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人群的生活方式-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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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庭到很远的地方去吃李国庭最喜欢吃的面条，去喝泰国茶。通过这次接待，二人的关系便非常密切了。李国庭回到北方以后，还惦着白娜，经常给她打电话，问她一个月挣多少钱。她说只挣8000港元。李国庭说太少了，便大骂她的老板，并让她自己搞个公司，“自己干，我帮助你！”
白娜以为说说而已，哪知道“烟王”一诺千金，很快就给她汇来10万美元。在李国庭的帮助下，她瞒着老板，自己在深圳成立了个大亨投资公司。李国庭指示其弟李国泉跟白娜做可可豆生意。白娜到马来西亚大使馆找到一些资料，从资料中选中马来西亚一家生产可可豆的公司，通过传真取得联系，签定了一份价值15万美元的合同。这笔生意做成功后，在李国庭的指示下，李国泉又与白娜做了一笔让她赚钱生意。第三次李国庭便亲自出马了，他在电话里通知白娜，说张家口烟厂需要一批BOPP透明纸，请她供货。还说这本来是让你们老板做的，现在我跟他们闹翻了，改由你来做。白娜从老板的公司拿了样品，给李国庭寄去，然后做成了这笔生意。做成这笔生意之后，白娜的翅膀硬了，便通知澳大利亚的老板，提出辞职，说要自己闯一闯。
白娜退出老板的公司后，李国庭又指示李国泉，把过去存在白娜原老板公司账上的220万港元，汇到了白娜的账上。白娜发达起来，她时刻忘不了自己的大恩人李国庭。她经常往北京跑，往张家口跑，有时还邀老李到深圳来。
他们的活动受到了冯季玲的严密监视。他们什么时候通过电话，白娜到北京后住在什么宾馆，他怎么去见她，她给他寄来贺卡了，等等，冯副厂长全部掌握。有一次李国庭跟白娜通电话，她就在旁边，虽然他们谈的是生意上的事，她心里也很不好受，因为当着她的面这么通电话，这么无所顾忌地交谈，本身对她就是一种打击。她感到他们急不可待地要在北京会面了。她终于忍不住了，在1996年的一个冬夜，她左右睡不着觉，就借此机会把白娜一事向李国庭全盘端出，当时她很理智、很冷静，完全是善意指出，没有任何责怪的意思。但是她的一切努力都没有起到作用，李国庭继续抓住白娜不放。白娜对他太重要了，有着深远的意义，绝非冯季玲所想象的那么浅、那么俗。
他的计划在一步一步地实现着。但是白娜不明白他的这个计划。他就是让她不明白。只有在她不明白的前提下，这个计划才能实现。白娜跟李国庭共做了BOPP透明纸、太阳纸烟盒和钻石纸烟盒3笔生意，这3笔生意的货款共465万元，李国庭却迟迟不给她汇过来。李国庭在作一篇大文章。他之所以看中白娜，肯于帮助她，主要是看中了白娜的人品和素质。他认为只有这样的人，才不会轻易地背叛他。白娜对他是一个大有用处的人。因为白娜是境外商人，向她这里转移资金比较安全。他先以恩惠把白娜笼络住，然后再向她这里转移资金。李国庭之所以迟迟不归还白娜的货款，一会儿说烟厂资金紧张，一会儿又说把发票丢了，时间一再拖延下去，是想给白娜造成一些经济上的困难。白娜实在是支撑不住了，但又不好意思要货款，就说公司资金周转不开了，太紧张了，老李你能给我想点办法吗？李国庭说好吧，我从朋友那里给你拆借一些钱吧！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他把自己索贿受贿的钱一笔一笔地转移到白娜的账上去了，让她当周转金使用。既然是我帮你拆借来的钱，就不能从我这里寄给你，所以那些钱没有一笔是以李国庭的名义汇过来的，全是走的其他公司的账号，用的是其他公司的名义。
阎满常以昌平糖烟酒公司名义汇去100万元，贺银以延庆糖烟酒公司名义汇去260万元，王卫国以石家庄市糖烟酒公司名义汇去108万元，再加上李国泉转移过去的200万元（港元折成人民币数），共668万元。当这些款到位之后，李国庭又通过天津锦华公司向白娜一次归还了上述那3笔生意的456万元货款，虽然还差9万元，白娜也不要了，因为拖欠的时间太长了，一下子归还这么多，已经很满足，况且李国庭还有668万元在自己的账上存着呢。
