事，藉以剖析其成就肌理或失败的病症，以作为未来的教训。我们必须设法改变这些病态，或者学者欣然的接受它们，但千万别具有太多的幻想。
我们政治制度中的大多数病态都是一些使我们懊恼的琐碎事情，但我们又不愿认真的去改变这些不良习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强迫性改选使许多国会议员成为兼职议员。即使议员们一个星期呆在华府的四天中，他们也一直在为讨好选民或者募集竞选经费而无法专心于立法工作。罗杰斯曾经嘲讽说：“政治的代价太昂贵，必须花费大量经费才能参选。”
人们常谈论处理此一问题的两个主要方法，一个是改变募集竞选经费的规则。为停止疯狂的筹募经费，以公众利益为导向的游说团体，支持完全由政府资助的国会选举。另一项类似的变革，是由俄克拉荷马州的参议员布伦所倡导，则主张私人的适度捐赠和政府资助并行，不过却得视全般竞选开支的限制而定。此一主张的理由是如果完全由政府补助，将使政党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