她不知道这是李国庭索贿受贿的钱，真以为是李国庭为帮她而向朋友拆借来的呢，现在他犯了事儿，赶快把这笔款交出来吧，没准还能帮他减轻点儿罪过呢，她就把668万元如数交给了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当专案组把这668万元的问题摆在李国庭面前的时候，他无话可说了，承认了，虽然其中有的款项认定受贿还得经过严格的法律推敲。专案组的这一仗打得太漂亮了。 灵魂的较量2001年，当新世纪的曙光照耀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的专案破案人经过长达3年的拉锯战，都感到有些精疲力尽了。但是他们还是充分沐浴和享受在新世纪那灿烂而温暖的阳光里，只是心境不同罢了。
“烟王”的路已经走到尽头了吗？我们可以算一算账，他的钱已经不少了，已经够那个的了。再加上此后的几次突破，最后定案的金额为2700万元，其中贪污449。5万元，受贿433万元，外加47万美元，挪用公款500万元，滥用职权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900万元。这个数字已经足够了，也就是说，按照党纪国法可以给李国庭任何处置了。当然以后还有极大的可能使数字继续增加，因为目前冯季玲和他的弟弟李国泉都在逃，许多证据取不到，而李国庭又是不见证据不开口的，所以只能到2700万元打住了。
冯季玲涉嫌贪污2981万元也打住。阎满常非法获利1。5亿元也打住。
4。6亿元的案值是根据张家口卷烟厂超计划生产销售卷烟31。5万箱算出来的，除了上述犯罪金额，余下均视为违纪金额。当然，今后随着在逃人员的到案，犯罪金额还会继续增大，违纪金额就相应减少。这是一对变数。但4。6亿元是固定的。您看，这么大的数字计算推导起来也很容易，首尾相结，严丝合缝，说得一清二楚。
可惜人不是数字，人是灵魂，肉体加灵魂。跟李国庭在数字上的较量可以打住了，但灵魂上的较量还没有结束，而且更加激烈了。
他没有认输。虽然他的“潇洒、糊涂”和外围的势力关系没有能阻止强大专案组的数字推进，这个数字足可以把他做的那个被枪毙的梦变成现实，即“砰”地一声消灭了他的肉体，但是他的灵魂还是那么的强大，那么的有理，那么的雄辩，那么的盛气凌人。
尽管他口头上一再表示：“我认罪伏法。”但那仅仅是一种策略，希望能给领导一个好的态度，免他一死，继续活着。李国庭很会掌握分寸，在“认罪伏法”的大前提下，大讲过去的为人之道和对工厂的贡献。专案组给了他这个机会。办案后期都要总结经验教训，深挖思想根源嘛！
犯罪之前的李国庭是很有人格的，他聪明，敬业，从一开始就是个当“烟王”的苗子。“恒大”香烟过去是非常知名的，“那是我弄出来的。”他说。他是一个优秀的技术员，他还有敢想、敢说、敢干的好品质。但没有赶上好时候，他被打成了右派。他到车间里劳动去了，什么脏活累活全干。那时候的人都很廉洁，不敢拿工厂的一片烟叶半把烟丝。为了避嫌，想抽烟就到工厂对门的小铺去买，而且必须买外地品牌的烟，不敢买本厂生产的烟，虽然本厂的烟要便宜许多。一个技师勇气一来，把4条本厂生产的低档“官厅”香烟带回家，第二天却丧失了勇气，害怕得要死，趁人不备，爬上工厂的水塔，然后纵身一跃，跳下去了。以后人们的勇气越来越大，工厂里的什么东西也敢往家里拿。李国庭当厂长后，把这种现象制止住了。他说你们这是害自己。他建厂房，买机器，发展生产，搞活营销。随着工厂的发展壮大，他同步提高职工的工资奖金和福利待遇，每人每月发给6条自己工厂生产的香烟，也就是你自己亲手生产出来的香烟，而且是最好的极品烟“迎宾”、“大境门”，抽不了，你就送给亲朋好友，算是广告宣传，多么精明，多么富有人情味啊！
这是反思吗？这不是在为自己表功吗？每当这个时候，专案组的人员都要提示他一下，别忘了挖思想根源，你是怎么走上犯罪道路的？他就赶紧说，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中资本主义的毒太深了。接着他还是说他的功劳，他实在是忘不了那些功劳和辉煌，他曾经是那样的痴迷而投入，难道是因为痴迷和投入才犯罪的吗？他有点搞不清楚自己了。他暂时迷失了现在的自己，过去的自己便更加清晰地突现出来。
焦世谦在冷静地研究着这个人。现在他有时间和精力从另一个角度研究“烟王”了。斗智斗勇已经过去，现在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他要以自己没有犯罪的人格和心灵，去较量那个已经犯了罪，但从前却是很优秀的人的人格和心灵。
焦世谦是一个很拧的人。为什么非得较量这个呢？你已经胜利了。但他觉得，非得在灵魂上也战胜“烟王”，那才算彻底的胜利。如果不能在灵魂上战胜他，那将意味着，自己要是摊上事，与他处在同样的情况下，也是会犯罪的。谁能挂着无事的牌？李国庭不回家过夜，并非完全为了冯季玲，他“爱美人更
爱江山”，他的江山就是张家口烟厂，坐稳了这个江山，他就在政治上站住了脚跟，叱咤风云，人大代表……一分精神，一分事业，马虎不得，懈怠不得。每当他走进机声隆隆的车间，他的心就陶醉了。他站在传送带前，看着那么多美丽的女工甩动纤纤细手，把香喷喷的三种不同烟叶撒在传送带上。以这三种烟叶为主，按不同比例搭配，制造出各种档次的混合型香烟和烤烟。他已经给它们制造出各种不同的味道，安上了“迎宾”、“大境门”、“山海关”、“北戴河”等各种美好的品牌，然后指挥这支魅力无穷的队伍去占领市场，他就是这支队伍的“王”。但是他仍然觉得他很不自由，他很头疼。他说，社会主义企业必须小步慢跑，资本主义国家却不必这样，可以大步快跑。因为他们的企业是个人的，抓住机遇，一年我可以赚它几百个亿，来个大步跨越，明年没有机遇赚少了或者不赚或者赔了，退步了，下降了，也没有什么关系，不会有谁来找你的麻烦，追究你的责任。可是在我们的国有企业就不行，今年发展了，明年还要发展，要递增上去，只要上去就不能下来。所以张家口烟厂连续8年均衡发展，每年上缴利税6个亿，是有奥妙的。这期间我有抓住机遇大发展的时候，也有不发展的时候，但对外显示不出来。我把大发展赚的钱都买成了烟叶，厂里每年都储存有10几个亿的烟叶，这就是调节器。
“中国烟王”的命运沉浮第三章（13）
他说，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发展了，人们解放思想，按经济规律办事，认为自己贡献大，可以多拿一些，结果犯了罪。比如，张家口烟厂从来不买香料厂的香料，而是买化工原料自己配，这个主意是我出的。别的厂一箱烟买香料需400多元，而我们配香料只要70元就够了。这提高了多么大的经济效益，可我一点好处也得不到。去美国买机械设备，是二手货，但也不太落后，适合我们使用，但他价儿要得太高，还不供给配件。我当时就火了，甩掉翻译，直接用英语指出那些设备的许多毛病，说必须大幅度压价，并且供给配件，否则我们就不买，你这些过时的设备就成了一堆废铜烂铁！对方见我确实是个内行，便以合理的价格，并供给配件，出售了这批机械设备。我个人仍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如果是给资本家干，买卖成交，我可以提成10％，这叫“口袋里的钱”，是不犯法的。我为烟厂、为国家做出这么大贡献，可是退休以后将一无所有。1992年，我已经66岁了，香港有人请我帮助管理企业，年薪10万港元，我没有答应，心里放不下张家口烟厂，领导也需要我继续当厂长。但是心里开始不平衡，便按资本主义的方式自己给自己解决“口袋里的钱”的问题。我到北京大饭店，给我倒酒的小姐每月开四五千元的工资，而我每月只有1800元。不合理啊！
他继续说，我觉得，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应该有一部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用来规范厂长经理的行为，比如可以实行年薪制，根据他们的贡献，让他们多拿到一些钱，名正言顺地解决“口袋里的钱”的问题。据说现在已经着手这么办了，但我成了牺牲品。
听了“烟王”的这些叙述，焦世谦感到此人确实能干，最后走向犯罪很令人惋惜。他的犯罪是有理论指导的，“势”已形成，马到跌时收缰难。但他比那些把工厂搞垮，不顾工人死活，自己却大发其财的厂长不知要好上多少倍。焦常委很佩服犯罪之前的李国庭，他与众不同，干出了一番事业。
他又想到了罪与罚。但也只是想想而已。他实在无力承担或解决这个课题。他只能拐过弯儿来这么想：如果自己处在李国庭的位置上会怎么样呢？也会干得很出色吗？也会去拿“口袋里的钱”吗？
这将无法验证。他只能判断，用他当“知青”时的经历当坐标。那时候他在乡下苦干，很苦，但他有力气，也就不觉得有多么苦，反而体会到劳动的快乐。他很投入地劳动着，也像“烟王”进入车间那么陶醉吧，达到了不会权衡利弊的程度。所有“知青”都盼着回城，他却觉得回不回都一样。他除了在生产队干活，收了工还给社员干活，挑水，脱坯，家家的水缸朝哪边放，能盛几筲水他都知道。社员们都很喜欢他。过中秋节家家互相赠送用白面蒸的大月饼，焦世谦自己不会蒸，不能给别人送，但是家家给他送。他故意躲出去三天，想不接受这些礼物，他知道那个年代白面是非常金贵的。�
